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昨天还在闹市的商场闲逛,今天就已在深山老林或不知名的小镇街头穿行—这是部分记者的生活常态。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和刚入行时不一样的是,最近两年,当别人看到我“这把年纪”还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眼光就有点不一样了。
比如,炎热天气里,当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满头大汗闯入一间间几近冰冷的领导空调办公室时,一些领导会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了句,“记者挺不容易的。”
这话曾令我宽慰,我为自己的努力而洋洋得意。但慢慢地,我听出话外音—“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在外头东奔西跑?”社会的偏见,总是这样:他们批判官场的臃肿,批评“领导多过兵”,但对一个超过30岁、还在一线屁颠屁颠奔跑的人,就认为这是个“不懂世道、没悟性、没能力、没出息的老家伙”。
因为按照官场的潜规则,毕业时20岁出头的大学生,干了十年八年,就算是个傻子,也该熬出个一官半职,然后人模狗样地指挥着一打人干活,自己则在办公室遥控一下就可以了。
于我而言,也时常被迫置身于这种环境。比如春节回家、同学聚会,直接的人会问:做到什么级别了?间接的会委婉打听,“手下有多少人?”,有的不好意思问但又担心“不当称呼”会降了我级或伤到我,干脆就朝行业最高级别称呼我,比如“韦社长”、“韦总编”、“韦主编”地乱叫。
最有意思的是,上月我到深圳的“读经村”采访,得谦学堂的堂主张中和接过我名片后,一看是“记者”,再看我“老大不小”的年纪,他一脸不屑地教训我,“如果你从小读经,我可以肯定,你现在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编了!”我愣了一下,随即附和,“张老师您说的对,惭愧,惭愧!”然后,我顺势征求他“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他泡茶的手,停了下来,一本正经看着我,一字一顿,他严肃地说,“我建议你,还是要读经!”
张中和可能不明白的是,我毕业时曾快速做了“领导”,再换第二家单位不久,我也曾混到了“领导”级别。
比如,2004年7月毕业时,我到一家央媒驻桂的记者站上班。开始,我还没拿到记者证,但干的就是和站长、副站长一起外出采访写稿的活。为此,领导给我封了个官—记者站采编部副主任,名片上、记者从业资格证上,印的都是这职务。
突然被“升官”,我有点眩晕,适应不过来,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在一些县采访时,宣传部长、科长等经常毕恭毕敬地叫我“韦主任”,但我没反应过来,更没把主任当回事—因为记者站就我们三人:站长、副站和我。这样,我既是主要领导,又是唯一的兵。因此领导们称呼我韦主任时,我常常不应他们,因为以为他们在叫别人,而不是我。
在记者站干一年后,我辞职来到广东一家知名媒体驻东莞站做记者,因为勤快、努力,加上一点悟性,半年后,我迅速从一名记者成长为时政部主任,直接上司是记者站站长。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传统官场所构造的那个角色:每天把各媒体浏览一遍,看有没有记者漏稿;看同城同题新闻,我们记者有没有做得比别人好;然后就是评报—表扬或批评,并张贴在通道走廊上。之后,看报题,找每天的重点选题,并吩咐哪些可以做大,如何做大,注意哪些角度。下午看稿、改稿、给广州编辑部传稿,月底则给记者打稿分……
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多,我感觉被困在办公室好累,腰又酸,也感觉自己慢慢变懒,而且远没有在外跑新闻轻松,心里时常有些伤感和难受:应该在一线奋斗和奔跑的年纪,我却选择了安逸呆在办公室。加上评稿时,也容易得罪人,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后来,我申请退出而专心做记者,但这段经历同样宝贵。它让我学会换位思考,此后在各个单位,对领导的工作安排,我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会,也学会尽力去接受。我也因此知道,做一个负责任的好领导,得有牺牲精神,得付出很多,而我只想对自己负责,加上我真的害怕过早安逸会废了我的未来。出来做记者后,也感觉轻松和自由多了。
其实一个人,无论他是领导,还是在一线奔波,总能得到他者感受不到的收获,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即便在别人看来的苦逼生活,在当事人看来,未必是。外人很难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乐趣和满足感,问题只是每个人都已习惯于以自我为标准,去衡量和观照他人的成败。
和刚入行时不一样的是,最近两年,当别人看到我“这把年纪”还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眼光就有点不一样了。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afc/nafc201621/nafc20162106-1-l.jpg)
比如,炎热天气里,当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满头大汗闯入一间间几近冰冷的领导空调办公室时,一些领导会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了句,“记者挺不容易的。”
这话曾令我宽慰,我为自己的努力而洋洋得意。但慢慢地,我听出话外音—“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在外头东奔西跑?”社会的偏见,总是这样:他们批判官场的臃肿,批评“领导多过兵”,但对一个超过30岁、还在一线屁颠屁颠奔跑的人,就认为这是个“不懂世道、没悟性、没能力、没出息的老家伙”。
因为按照官场的潜规则,毕业时20岁出头的大学生,干了十年八年,就算是个傻子,也该熬出个一官半职,然后人模狗样地指挥着一打人干活,自己则在办公室遥控一下就可以了。
于我而言,也时常被迫置身于这种环境。比如春节回家、同学聚会,直接的人会问:做到什么级别了?间接的会委婉打听,“手下有多少人?”,有的不好意思问但又担心“不当称呼”会降了我级或伤到我,干脆就朝行业最高级别称呼我,比如“韦社长”、“韦总编”、“韦主编”地乱叫。
最有意思的是,上月我到深圳的“读经村”采访,得谦学堂的堂主张中和接过我名片后,一看是“记者”,再看我“老大不小”的年纪,他一脸不屑地教训我,“如果你从小读经,我可以肯定,你现在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编了!”我愣了一下,随即附和,“张老师您说的对,惭愧,惭愧!”然后,我顺势征求他“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他泡茶的手,停了下来,一本正经看着我,一字一顿,他严肃地说,“我建议你,还是要读经!”
张中和可能不明白的是,我毕业时曾快速做了“领导”,再换第二家单位不久,我也曾混到了“领导”级别。
比如,2004年7月毕业时,我到一家央媒驻桂的记者站上班。开始,我还没拿到记者证,但干的就是和站长、副站长一起外出采访写稿的活。为此,领导给我封了个官—记者站采编部副主任,名片上、记者从业资格证上,印的都是这职务。
突然被“升官”,我有点眩晕,适应不过来,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在一些县采访时,宣传部长、科长等经常毕恭毕敬地叫我“韦主任”,但我没反应过来,更没把主任当回事—因为记者站就我们三人:站长、副站和我。这样,我既是主要领导,又是唯一的兵。因此领导们称呼我韦主任时,我常常不应他们,因为以为他们在叫别人,而不是我。
在记者站干一年后,我辞职来到广东一家知名媒体驻东莞站做记者,因为勤快、努力,加上一点悟性,半年后,我迅速从一名记者成长为时政部主任,直接上司是记者站站长。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传统官场所构造的那个角色:每天把各媒体浏览一遍,看有没有记者漏稿;看同城同题新闻,我们记者有没有做得比别人好;然后就是评报—表扬或批评,并张贴在通道走廊上。之后,看报题,找每天的重点选题,并吩咐哪些可以做大,如何做大,注意哪些角度。下午看稿、改稿、给广州编辑部传稿,月底则给记者打稿分……
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多,我感觉被困在办公室好累,腰又酸,也感觉自己慢慢变懒,而且远没有在外跑新闻轻松,心里时常有些伤感和难受:应该在一线奋斗和奔跑的年纪,我却选择了安逸呆在办公室。加上评稿时,也容易得罪人,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后来,我申请退出而专心做记者,但这段经历同样宝贵。它让我学会换位思考,此后在各个单位,对领导的工作安排,我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会,也学会尽力去接受。我也因此知道,做一个负责任的好领导,得有牺牲精神,得付出很多,而我只想对自己负责,加上我真的害怕过早安逸会废了我的未来。出来做记者后,也感觉轻松和自由多了。
其实一个人,无论他是领导,还是在一线奔波,总能得到他者感受不到的收获,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即便在别人看来的苦逼生活,在当事人看来,未必是。外人很难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乐趣和满足感,问题只是每个人都已习惯于以自我为标准,去衡量和观照他人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