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日常表达中，若要形容两种事物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界线，用“鸿沟”一词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但若真要往回追溯，这个时时刻刻经常出现在交流中的词汇，不仅有着明确的地理意涵，还曾“掺和”进昔日楚汉争霸的烟云中。时至今日，地图上、书本中、学海里，“鸿沟”都能有迹可循，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提起鸿沟，许多人脑海中映出的是昔日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相持不下，隔沟而治、两分天下的恢弘图景。然而，真要论起来，“鸿沟”的年岁怕是要长上许多。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鸿沟”便跻入了中原的版图。
　　鸿沟的确是河，也非河。据研究，它的出现和战国时期的魏国第三位君主——魏惠王有莫大的关系。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迁都，愣是把国都从原来的安邑（山西南部）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至于为什么这么干，魏惠王没留下只言片语，人们也是众说纷纭。唯一能确定的是，迁都之后，魏国的日子并不是太好过。东边的齐国、楚国实力不凡，西边的秦国更似刚睡醒的猛虎，时时刻刻念着东出争霸。群雄环伺，为了不沦为诸强的“盘中餐”，魏国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原地区，铆足了劲想要发展国力。
　　只是，魏国的运气差了一点，发展生产的条件确实有限。新都城大梁地处平原，虽然城北有济水，但水源相当有限，灌溉的能力也不乐观。既然先天条件不够，那只能靠后天的努力。没有河流，那咱就自己挖一条河出来——
　　“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水经注》引《竹书纪年》）
　　就这样，魏惠王一声令下，一条名为“大沟”的人工运河自此现世，也就是后人熟知的“鸿沟”的前身。到了魏襄王時期，便有了“鸿沟”的说法。事实上，鸿沟的修建经历了几个阶段，几番修整才最终成型。鸿沟以黄河为水源，呈西北-东南流向，包括涡水、涣水、睢水、汳水等分支。整体上引黄河水南下，经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将水引至都城大梁，后又向东延伸，经过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汇入淮水的支流颍水。
　　肆意地穿梭于河、淮流域之间，鸿沟带来的红利也是肉眼可见的。水路通畅，自然交通无阻，点缀在诸河间，鸿沟妥妥地化身为极佳的航运枢纽——北通河、济，南临淮水，向南直达长江、太湖、东海和钱塘江，向东可至齐都临淄，还可通过濮水入卫，就连《史记》也直陈其“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史载，公元前312年，越国曾向魏国赠送一份厚礼，包括300只船、500万支箭以及犀牛角、象齿等珍贵礼物。而这场赠礼，正得益于江淮和中原之间便利的水运条件。改善交通的同时，鸿沟还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灌溉大任，大大促进了魏国的农业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原本民情有别、风俗各异的南北方也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有了难得的交流机会。许多北方的文化风俗悄然走进南方民众的生活。被鸿沟水系哺育滋润的中原地区，也在航运的加持下日渐富饶，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据估计，这条兴建于战国时期的人工运河，与其他运河一起，为中国带来了绵延四百余年的财富。
　　令人唏嘘的是，鸿沟的加持并没有如料想般为魏国带来绵长的国祚，反而提前给魏国热好了盒饭。
　　公元前228年，强势东出的大秦势如破竹，兵指魏国，一计黄河淹城，很快便让大梁不攻自破，使得魏国沉寂于历史的车轮下。作为“遗产”的鸿沟，却在大秦的操作下，焕发出新的可能。
　　秦国，很早便盯上了“鸿沟”航运带来的香饽饽。在由鸿沟连接起的水运交通网中，坐落着一个城市——荥阳，它是鸿沟最初的起始点，关联着多条河道，从此出发，沿着黄河、济水以及鸿沟的诸渠而下，便能到达山东各个地区。公元前249年，秦将蒙骜伐韩，先后取成皋、荥阳，秦国随后在荥阳东北的敖山上建立粮仓，用于屯兵和储粮，得名“敖仓”。秦灭六国、实现一统后，敖仓成为河、渭漕运间的中转粮仓，鸿沟水系所运输的中原漕粮全部集中于此，经过“停米易舟”，再西运至关中，后来敖仓则成为关东最大的粮仓，储粮甚丰。
　　毗邻鸿沟，享航运之便；依傍敖仓，据天下之粮。多重光环下，荥阳也成为秦时的军事重镇，更成为后来楚汉之争中的“必争之地”。明人汤珍曾作诗一首——
　　“噫嘻广平古战场，据敖仓而倚荥阳。负山阻塞扼险要，楚汉相持壁垒当。”
　　此诗勾勒的，正是刘邦项羽在荥阳兵戎相见、奋力鏖战的情景。也正是如此一场楚汉争霸，让鸿沟有了真正“名垂青史”的机会。
　　昔日楚汉相争，汉军接连失去敖仓、甬道，屡战屡败之下，刘邦渐失信心，试图放弃荥阳、成皋，退守巩、洛。想归想，却未能如愿。谋士郦食其第一个站出来唱反调，理由也简单，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敖仓太过重要，绝对不可以放弃。在他看来，楚军虽然夺去敖仓，却是取而不守，这简直是老天在成全。
　　大汉，正是收复荥阳，重据敖仓的最好时机。败仗虽多，好在刘邦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听进去了这番劝说，一番筹谋之下，“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这下原本极为不利的形势便发生了逆转。一方面，刘邦把持着敖仓，有吃不完的军粮，还从关中得到兵员补充，再加上萧何“转漕关中”的保障，根本不惧项羽的围困，甚至从被动转为主动，另一方面，楚军未能夺回粮仓不说，粮道还被彭越阻断，韩信还时不时再来火上浇把油，胜利在望的前景荡然无存，更丧失了两军对峙的优势。正是在此时，刘邦试图再度与项羽“讲和”，希望楚霸王放回自己的父亲和妻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纵使再不愿，项羽也只能认栽，破天荒地让步，答应了刘邦的条件——
　　“项王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楚，鸿沟而东者为楚。”
　　公元前203年，缠斗多年的刘邦、项羽正式讲和。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两分天下，各自为治。自此，原本一心载船运粮的“鸿沟”（此时也被称为“狼汤渠”），因着卓越的经济贡献，逢着一场机缘，在狼烟四起的乱世化身为两分天下的界线，作为明确的政治疆界，化身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符号。 　　亦是此时，“鸿沟”的意义中，被添上了一笔——两物之界线，不可逾越。不过，真正想着“划鸿沟而治”，承认两者之“界线”的，或许只有楚霸王。就在项羽领兵而东去的途中，刘邦在张良、陈平的建议下单方面“撕毁”条约，大力追击楚军，其后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建汉，是为后话。
　　严格来算，“鸿沟”不算长寿。
　　西汉末年，黄河大肆泛滥，甚至平均20年就会发生一次决溢。由此，开封东南的广大地区饱受水淹之苦，鸿沟也因大量河水的浸灌而淤塞。眼见苍生遭难，“鸿沟”受害，人们没有坐以待毙。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臣僚王景奉命治水，对鸿沟的支流汴渠进行疏浚。整整一年缠斗，数万人力投入，百亿钱财消耗，终于换回汴渠正常通航。可惜的是，鸿沟水系中的其他河流或断流，或因淤塞与鸿沟分离，或再不见记载，完整的“鸿沟”就此与世人告别。
　　某种意义上说，“鸿沟”又从未离人们远去。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开通，鸿沟水系得到再一次整理，唐开元十年（公元727年），玄宗在河南郑州开河口、设置水闸，以此通淮、泗。北宋建立后，汴河一直被作为主要的漕运干线，被时常修整完善，年运六百万石粮食，作为“建国之本”被统治者置于心头。
　　“鸿沟”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更多的地方。当今的河南省西华县，在隋以前的名字，叫作“鸿沟县”。河南荥阳的广武涧、淮阳县以东的蔡河、老蔡河都满载着“鸿沟”的痕迹，流淌于今时今日。
　　“鸿沟”的生命，还在其他地方得到焕新与延续。翻开成语词典，我们还能找到“判若鸿沟”的词条，小朋友们还会学习，什么叫做“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今穿梭间，“鸿沟”不再是硬邦邦的界线划分，反而创造着我们与世界的对话的可能与途径。1983年，美国哲学家莱文在论文中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外在的科学视角与内在的经验视角之间存在一条无法弥补的沟壑。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阐释了一种现象，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存在差距。在我们的话语里，前一种现象，叫作“解释鸿沟”，后一种差距，意为“数字鸿沟”。
　　或许在未来，“鸿沟”还会有新的打开方式，新的内涵意指。
　　从机缘巧合的运河到四通八达的航运体系再到严肃的符号象征，“鸿沟”穿越着時光，完成着一场又一场奇妙的旅行。陪伴着它的，是历史，是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包容与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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