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总的来说世界比以前美好了很多。怀疑派会对总体改善的观点嗤之以鼻，但数据不会撒谎。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让世界进一步变好。
　　1960年，有2000万5岁以下儿童死去。2011年，仍有太多太多的儿童夭折。但是，尽管此期间儿童数量增加了40%，死亡数量却下降了2/3，降至690万。
　　1970年，只有5%的婴儿能获得麻疹、破伤风、百日咳、白喉和脊髓灰质炎疫苗。2000年，这一比例为85%，每一年，这些疫苗可以拯救约300万生命，超过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在20世纪带来的人口损失。
　　世界最大的环境问题——空气污染大为减轻。尽管室外污染问题略有上升，但严重得多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由用污染性明火烹饪和取暖引起——则大幅降低。自1960年以来，死于各种空气污染的风险下降了一大半。
　　类似地，全球生活于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18%。在此期间，超过30亿人脱贫。
　　取得如此进步，原因很多——不仅仅是快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同样起作用的还有国际合作，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于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该计划旨在到2015年建成更美好的世界。千年发展目标设立了八大领域的18个紧迫并且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包括贫困与饥饿、性别平等、教育和母婴健康等。2000年至今，全球发展援助金额达到了约90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可以归功于千年发展目标。
　　如今，联合国正在思索如何将这一目标设置从2015年扩展到2030年。如果后续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与千年发展目标相当，它将分配最高7000亿美元的资源。显然，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上榜，目前已经提出的目标便超过了1000个，这意味着优先性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弄清楚什么目标真正管用，而非仅仅关注什么目标更加动听是大有裨益的。我所在的智库机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邀请了57个经济学家团队对19个重大领域和大约50个目标进行了研究，研究达到每个目标需要投入多少、可以产生多少效果。这些研究成果今年年底就能产生，而联合国确定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要等到2015年年末。由于我们的研究已经开始，而联合国很想马上就了解一些信息。因此我们请这些经济学家就大约100个计划目标进行了快速评估。
　　一些目标，如推广计划生育，显然是很适当的。这是因为避孕非常廉价，并且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每一美元投入的回报可以提高到150美元。
　　类似地，我们应该专注于将营养不良情况减少至少一半，因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合理的幼儿营养能带来一生的裨益——更好的大脑发育、更佳的学业表现、成年后更高的生产率。每一美元投入可以为后代带来近60美元的未来收益。
　　联合国草案说我们应该“终结营养不良”，而经济学家警告说，尽管这一绝对目标听起来十分诱人，但有过度乐观之嫌，并且效率不高。我们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即使我们达到了，帮助最后一位饥民所需要的资源其实可以在别处起到更大用场。
　　类似地，联合国还计划终结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而尽管减少疟疾和结核病是极有意义的事业，但“消灭”目标既不现实，也不划算。
　　另一方面，一些联合国计划的目标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比如让每个人都获得工作机会。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并且，要想让一个劳动力市场得以正常运作，让雇主能够从中招聘到工人，相对低的失业率是必要条件。与消灭失业率相反，经济学家们建议将注意力集中在降低就业壁垒，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壁垒上。
　　其他拙劣目标则是成本大于收益。在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比重翻番的目标听起来不错，但实施起来十分昂贵，并且效果只是减少了一丁点二氧化碳。相反，我们应该专注于让穷人获得更多能源，这已经证明是刺激增长、减少贫困的好办法。此外，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应该逐步取消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的丰厚的化石燃料补贴，这一补贴导致了浪费性消费、约束了政府预算。
　　最终决定为未来15年设置什么目标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政治讨论，经济学家的建议无法变魔术般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提供关于什么真正有效、什么没有效的证据，则可以让好目标更有可能脱颖而出，将差目标踢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