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坐在一位知名美国贸易政策专家旁边。我们开始谈论被特朗普总统指责给美国工人带来苦难并试图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位经济学家说：“我从不觉得这个协定有多重要。”
　　听到这话我有点吃惊。在25年前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这位专家是其中最重要且发声最多的倡导者之一。他和其他贸易经济学家在说服美国公众接受协议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之所以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我觉得这将为更深层次的贸易协定铺平道路。”专家继续解释说。
　　几个星期后，我在欧洲参加一个晚宴，而宴会演讲嘉宾则是欧元区某国前财政部长，而演讲的主题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位早已离开政坛的前部长对他认为是欧洲政策精英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告诉我们：“我们指责那些无法兑现承诺的民粹主义者，但其实应该把这种批评归咎于自己。”
　　在宴会初段我曾经讨论过我所说的三重困境问题，即国家主权、民主和高度全球化三者无法共存，只能三中选二。这位前政治家充满激情地说：“民粹主义者至少还是诚实的。他们清楚自己的选择；他们就想要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超级全球化或欧洲单一市场。但是我们却告诉人们说可以同时吞下三块蛋糕。许下了无法兑现的承诺的人，其实是我们。”
　　如果主流政治家和技术官僚能多点诚信，是否就意味着会少点出现像特朗普或法国的马琳·勒庞这样的本土主义煽动者？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显然的是，过去那些不讲大实话的做法已经付出了代价。它损害了各类政治运动的核心可信度，同时也使得精英们更难以去弥合自身与那些深感被体制遗弃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
　　许多精英阶层对于贫民或工人阶级为何会投票给特朗普这样的人感到困惑。毕竟希拉里·克林顿所宣称的经济政策或许会证明对他们更有利。为了解释这一表面上的悖论，他们将这些选民认定为无知、非理性或种族主义。
　　但还有另外一种完全符合理性和利己主义的解释。当主流政治人物失去信誉时，选民们自然觉得他们将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选民更有可能被那些具备反体制特质且很可能偏离现行政策的候选人所吸引。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中间派政治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自称是改革者，但看似跟以前那帮一面吹捧全球化一面对民众的苦难不屑一顾的政客们没什么两样，选民们凭什么要相信这些人呢？
　　落实到希拉里身上，她与民主党内那些占主流的全球主义者的密切联系以及与金融部门的紧密关系显然令问题进一步恶化。她在竞选时承诺推动公平贸易协议并拒绝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是真心的吗？毕竟当她任美国国务卿时还强烈支持过该协定。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传统和改革派的政治家看起来大同小异，因此引发了大部分选民的相同反应。他们的选票都流失给了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因为这些人撼动体制的承诺更加可信。而将他们遇到的挑战定位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暗示了一個解决方案。如果改革派政治家可以向选民“传达”他们的“本真”，那么混同均衡就会被打乱。
　　“传达”在这方面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意味着从事某些传统政治家永远不会效仿的、足够极端的高代价行为，但不至于极端到将改革者变成一个民粹主义者以致损害了最初的目的。对于像希拉里这样的人来说，假设她的转变是真实的，那么可能意味着她宣布不会再从华尔街拿一分钱，或者一旦当选就不会签署另一份贸易协议。
　　换句话说，想要从煽动者手中重夺优势的中间派政治家们必须走上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如果这听起来不太容易，也就表明了这些政治家正面临着何等艰难的挑战。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启用一些新面孔和年轻政治家，因为这些人不会和那些持有全球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前任扯上关系。
　　同时还需要坦率地承认，追求本国利益是政治家当选的原因。 这意味着要有意愿去挑战许多体制的核心—特别是给予金融机构的自由管理权、传统上对紧缩政策的偏见、关于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狭隘观点、对资本在全球不受阻碍流动的追求以及对国际贸易的迷恋。
　　对主流选民来说，领导人的这类言辞往往听起来很刺耳极端。但要从民粹主义煽动者那里吸引选民就必须得这样做。这些政治家必须提供具包容性而非本土主义的民族认同观念，他们的政治必须保持在自由民主的规范之内。同时其他的一切东西都得摆在桌面上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