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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由查建英采访、编选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不但迅速登上各大著名书店的排行榜，还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此后数年，三联书店又顺势推出了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和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等“同类”作品。这些具有“回望历史”性质的著作，既获得了不少好评，也引来了各种批评与争议。比如近年来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来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程光炜教授，就在文章中对《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参与访谈者，大多是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化研究领域的名人。他们长期住在欧美和香港，或有“海归”经历，“他们经过欧风美雨和知识洗礼，身份和眼光中无疑有欧美知识界的垄断权和高端想象，再加上国内名校硕士、博士生的热烈围堵，”使得他们的“历史反省”中有一种难以自控的“优越感”。他们的“‘当事人’身份中既有‘启蒙者’的成分，同样就会包含有‘文学想象’成分，这种‘文学想象’会把‘历史事实’充分地增大、扩展，从而增加神话和诗歌的因素。”{1}因此，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当事人的“历史回叙”中的想象成分，以免错以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考虑到人性的弱点——自我护短、自我升华等等，还有海登·怀特一再强调的“历史”本身的虚构或叙事成分，程光炜的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另外，正如“历史”中包含着“虚构因素”一样，小说等“虚构作品”中，也可能包含着“历史因素”。{2}我最近在阅读马拉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时，就一再想到查建英书中那诸多“文化名人”及其生活经历，还有现代以来的艺术实践乃至知识生成的一些重要机制。
不妨先来看看现代艺术的法则这一问题。虽然《未完成的肖像》并没有明确标明故事时间，但是透过小说的很多细节，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它所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艺术家：王树是画家，老那（孟北）是行为艺术家，方静是舞蹈演员，小Q是诗人，方静的女儿艾丽喜欢的陈无衣也是诗人，王树的儿子王约喜欢书法，也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这是一个多元的艺术群落。《未完成的肖像》以“我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回忆旧事”作为开头，这里的“我”这一“当事人”指的是王树，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小说的另一些章节，也适当地变换人称，从老那的视角来进行讲述。王树和老那的“历史回叙”，主要是围绕着他们个人的“成长历程”展开。他们都在长江边上一个叫“黄城”的小县城长大。老那在一所师范学校读完专科，又回到当地，从事小学美术教育的工作。他并不喜欢这一职业，希望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艺术家，于是主动选择失业。此后，他从事过雕塑、盆景和文化石等行当，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传统的小地方从事艺术活动，注定要经受各种磨难。不单艺术理想难以实现，甚至连相对前卫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成为指责的根由。后来，老那和王树一起到了北京，“从圆明园一路混到宋庄”。为了生存，为了出名，老那选择了行为艺术。因为行为艺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又容易引起关注。他曾经做过一个叫《祭奠孔子》的行为艺术：把尿冰冻后雕成孔子像，然后手里拿着一炷香，在冰雕前跪下。直到冰雕融化，老那才趴在地上，喝一口冰雕融化后的脏水。按照老那的思路，这一行为艺术具有激烈的反传统的深层含义：用尿来雕，是为了说明有些所谓的传统，其实就和尿一般又臊又臭，是臭狗屎。之所以用液体来表现，是说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应该解体。他喝了一口，象征着人民依然愚昧，还在喝老祖宗的脏水……而老那正是凭着这个行为艺术，在中国引起争议，接着又走向德国，走向国际。
以上这些，既是老那的个人成长历程，又隐含着现代艺术的一些生成机制。西方的现代艺术或现代性，其实就是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卡林奈斯库曾经说过，现代性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3}而这种时间意识当中，其实蕴含着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内在逻辑；发展和进步，则体现在现在与过去、现代与传统的截然断裂之中。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自然也没有脱离这一机制。从晚清开始，我们的很多知识人和艺术家就一路强调要向西方学习，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对儒家的思想传统，则经常持一种很激烈的批判态度。我们所认可的许多“现代法则”，则源自西方，甚至最后还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相关的意义和合法性，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至于一九八零年代，这种逻辑思维方式的覆盖面也非常广。杨庆祥在一篇试图对彼时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章中就认为，对于当时的很多知识者而言， “西方始终是一个不用怀疑的真理体系，是一个外在于历史的‘本质化’的实体概念，在处理‘中国’和‘世界’（西方）的关系上，他们天然设定了一种‘附着’和‘追随’的关系。”{4}这正好暴露了那个时期知识人的“精神内伤”。老那的成名之路，显然和现代性在彼时的历史进程是暗合的，不啻为这一进程的绝好隐喻。
正如诗人、文学史家米沃什所言，“现代艺术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有一个逻辑，这就是不断运动的观念。”{5}运动的或进步的观念，往往是无止境的，因此，未来主义的精神，在现代艺术中也往往大行其道。持有这一观念的现代艺术家，则往往需要在时间的洪流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断裂。这些，我们在《未完成的肖像》里也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例证。除了老那，小说里还写到一个名字叫小Q的女诗人。我不确定她的命名和鲁迅的阿Q有没有关系，但她显然值得我们重视。这是一个外表有些土的女诗人，用王树的话来说，“土得像一个乌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土鳖”，热衷于谈论时尚的女权主义，乐于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性开放者。事实上，她远远不是自己所表现的这么开放，这么激进。她和老那一样，首先是受彼时的激进观念影响，然后付诸行动，借此从落后的状态中抽身而出，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梳理，“先锋”本是一个军事用语，后来却更多地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代表着进步或激进主义的立场，“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当它被运用于文学或艺术时，它往往会指向一种献身精神。”{6}老那和小Q所表现出来的“先锋”，也包含着这种种意味。他们都是为激进而激进，是为了获得某种“先锋”的姿态，以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我们不妨再次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氛围，那种一切向前看、要求“绝对现代”的冲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老那和小Q这两个人物的那种外在姿态和内心的分裂，也不妨看作是当时许多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他们正处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情绪是复杂的，也会有许多的茫然，不像那些时隔多年后终于名利双收的成功者那么有先见之明。也正因如此，我觉得程光炜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启蒙者之外的身份是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们当时很可能也是被启蒙的对象，甚至成为时代的失败者而被历史所忽略和遗忘。 另外，现代艺术一方面强调要与众不同，却又不能不通过各种方式来得到大众的认可，蕴含着媚俗的诉求。这也是卡林奈斯库为什么把媚俗看作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的根由。为了引起人注意，很多现代艺术家往往会使用很多恶俗的策略和手段，试图借此来达到某种艺术效果。问题是，一旦有了类似的机心，艺术家们也就往往在不经意间背离艺术的初衷，在非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管是老那还是小Q，身上其实都汇聚了类似的悖论。因此，马拉在写作时，对这两个人物，多少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相比之下，马拉似乎更钟爱王树这个人物，也有意把他作为一个非常正面的艺术家来刻画。“如果你从表面看，你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王树是个艺术家，他跟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形象差得太远了，小平头，长裤，球鞋，干干净净的衬衫。”和老那、小Q相比，王树的艺术家气质是内在的，他的创造力从内散发而出。虽然王树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但他一直怀才不遇，在黄城度过若干年平庸的生活后，局面才开始有所打破。他本想实实在在地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大家认可，但他真正获得巨大的名声，还是来自于妻子方静一手策划的炒作，还有老那的推波助澜。在海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静认识了著名歌星×先生。她借助在×先生的宣传，对王树进行形象包装，让王树的画开始热销，王树也由此而进入著名画家的行列。后来，方静还策划了一个天价骗局，从而使得王树的画，一下子比原来要值钱很多。这些炒作和诡计，在现代艺术中也所在多有，几乎成了很多现代艺术所固有的法则之一。
自然，这样一些因素，在很多艺术家的自我陈述中，是需要予以过滤的对象。因为它们对艺术家自身形象的建构非常不利，会因其解构、袪魅的功能妨碍艺术家的自我英雄化。在《未完成的肖像》中，它却是作为人物困境的重要构成因素而得到了突显。在关于王树的那些段落和心理描述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状态的拒绝。他原本和方静在一起，是出于爱情。尽管家人和朋友都反对，觉得方静不是什么好女人，王树却义无反顾。然而，在方静为了帮助王树成名而用上各种诡计时，他对方静的态度也在不知不觉间有所改变。起码两人在心灵上，已有了距离，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方静的女儿和王树的儿子甚至觉得，王树并不爱方静。这多多少少和王树觉得方静成了“面具制造家”，给了他“另一副面孔”有些关系。小说里对王树在面对艺术的本真需求和适应现代艺术法则之间面临冲突时的真实心理，也有细腻的描写：“回到家，看着我的那些画，我时常有沮丧感。这些画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们一直在那里，但几个月前，它们连五千块钱都卖不到，现在，可能值几万了。再以后，谁知道得多少钱？这太荒诞了。我需要的真的是艺术？这是不是一个幌子？我画那些画时干净的心态已经没有了。喧哗让我产生焦虑，我需要钱，但我不喜欢生活中过快的变化，过快的变化让人产生不真实感，轻浮，像一片树叶，无法控制方向。”{7}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段落，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借此丰富我们对某些人物或历史段落的理解、认知和想象。
现代个体的存在之谜，也是《未完成的肖像》的重要主题。虽然《未完成的肖像》对现代艺术种种法则有诸多的揭示，但它最终的指向，还是在人身上，是为了对现代个体的存在困境进行勘探。
这里所说的人生困境，首先与艺术家群体有关，又以老那和王树最为典型。老那并非是彻底的艺术投机者。事实上，他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起码一度对它非常痴迷。他原本一直认定，自己生来就是艺术家，应该过艺术家的生活。悖论的是，他并无足够的机缘和艺术创造力，又不得不经常面对借助媚俗、炒作而成名的诱惑。最终，他也为现代艺术本身的激进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劫持。老那并非如他所表现的那么先锋，但是在生活中，他也不断地自我说服，有意识地让自己变得绝对激进。比如在对待情感问题上，他明明喜欢小Q，对她有占有欲，却故意扮作什么也不在乎，还把小Q介绍给王树，让王树和小Q上床，从而彻底地毁掉他自己和小Q的感情。
《未完成的肖像》曾对老那三次重要的行为艺术进行了详细的书写。除了刚才提到的《祭奠孔子》，老那还有一个《婴儿系列》，分为输血、哺乳、睡眠、疾病等，几乎涉及婴儿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那打扮成女人的样子，给死婴输血，哺乳，打针，抱着它睡觉。事实上，这一行为艺术，除了显示老那自身的另类和激进，没有任何的精神价值。最后一次，则是老那垂垂老矣的时刻。他约了小Q和王树一起，来观看他“最后的演出”——《鲜花献给爱情》：“老那买了很多鲜红的玫瑰，玫瑰那么多，堆得像一个小山一样。老那先读了几行诗，然后赤裸着身体躺在地上，摆成受难者的姿势。接着周围的人把玫瑰堆在他的身上，玫瑰堆得那么高，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过了半个小时，老那还没有出来，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在我看来，这个行为的表达太成问题了，也太直奔主题了。玫瑰象征着爱情，而玫瑰是有刺的，老那被玫瑰埋在里面，他摆成受难者的样子，意味着他是爱情的受难者。这样一个行为，作为老那行为艺术的终结，我觉得太轻了。我看了看小Q，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又过了半个小时，老那还是没有出来，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我又看了看小Q。突然，小Q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她扒开玫瑰，想钻进去，玫瑰上那么多刺，她仿佛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玫瑰被小Q扔得到处都是，花山被掘开了一个角，还是没有看到老那。小Q还在奋力的拿开玫瑰。终于，从她甩出来的玫瑰上，我看到了血。人群骚动起来，大家纷纷涌了过去，玫瑰花堆被翻开了，我们看到了老那，他蜷缩在那里，像一个在子宫中的婴儿，他的身下流了一滩血。老那的手腕切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翻卷出来，像一张撅起的嘴。小Q瘫坐在老那边上，一屁股都是血，她已经忘了哭了，她的喉管剧烈地抽搐着，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8}
如同王树后来对方静所说的，老那“死于艺术”，死于激进的行为艺术。我觉得马拉在这里，其实触及了现代艺术本身所隐含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难题：现代艺术对生命存在本身，有时候是有害的。这其实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悖论。有不少现代思想和现代艺术都重视反抗手段，主张允许用任何激进的方式来达成思想和艺术革命。而事实上，这些手段和方式本身，对艺术家个体本身是有损伤的。不单是老那，也包括思想史和艺术史上很多著名的个体，比如像尼采、福柯、兰波、海子，等等，就为自身的激进观念所连累，走上不归之路。也正因如此，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林在谈论现代艺术运动时，特别提到一点：“世纪初的这场伟大的艺术运动进程也许能让我们想起‘真实的’一词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暴力意义。‘Autheteo’指拥有足够的力量，同时还有谋杀的意思。‘Authentes’不仅指主人和实行者，还指行凶者、谋杀者甚至自我加害者、自杀者。这些古远的、被遗忘的含义影响到了被我们成为‘现代’时期的那种艺术性文化的性质和内涵。”{9} 特里林所指出的现代艺术的这种“暴力的”“自我加害”的属性，在老那身上的体现最为显著。小说里对老那的很多书写，都有讽刺意味。惟独在写到老那以死亡来“成全”艺术、借死亡来“成全”自己的章节时，马拉换上一种相对沉郁、悲凉的笔墨。死者已矣，他所留下的难题，却依然待解：现代生活的压抑、单调和乏味，可能迫使一个人选择先锋艺术，以此作为缓解焦虑、建立意义的途径；但他所选择先锋艺术本身，又反过来瓦解他的生命，让意义变得涣散，不可触摸，无从把握。
存在的意义问题，也是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所必须面对的。爱因斯坦曾经感叹说：“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10}这样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大科学家，尚且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所困扰，更遑论其他人。这种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几乎是《未完成的肖像》里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精神困境。老那之死，不过是这种精神困境的最为激进的应对方式。事实上，王树和他儿子的一次对话，也包含着对类似的精神困境的表达。小说里写到一个很具戏剧性的场景：因为各种原因，王树从小就把王约交给父母抚养，直到王约高中毕业，王树父亲才觉得王树该为儿子“操操心”了。王树这才回到老家，和儿子见面。王树也一度想着教导王约，让他好好念书，上好的大学，娶个漂亮的媳妇，有好的前程，一切按部就班，等等。王约对此的看法是“没意思”。反讽的是，王树自己对这样一条理想之路也充满怀疑，和王约的感受和看法是一致的。
王树的这种自我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与他自身的体验有关。他的一生，可谓是伤痕累累。他和老那一样，出生于小县城，虽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还是成功了，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对他来说，成功总是伴随着诸多的失意。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猜不透的谜。在遇到方静之前，王树也极其喜欢他的前妻，一个有精神洁癖和忧郁症的女医生。她对自己的病毫无办法，王树也无能为力。忧郁症让她最终彻底绝望，将自己活活饿死，以此来报复王树那子虚乌有的出轨。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望这一“致死的疾病”，就这样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在王树的生命中投下了诸多的阴影，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王树在中年过后，也过早地衰老了，也为不可言传的疾病所困扰。他改变不了周围的人，改变不了周围的世界，甚至连自己的人生和感情，都无法控制。他后来不可遏制地爱上艾丽这个洛丽塔般的少女。这既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激情，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力。因此，当他在垂垂老矣的时刻回望自己的人生，他的所思所想中，总是携带着诸多的沧桑和无奈。他历经磨难，却无法看透世事。在他身上，萨特的那句名言也许真正得到了落实：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马拉构思了这么一部小说，对人生会有这般领悟和判定，但他的这些尝试，确实打动了我。原来读马拉的小说，总觉得里面的主人公，对世态人情看得太透，比如像《癌》《夏商函先生》这些短篇，都特别地人情练达。但《未完成的肖像》不是这样。王树、老那、小Q、王约、艾丽都是一些在现实里有挣扎，心里有冲突，不停地在寻找意义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确是“未完成的”，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注释：
①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第7页。
②有的文学史研究专家甚至持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参见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③④卡林奈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第112页、第119页。
④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⑤米沃什著，黄灿然译：《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⑦⑧马拉：《未完成的肖像》，《作家》2011年第3期。
⑨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⑩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页。
*本文系“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杨晓澜
考虑到人性的弱点——自我护短、自我升华等等，还有海登·怀特一再强调的“历史”本身的虚构或叙事成分，程光炜的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另外，正如“历史”中包含着“虚构因素”一样，小说等“虚构作品”中，也可能包含着“历史因素”。{2}我最近在阅读马拉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时，就一再想到查建英书中那诸多“文化名人”及其生活经历，还有现代以来的艺术实践乃至知识生成的一些重要机制。
不妨先来看看现代艺术的法则这一问题。虽然《未完成的肖像》并没有明确标明故事时间，但是透过小说的很多细节，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它所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艺术家：王树是画家，老那（孟北）是行为艺术家，方静是舞蹈演员，小Q是诗人，方静的女儿艾丽喜欢的陈无衣也是诗人，王树的儿子王约喜欢书法，也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这是一个多元的艺术群落。《未完成的肖像》以“我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回忆旧事”作为开头，这里的“我”这一“当事人”指的是王树，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小说的另一些章节，也适当地变换人称，从老那的视角来进行讲述。王树和老那的“历史回叙”，主要是围绕着他们个人的“成长历程”展开。他们都在长江边上一个叫“黄城”的小县城长大。老那在一所师范学校读完专科，又回到当地，从事小学美术教育的工作。他并不喜欢这一职业，希望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艺术家，于是主动选择失业。此后，他从事过雕塑、盆景和文化石等行当，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传统的小地方从事艺术活动，注定要经受各种磨难。不单艺术理想难以实现，甚至连相对前卫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成为指责的根由。后来，老那和王树一起到了北京，“从圆明园一路混到宋庄”。为了生存，为了出名，老那选择了行为艺术。因为行为艺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又容易引起关注。他曾经做过一个叫《祭奠孔子》的行为艺术：把尿冰冻后雕成孔子像，然后手里拿着一炷香，在冰雕前跪下。直到冰雕融化，老那才趴在地上，喝一口冰雕融化后的脏水。按照老那的思路，这一行为艺术具有激烈的反传统的深层含义：用尿来雕，是为了说明有些所谓的传统，其实就和尿一般又臊又臭，是臭狗屎。之所以用液体来表现，是说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应该解体。他喝了一口，象征着人民依然愚昧，还在喝老祖宗的脏水……而老那正是凭着这个行为艺术，在中国引起争议，接着又走向德国，走向国际。
以上这些，既是老那的个人成长历程，又隐含着现代艺术的一些生成机制。西方的现代艺术或现代性，其实就是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卡林奈斯库曾经说过，现代性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3}而这种时间意识当中，其实蕴含着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内在逻辑；发展和进步，则体现在现在与过去、现代与传统的截然断裂之中。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自然也没有脱离这一机制。从晚清开始，我们的很多知识人和艺术家就一路强调要向西方学习，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对儒家的思想传统，则经常持一种很激烈的批判态度。我们所认可的许多“现代法则”，则源自西方，甚至最后还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相关的意义和合法性，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至于一九八零年代，这种逻辑思维方式的覆盖面也非常广。杨庆祥在一篇试图对彼时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章中就认为，对于当时的很多知识者而言， “西方始终是一个不用怀疑的真理体系，是一个外在于历史的‘本质化’的实体概念，在处理‘中国’和‘世界’（西方）的关系上，他们天然设定了一种‘附着’和‘追随’的关系。”{4}这正好暴露了那个时期知识人的“精神内伤”。老那的成名之路，显然和现代性在彼时的历史进程是暗合的，不啻为这一进程的绝好隐喻。
正如诗人、文学史家米沃什所言，“现代艺术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有一个逻辑，这就是不断运动的观念。”{5}运动的或进步的观念，往往是无止境的，因此，未来主义的精神，在现代艺术中也往往大行其道。持有这一观念的现代艺术家，则往往需要在时间的洪流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断裂。这些，我们在《未完成的肖像》里也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例证。除了老那，小说里还写到一个名字叫小Q的女诗人。我不确定她的命名和鲁迅的阿Q有没有关系，但她显然值得我们重视。这是一个外表有些土的女诗人，用王树的话来说，“土得像一个乌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土鳖”，热衷于谈论时尚的女权主义，乐于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性开放者。事实上，她远远不是自己所表现的这么开放，这么激进。她和老那一样，首先是受彼时的激进观念影响，然后付诸行动，借此从落后的状态中抽身而出，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梳理，“先锋”本是一个军事用语，后来却更多地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代表着进步或激进主义的立场，“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当它被运用于文学或艺术时，它往往会指向一种献身精神。”{6}老那和小Q所表现出来的“先锋”，也包含着这种种意味。他们都是为激进而激进，是为了获得某种“先锋”的姿态，以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我们不妨再次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氛围，那种一切向前看、要求“绝对现代”的冲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老那和小Q这两个人物的那种外在姿态和内心的分裂，也不妨看作是当时许多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他们正处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情绪是复杂的，也会有许多的茫然，不像那些时隔多年后终于名利双收的成功者那么有先见之明。也正因如此，我觉得程光炜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启蒙者之外的身份是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们当时很可能也是被启蒙的对象，甚至成为时代的失败者而被历史所忽略和遗忘。 另外，现代艺术一方面强调要与众不同，却又不能不通过各种方式来得到大众的认可，蕴含着媚俗的诉求。这也是卡林奈斯库为什么把媚俗看作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的根由。为了引起人注意，很多现代艺术家往往会使用很多恶俗的策略和手段，试图借此来达到某种艺术效果。问题是，一旦有了类似的机心，艺术家们也就往往在不经意间背离艺术的初衷，在非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管是老那还是小Q，身上其实都汇聚了类似的悖论。因此，马拉在写作时，对这两个人物，多少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相比之下，马拉似乎更钟爱王树这个人物，也有意把他作为一个非常正面的艺术家来刻画。“如果你从表面看，你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王树是个艺术家，他跟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形象差得太远了，小平头，长裤，球鞋，干干净净的衬衫。”和老那、小Q相比，王树的艺术家气质是内在的，他的创造力从内散发而出。虽然王树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但他一直怀才不遇，在黄城度过若干年平庸的生活后，局面才开始有所打破。他本想实实在在地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大家认可，但他真正获得巨大的名声，还是来自于妻子方静一手策划的炒作，还有老那的推波助澜。在海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静认识了著名歌星×先生。她借助在×先生的宣传，对王树进行形象包装，让王树的画开始热销，王树也由此而进入著名画家的行列。后来，方静还策划了一个天价骗局，从而使得王树的画，一下子比原来要值钱很多。这些炒作和诡计，在现代艺术中也所在多有，几乎成了很多现代艺术所固有的法则之一。
自然，这样一些因素，在很多艺术家的自我陈述中，是需要予以过滤的对象。因为它们对艺术家自身形象的建构非常不利，会因其解构、袪魅的功能妨碍艺术家的自我英雄化。在《未完成的肖像》中，它却是作为人物困境的重要构成因素而得到了突显。在关于王树的那些段落和心理描述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状态的拒绝。他原本和方静在一起，是出于爱情。尽管家人和朋友都反对，觉得方静不是什么好女人，王树却义无反顾。然而，在方静为了帮助王树成名而用上各种诡计时，他对方静的态度也在不知不觉间有所改变。起码两人在心灵上，已有了距离，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方静的女儿和王树的儿子甚至觉得，王树并不爱方静。这多多少少和王树觉得方静成了“面具制造家”，给了他“另一副面孔”有些关系。小说里对王树在面对艺术的本真需求和适应现代艺术法则之间面临冲突时的真实心理，也有细腻的描写：“回到家，看着我的那些画，我时常有沮丧感。这些画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们一直在那里，但几个月前，它们连五千块钱都卖不到，现在，可能值几万了。再以后，谁知道得多少钱？这太荒诞了。我需要的真的是艺术？这是不是一个幌子？我画那些画时干净的心态已经没有了。喧哗让我产生焦虑，我需要钱，但我不喜欢生活中过快的变化，过快的变化让人产生不真实感，轻浮，像一片树叶，无法控制方向。”{7}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段落，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借此丰富我们对某些人物或历史段落的理解、认知和想象。
现代个体的存在之谜，也是《未完成的肖像》的重要主题。虽然《未完成的肖像》对现代艺术种种法则有诸多的揭示，但它最终的指向，还是在人身上，是为了对现代个体的存在困境进行勘探。
这里所说的人生困境，首先与艺术家群体有关，又以老那和王树最为典型。老那并非是彻底的艺术投机者。事实上，他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起码一度对它非常痴迷。他原本一直认定，自己生来就是艺术家，应该过艺术家的生活。悖论的是，他并无足够的机缘和艺术创造力，又不得不经常面对借助媚俗、炒作而成名的诱惑。最终，他也为现代艺术本身的激进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劫持。老那并非如他所表现的那么先锋，但是在生活中，他也不断地自我说服，有意识地让自己变得绝对激进。比如在对待情感问题上，他明明喜欢小Q，对她有占有欲，却故意扮作什么也不在乎，还把小Q介绍给王树，让王树和小Q上床，从而彻底地毁掉他自己和小Q的感情。
《未完成的肖像》曾对老那三次重要的行为艺术进行了详细的书写。除了刚才提到的《祭奠孔子》，老那还有一个《婴儿系列》，分为输血、哺乳、睡眠、疾病等，几乎涉及婴儿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那打扮成女人的样子，给死婴输血，哺乳，打针，抱着它睡觉。事实上，这一行为艺术，除了显示老那自身的另类和激进，没有任何的精神价值。最后一次，则是老那垂垂老矣的时刻。他约了小Q和王树一起，来观看他“最后的演出”——《鲜花献给爱情》：“老那买了很多鲜红的玫瑰，玫瑰那么多，堆得像一个小山一样。老那先读了几行诗，然后赤裸着身体躺在地上，摆成受难者的姿势。接着周围的人把玫瑰堆在他的身上，玫瑰堆得那么高，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过了半个小时，老那还没有出来，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在我看来，这个行为的表达太成问题了，也太直奔主题了。玫瑰象征着爱情，而玫瑰是有刺的，老那被玫瑰埋在里面，他摆成受难者的样子，意味着他是爱情的受难者。这样一个行为，作为老那行为艺术的终结，我觉得太轻了。我看了看小Q，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又过了半个小时，老那还是没有出来，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我又看了看小Q。突然，小Q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她扒开玫瑰，想钻进去，玫瑰上那么多刺，她仿佛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玫瑰被小Q扔得到处都是，花山被掘开了一个角，还是没有看到老那。小Q还在奋力的拿开玫瑰。终于，从她甩出来的玫瑰上，我看到了血。人群骚动起来，大家纷纷涌了过去，玫瑰花堆被翻开了，我们看到了老那，他蜷缩在那里，像一个在子宫中的婴儿，他的身下流了一滩血。老那的手腕切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翻卷出来，像一张撅起的嘴。小Q瘫坐在老那边上，一屁股都是血，她已经忘了哭了，她的喉管剧烈地抽搐着，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8}
如同王树后来对方静所说的，老那“死于艺术”，死于激进的行为艺术。我觉得马拉在这里，其实触及了现代艺术本身所隐含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难题：现代艺术对生命存在本身，有时候是有害的。这其实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悖论。有不少现代思想和现代艺术都重视反抗手段，主张允许用任何激进的方式来达成思想和艺术革命。而事实上，这些手段和方式本身，对艺术家个体本身是有损伤的。不单是老那，也包括思想史和艺术史上很多著名的个体，比如像尼采、福柯、兰波、海子，等等，就为自身的激进观念所连累，走上不归之路。也正因如此，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林在谈论现代艺术运动时，特别提到一点：“世纪初的这场伟大的艺术运动进程也许能让我们想起‘真实的’一词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暴力意义。‘Autheteo’指拥有足够的力量，同时还有谋杀的意思。‘Authentes’不仅指主人和实行者，还指行凶者、谋杀者甚至自我加害者、自杀者。这些古远的、被遗忘的含义影响到了被我们成为‘现代’时期的那种艺术性文化的性质和内涵。”{9} 特里林所指出的现代艺术的这种“暴力的”“自我加害”的属性，在老那身上的体现最为显著。小说里对老那的很多书写，都有讽刺意味。惟独在写到老那以死亡来“成全”艺术、借死亡来“成全”自己的章节时，马拉换上一种相对沉郁、悲凉的笔墨。死者已矣，他所留下的难题，却依然待解：现代生活的压抑、单调和乏味，可能迫使一个人选择先锋艺术，以此作为缓解焦虑、建立意义的途径；但他所选择先锋艺术本身，又反过来瓦解他的生命，让意义变得涣散，不可触摸，无从把握。
存在的意义问题，也是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所必须面对的。爱因斯坦曾经感叹说：“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10}这样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大科学家，尚且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所困扰，更遑论其他人。这种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几乎是《未完成的肖像》里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精神困境。老那之死，不过是这种精神困境的最为激进的应对方式。事实上，王树和他儿子的一次对话，也包含着对类似的精神困境的表达。小说里写到一个很具戏剧性的场景：因为各种原因，王树从小就把王约交给父母抚养，直到王约高中毕业，王树父亲才觉得王树该为儿子“操操心”了。王树这才回到老家，和儿子见面。王树也一度想着教导王约，让他好好念书，上好的大学，娶个漂亮的媳妇，有好的前程，一切按部就班，等等。王约对此的看法是“没意思”。反讽的是，王树自己对这样一条理想之路也充满怀疑，和王约的感受和看法是一致的。
王树的这种自我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与他自身的体验有关。他的一生，可谓是伤痕累累。他和老那一样，出生于小县城，虽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还是成功了，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对他来说，成功总是伴随着诸多的失意。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猜不透的谜。在遇到方静之前，王树也极其喜欢他的前妻，一个有精神洁癖和忧郁症的女医生。她对自己的病毫无办法，王树也无能为力。忧郁症让她最终彻底绝望，将自己活活饿死，以此来报复王树那子虚乌有的出轨。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望这一“致死的疾病”，就这样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在王树的生命中投下了诸多的阴影，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王树在中年过后，也过早地衰老了，也为不可言传的疾病所困扰。他改变不了周围的人，改变不了周围的世界，甚至连自己的人生和感情，都无法控制。他后来不可遏制地爱上艾丽这个洛丽塔般的少女。这既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激情，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力。因此，当他在垂垂老矣的时刻回望自己的人生，他的所思所想中，总是携带着诸多的沧桑和无奈。他历经磨难，却无法看透世事。在他身上，萨特的那句名言也许真正得到了落实：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马拉构思了这么一部小说，对人生会有这般领悟和判定，但他的这些尝试，确实打动了我。原来读马拉的小说，总觉得里面的主人公，对世态人情看得太透，比如像《癌》《夏商函先生》这些短篇，都特别地人情练达。但《未完成的肖像》不是这样。王树、老那、小Q、王约、艾丽都是一些在现实里有挣扎，心里有冲突，不停地在寻找意义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确是“未完成的”，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注释：
①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第7页。
②有的文学史研究专家甚至持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参见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③④卡林奈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第112页、第119页。
④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⑤米沃什著，黄灿然译：《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⑦⑧马拉：《未完成的肖像》，《作家》2011年第3期。
⑨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⑩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页。
*本文系“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