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创新、需要探索时，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是认识的误区。
　　我们经常出现的认识误区是高估政府的作用，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划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关领域，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划的重点开发高新技术，扩大生产能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即使民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也要由政府施加严格的管理，把他们纳入国家计划和政府规模之中。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市场体制的形成，同时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保证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的确显示了很大的能量。在二战后的亚洲，这种“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模式（韩国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被有些经济学家叫做“亚太模式”。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采取这种模式是战后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高速成长的关键因素，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MITI）在战后的机械工业振兴运动、电子工业振兴运动、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等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被看成“亚太模式”的范例。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使日本产业界后来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上吃了大败仗。我们不妨将这两个突出的事例加以对比：
　　1976-1979年度，为了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政府预算也投入大量补助。由于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力，1980年日本比美国早半年研制出64K存储器，后来又比美国早两年研制成功256K存储器（DRAM）已经占领了70%的世界市场，到1 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5%，高于美国的44.0%；DRAM的世界市场占有份额高达90%，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在取得半导体产业霸主地位以后，日本继续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一套做法，按照通产省和国家广播公司（NHK）规定的技术路线在模拟式基础上开发高清晰度电视（HDTV）。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人仍以千军万马各显神通的方式进行视听技术的研究。1991年，一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联邦通讯员委会提交了开发数字式HDTV的计划。接着，另一家美国公司又在1993年开发出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使得在单个频道中传输多达10套电视节目。这样一来，美国一举超越了日本的领先地位，使后者在模拟式HDTV方面整整20年的投资毁于一旦。1996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数字式HDTV标准，并且规定了到2006年全部电视实现数字化的时间表。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电视与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网结合在一起，形成集成化的宽频带网络体系。由此形成了美国对包罗万象的多媒体产业不容挑战的霸主地位。
　　那么，为什么通产省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对产业发展进行的“行政指导”形成了如此不同的结果呢？据我看，原因是在过去的“赶超”时期，先进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发挥了民间力量所不及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故而成功的把握大，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的时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反应能力、动作效率则肯定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直接组织、管理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又必然压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这就导致了上世纪9n年代与美国争夺信息产业霸权的竞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