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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上海、深圳等地，外来大中专毕业生在企业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们有知识、有理想，但现实生活与他们的理想相差很大，一系列社会问题、个人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如何解决？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沿海、沿江城市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比例越来越高，大中专毕业生占发达城市外来就业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制造业虽然大但不强，其根本原因科学技术水平跟不上，更缺乏具有精湛技术的工人。精湛技术的工人来源于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工人，所以中国工业要做大、做强，必须依靠有高级技能的劳动者，必须把80后中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发展好、利用好，发展好、利用好的前提是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目前企业里80后外来员工的生活、发展状况如何呢？
一、流动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社会问题严重
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了悲惨的十三连跳，跳楼的员工都集中在20岁左右，都是即将毕业或最近几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或毕业生，按学历层次，可以算的上中等层次，才刚刚踏入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心态呢？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呢？为什么发生在深圳？经研究，笔者发现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单调乏味，缺乏关心，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升职渺茫，以后的购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笔者将这些到外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定义为“漂一簇”，主要是指农村户口和乡镇户口中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工作地与户口、住宅不一致，其工作地在发达城市，户口归属出生地，他们不完全融于当地，也不再属于户口所在地（原籍），在工作地与户口所在地之间来回漂浮不定。“漂一簇”主要群体是中专、高职大专毕业生也有少部分本科生，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其他城市也有，但表现最明显的属于三地。他们与农民工有很大区别：在社会保障上，进城的农民工身后有依靠，农田、土地是他们的退路（他们的根在农村）。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它们富有创新的意识，不甘于现状。“漂一簇”现实的状况是，进，进不了工作所在地，退，退不回其原籍（农村）。他们既不像农民工一样身后有依靠，也不像本地工人能够享受到本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不得不让人深思。
二、“漂一簇”人数众多
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其中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1]。“漂一簇”出现最多的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对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西部监测结果看，北京、上海、深圳、太原、成都流动人口五市有2330万流动人口，其中20岁—34岁547万左右，占流动人口的23.5%[2]。在北京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商业、服务业、文化艺术产业，在上海、深圳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工业、商业、服务业，“北漂”与上海、深圳的“漂一簇”有一定区别，“北漂”主要是在北京寻求机会者较多，在工业企业里较少，而在在上海、深圳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
三、“漂一簇”突出的社会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对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242名毕业生进行回访和问卷，本次调查的毕业生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两地制造型企业和服务业，通过问卷基本了解了他们目前收入、支出状况、生活状况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员工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收入少
按企业要求新进的毕业生从基层做起，以“储备干部”的身份招进去，往往储备时间较长，许多毕业生基本充当了劳动力的角色，在制造型企业从流水线做起，在酒店类从基层服务员做起，在超市类企业从促销员、仓库管理员等做起。按照企业类型统计得出：一类在生产制造型企业，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日平均在10个小时以上，月平均在25天以上，流水线上工作内容单调，简单重复劳动。刚入职的员工报酬主要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提成的方式是一般按件计算，基本工资在1200元左右，月收入2000元左右。另一类是商业、社会服务型，与制造型企业相比，灵活度大一点，劳动强度小一点，但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较大，报酬不稳定且偏低，基本工资在1200元左右，月收入1500元左右。
（二）企业员工流动性大
从统计中得到毕业生毕业后一年中就业单位流动率达1.8倍，也就是说在毕业生在毕业后一年中人均换过1.8个就业单位。主要由于企业容易从社会吸收新的廉价劳动力，对员工的培养意识比较淡薄，不重视员工的需求和发展，把员工当做一般劳动力来使用。员工离职率高主要因是一部分由于员工对工作环境、收入及个人发展不满意而自动离职，一部分员工是因为企业不满足员工表现，公司将其辞退。而企业把员工离职的责任往往归咎于学生不能吃苦，就业心态不端正等问题，很少审视企业自身的因素。
（三）购房愿望强烈，实现希望渺茫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安居才能定业，加上中国房价不断地上升，中国人对住房需求不断地扩张，许多年轻人结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拥有新房，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大学生对住房需求的调查公布，57.6%的大学生打算大学毕业5年内买房，也就是说购房是摆在“漂一簇”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却有限，笔者根据本次回访中统计获得，近三年两校大专毕业生在上海、深圳月收入平均2783元，在实习阶段平均在1872元，而员工基本生活费700元左右，房租300元，电话、交通费等300元，每人每月人均总支出1300元，近三年毕业生每月每人平均结余1482元。而上海市商品房均价在2万元每平米、深圳市商品房均价也在1.8万以上，面对如此高的房价，毕业生的购房梦何时能够实现？
（四）业余生活单调乏味
由于工作时间长，体育、文化、休闲娱乐机会就相对少了，员工下班后基本就是回宿舍休息。在宿舍里除了看电视、上网就是在睡觉。本次统计中有70%的毕业生住在公寓里，13%的住在单位宿舍，17%的毕业生自己租房。在集体宿舍5、6个人一个房间，空间狭小，人际交往少。更有甚者，“企业实行分隔化、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间在生产之外的生活关系和社会关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独、无助只剩下冷漠”。“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工人作为人的全面需求，而是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时间里再生产出工人的体力，以满足工厂生产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工人的正常空间、个人自由与社会生活的丧失。员工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新鲜感、成就感、主动感”[3]。而80后很多又是独生子女，在如此强度的劳动状况下，如此单调的生活状况下，很多人对工作失去了耐心和信心。
（五）社会关怀少
很多员工背井离乡，家人又不在身边，对他们关怀较少。工业企业只注重产量和质量，商业或服务业企业主要看中个人业绩，企业对员工个人关怀少。工会发挥作用小，公司组织活动少。政府关怀缺位，开发区地处偏远地带，离经济文化中心远，商业规模发展滞后，配套设施跟不上，他们业余生活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也造成了员工一定的寂寞和失落。
（六）80后员工子女教育问题
80后现在已经达到婚育年龄，子女教育处于幼儿教育阶段。因为学前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所以幼儿教育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公立幼儿园资源相对不足，外来人口中很少能够进入当地公立幼儿园，只能把小孩送到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分两种，一种条件优越但价格昂贵，一种游儿园价格比较低但条件简陋。由于收入低、社会资源少，只能把子女送到私立幼儿园。有的私立幼儿园只有教学场所，没有活动场所，很多因条件太简陋没而申请不到办学资质。但幼儿教育需求特别大，政府对他们监管的比较少，所以那些没有资质的私立幼儿园半封闭、半公开化经营。
四、关于解决“漂一簇”社会问题的思考
目前有关“漂一簇”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企业的责任，员工个人也应积极转变观念，把自己人生定好位。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我们新一代工人发展好、利用好，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建议政府部门将外来人员也纳入廉租房体系
外来务工人员也给当地经济做贡献，应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政府应该给服务期满一定年限的员工提供廉租房待遇。同时80后逐渐达到婚育年龄，每个人都需要私人空间，对住房的要求也应提高，而集体公寓满足不了他们需求，所以政府应该对于有一定学历、一定技术水平的外来员工提供基本的家庭住房条件。如果连最基本的住房条件都没有，如何把员工留住，如何培养高级技术工人？
（二）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中
政府提高企业基础教育费用的收取，企业也应主动承担与自身规模相称的教育费用。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源参与提供合格的幼儿教育资源、小学教育资源。让外来员工子女享受到平等的基础教育，对员工也是一种人性化关怀。
（三）改变现有住房贷款政策，督促企业扩大公积金比例
据统计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有50.9%来自河北、河南和山东；上海市的流动人口中有52%来自安徽和江苏；深圳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占33.8%，14.8%来自湖南[4]。也就是说外来人口大部分分布在经济中心周围，建立经济（下转第31页）（上接第27页）发达地区与周边非发达地区住房公基金互存互贷制度，特别应该提倡员工在发达地区缴纳公积金后可以获得在周边非发达地区买房的住房贷款，这样不仅满足了外来务工人员购房需求，也可以促进了本市人口向外正常地流动。同时未交纳工积金的企业应积极地为员工办理工积金，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
（四）政府加强对企业监管
加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监管的职责。调整劳资在分配体制中的作用，监督企业对外来人员的社会保险上交的状况，政府需要更多地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去审视企业，而不是政府本位思想，以财政收入、带动多少个GDP的态度来看企业。不是包庇、纵容企业不合法的用工，而是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的用工机制。同时建议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现有基础上不再扩张工业企业（主要指制造型企业）规模，特别是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张。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应该往内地交通方便、人力资源充足的城市转移，一方面解决大城市城市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小城市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小城市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五）企业不能把员工简单当做劳动力来使用，需要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建立复合员工身心发展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强度。关心员工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多组织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给他们提供更高的平台。
（六）员工个人应做好职业规划，把自己定好位
在一线城市工作，主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态度去工作，获得了一定知识技能和收入后往二、三线城市企业转移。同时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往内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也减少，技工人员也应往内地转移。同时“漂一簇”应根据个人情况选择购房的地点，综合考虑离价格、个人发展与城市发展是否相符、是否能照顾老人等因素，再选择合适时机购房。
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改善，加强企业监管，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使新一代工人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信心，这样80后高职大中专毕业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参考文献
[1][2][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M].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3]大陆及港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共同编制.“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R].网易科技网站(www.tech.163.com).
作者简介：朱文杰（1981—），安徽霍邱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沿海、沿江城市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比例越来越高，大中专毕业生占发达城市外来就业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制造业虽然大但不强，其根本原因科学技术水平跟不上，更缺乏具有精湛技术的工人。精湛技术的工人来源于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工人，所以中国工业要做大、做强，必须依靠有高级技能的劳动者，必须把80后中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发展好、利用好，发展好、利用好的前提是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目前企业里80后外来员工的生活、发展状况如何呢？
一、流动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社会问题严重
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了悲惨的十三连跳，跳楼的员工都集中在20岁左右，都是即将毕业或最近几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或毕业生，按学历层次，可以算的上中等层次，才刚刚踏入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心态呢？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呢？为什么发生在深圳？经研究，笔者发现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单调乏味，缺乏关心，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升职渺茫，以后的购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笔者将这些到外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定义为“漂一簇”，主要是指农村户口和乡镇户口中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工作地与户口、住宅不一致，其工作地在发达城市，户口归属出生地，他们不完全融于当地，也不再属于户口所在地（原籍），在工作地与户口所在地之间来回漂浮不定。“漂一簇”主要群体是中专、高职大专毕业生也有少部分本科生，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其他城市也有，但表现最明显的属于三地。他们与农民工有很大区别：在社会保障上，进城的农民工身后有依靠，农田、土地是他们的退路（他们的根在农村）。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它们富有创新的意识，不甘于现状。“漂一簇”现实的状况是，进，进不了工作所在地，退，退不回其原籍（农村）。他们既不像农民工一样身后有依靠，也不像本地工人能够享受到本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不得不让人深思。
二、“漂一簇”人数众多
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其中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1]。“漂一簇”出现最多的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对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西部监测结果看，北京、上海、深圳、太原、成都流动人口五市有2330万流动人口，其中20岁—34岁547万左右，占流动人口的23.5%[2]。在北京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商业、服务业、文化艺术产业，在上海、深圳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工业、商业、服务业，“北漂”与上海、深圳的“漂一簇”有一定区别，“北漂”主要是在北京寻求机会者较多，在工业企业里较少，而在在上海、深圳的“漂一簇”主要分布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
三、“漂一簇”突出的社会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对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242名毕业生进行回访和问卷，本次调查的毕业生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两地制造型企业和服务业，通过问卷基本了解了他们目前收入、支出状况、生活状况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员工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收入少
按企业要求新进的毕业生从基层做起，以“储备干部”的身份招进去，往往储备时间较长，许多毕业生基本充当了劳动力的角色，在制造型企业从流水线做起，在酒店类从基层服务员做起，在超市类企业从促销员、仓库管理员等做起。按照企业类型统计得出：一类在生产制造型企业，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日平均在10个小时以上，月平均在25天以上，流水线上工作内容单调，简单重复劳动。刚入职的员工报酬主要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提成的方式是一般按件计算，基本工资在1200元左右，月收入2000元左右。另一类是商业、社会服务型，与制造型企业相比，灵活度大一点，劳动强度小一点，但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较大，报酬不稳定且偏低，基本工资在1200元左右，月收入1500元左右。
（二）企业员工流动性大
从统计中得到毕业生毕业后一年中就业单位流动率达1.8倍，也就是说在毕业生在毕业后一年中人均换过1.8个就业单位。主要由于企业容易从社会吸收新的廉价劳动力，对员工的培养意识比较淡薄，不重视员工的需求和发展，把员工当做一般劳动力来使用。员工离职率高主要因是一部分由于员工对工作环境、收入及个人发展不满意而自动离职，一部分员工是因为企业不满足员工表现，公司将其辞退。而企业把员工离职的责任往往归咎于学生不能吃苦，就业心态不端正等问题，很少审视企业自身的因素。
（三）购房愿望强烈，实现希望渺茫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安居才能定业，加上中国房价不断地上升，中国人对住房需求不断地扩张，许多年轻人结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拥有新房，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大学生对住房需求的调查公布，57.6%的大学生打算大学毕业5年内买房，也就是说购房是摆在“漂一簇”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却有限，笔者根据本次回访中统计获得，近三年两校大专毕业生在上海、深圳月收入平均2783元，在实习阶段平均在1872元，而员工基本生活费700元左右，房租300元，电话、交通费等300元，每人每月人均总支出1300元，近三年毕业生每月每人平均结余1482元。而上海市商品房均价在2万元每平米、深圳市商品房均价也在1.8万以上，面对如此高的房价，毕业生的购房梦何时能够实现？
（四）业余生活单调乏味
由于工作时间长，体育、文化、休闲娱乐机会就相对少了，员工下班后基本就是回宿舍休息。在宿舍里除了看电视、上网就是在睡觉。本次统计中有70%的毕业生住在公寓里，13%的住在单位宿舍，17%的毕业生自己租房。在集体宿舍5、6个人一个房间，空间狭小，人际交往少。更有甚者，“企业实行分隔化、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间在生产之外的生活关系和社会关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独、无助只剩下冷漠”。“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工人作为人的全面需求，而是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时间里再生产出工人的体力，以满足工厂生产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工人的正常空间、个人自由与社会生活的丧失。员工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新鲜感、成就感、主动感”[3]。而80后很多又是独生子女，在如此强度的劳动状况下，如此单调的生活状况下，很多人对工作失去了耐心和信心。
（五）社会关怀少
很多员工背井离乡，家人又不在身边，对他们关怀较少。工业企业只注重产量和质量，商业或服务业企业主要看中个人业绩，企业对员工个人关怀少。工会发挥作用小，公司组织活动少。政府关怀缺位，开发区地处偏远地带，离经济文化中心远，商业规模发展滞后，配套设施跟不上，他们业余生活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也造成了员工一定的寂寞和失落。
（六）80后员工子女教育问题
80后现在已经达到婚育年龄，子女教育处于幼儿教育阶段。因为学前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所以幼儿教育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公立幼儿园资源相对不足，外来人口中很少能够进入当地公立幼儿园，只能把小孩送到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分两种，一种条件优越但价格昂贵，一种游儿园价格比较低但条件简陋。由于收入低、社会资源少，只能把子女送到私立幼儿园。有的私立幼儿园只有教学场所，没有活动场所，很多因条件太简陋没而申请不到办学资质。但幼儿教育需求特别大，政府对他们监管的比较少，所以那些没有资质的私立幼儿园半封闭、半公开化经营。
四、关于解决“漂一簇”社会问题的思考
目前有关“漂一簇”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企业的责任，员工个人也应积极转变观念，把自己人生定好位。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我们新一代工人发展好、利用好，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建议政府部门将外来人员也纳入廉租房体系
外来务工人员也给当地经济做贡献，应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政府应该给服务期满一定年限的员工提供廉租房待遇。同时80后逐渐达到婚育年龄，每个人都需要私人空间，对住房的要求也应提高，而集体公寓满足不了他们需求，所以政府应该对于有一定学历、一定技术水平的外来员工提供基本的家庭住房条件。如果连最基本的住房条件都没有，如何把员工留住，如何培养高级技术工人？
（二）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中
政府提高企业基础教育费用的收取，企业也应主动承担与自身规模相称的教育费用。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源参与提供合格的幼儿教育资源、小学教育资源。让外来员工子女享受到平等的基础教育，对员工也是一种人性化关怀。
（三）改变现有住房贷款政策，督促企业扩大公积金比例
据统计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有50.9%来自河北、河南和山东；上海市的流动人口中有52%来自安徽和江苏；深圳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占33.8%，14.8%来自湖南[4]。也就是说外来人口大部分分布在经济中心周围，建立经济（下转第31页）（上接第27页）发达地区与周边非发达地区住房公基金互存互贷制度，特别应该提倡员工在发达地区缴纳公积金后可以获得在周边非发达地区买房的住房贷款，这样不仅满足了外来务工人员购房需求，也可以促进了本市人口向外正常地流动。同时未交纳工积金的企业应积极地为员工办理工积金，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
（四）政府加强对企业监管
加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监管的职责。调整劳资在分配体制中的作用，监督企业对外来人员的社会保险上交的状况，政府需要更多地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去审视企业，而不是政府本位思想，以财政收入、带动多少个GDP的态度来看企业。不是包庇、纵容企业不合法的用工，而是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的用工机制。同时建议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现有基础上不再扩张工业企业（主要指制造型企业）规模，特别是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张。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应该往内地交通方便、人力资源充足的城市转移，一方面解决大城市城市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小城市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小城市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五）企业不能把员工简单当做劳动力来使用，需要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建立复合员工身心发展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强度。关心员工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多组织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给他们提供更高的平台。
（六）员工个人应做好职业规划，把自己定好位
在一线城市工作，主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态度去工作，获得了一定知识技能和收入后往二、三线城市企业转移。同时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往内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也减少，技工人员也应往内地转移。同时“漂一簇”应根据个人情况选择购房的地点，综合考虑离价格、个人发展与城市发展是否相符、是否能照顾老人等因素，再选择合适时机购房。
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改善，加强企业监管，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使新一代工人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信心，这样80后高职大中专毕业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参考文献
[1][2][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M].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3]大陆及港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共同编制.“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R].网易科技网站(www.tech.163.com).
作者简介：朱文杰（1981—），安徽霍邱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