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回春，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地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顽固的阴历新年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没有萝卜粿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粿”（蘿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粿’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的说。“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周妈点的。”“是谁买的？”我质问。“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地感觉到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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