著名经济学者张五常,继1967年发表轰动一时、影响巨大的《佃农理论》之后,2008年写成《中国的经济制度》(繁体字版),原本是为其好友罗纳德·科斯举行的芝加哥大学会议撰写的开场致辞,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本书成为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成为他正规学术论著中的“封刀”之作。此次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与其繁体版相比,在正文前增收了两篇文章。本文选编自该书,有删节。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著
　　中信出版社2009.10
　　定价:25.00元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我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1979年,我发表第一篇中文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文革”期间,孙先生因为说了这句话,坐牢7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1982,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本。
　　1983年11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1500篇中文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1/3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80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1982年5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倒会这样说。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2006年8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1985)与《再论中国》(1986)。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2000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