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是我国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本文就其讽刺艺术谈谈个人看法。
　　关健词：《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是我国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选本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风俗如此，是环境的产物。正是由于吴敬梓的讽刺是“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不是针对某个个人，作者对于具体的讽刺对象饱含着怜悯，使人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制造这一罪恶事实的社会制度的憎恶。作品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一方面写他的迂腐残忍，一方面却又写他在女儿死后内心的凄惨痛苦。作者通过王玉辉内心矛盾的深刻描写，揭示了人性和礼教的冲突，揭露了礼教的杀人。批判的矛头，就不单指向王玉辉，更重要的是指向整个封建礼教，封建道德。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范进在中举之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对他虽然有讥刺，但怜悯的成份多。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饱含热泪在抒写这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进中了举，做了官，变得虚伪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那嘲讽是辛辣的，讥刺是冷峻而严厉的；像描写范进在汤知县家里吃大虾仁丸子就是这样。再比如，关于匡超人的描写也是有层次而富于变化的。作者随着匡超人堕落的过程，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疾言厉色。
　　吴敬梓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手法，使他的讽刺能够达到既饱含情感，又超脱幽默那样一种境界。作者在作品中往往并不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把要讽刺的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或明或暗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如严监生是怎么死的，作品中没有正式交待。但是从他临死时为了两根灯草而不肯咽气，可见他生性吝啬到什幺程度。如果我们联想到在这之前，这个胆小怕事，心性懦弱而拥有很多财产的守财奴，为了扶正他的妾被逼化了四五千银子，又不得不大封大封地拿银子送给二位舅爷；又为了笼络严贡生，为他的官司贴了不少银子。在这之后，他得了心口疼的病，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就可以知道严监生之死，实在死于面临强横的亲戚觊觎侵夺财产的形势，死于他怕花钱而又不得不化钱的精神折磨之中。而最后为了多点一盏灯不肯咽气的描写，则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地勾画出这个吝啬鬼渺小的灵魂，并把严监生得病致死的原因和过程贯穿起来。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手法除了上面讲到的总体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技巧，比如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严贡生正在对范进，张静斋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跑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嘘自己的文章选得好，名气大，说：“现在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当即笑着对他说：“先生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另一个办法是前后对照法。比如写范进中举前胡屠户、乡邻对他的态度，中举后胡屠户态度上的变化；周进在薛家集教馆时，村上人如何对待他，梅玖对他如何轻蔑凌辱，而周进中举后，薛家集上人态度的转变，梅玖如何前倨后恭，在对照比较中揭示了人情的冷暖和社会的丑态
　　《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发疯，范进母亲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到虚假，而是有现实生活为依据，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在夸张中也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这两个不同年龄、教养、经历的人在同一事件上的夸张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洞幽烛微，反映出作者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作者介绍：庄平，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