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益行业的公众形象，被陈光标、郭美美甚至罗一笑所替代。虽然大环境、小环境都在强调公益，事实是，现实没那么糟糕，但也没那么美好。
　　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年底，中国基金会总捐赠额为1187亿元，相比之下，2017年淘宝“双11”一天交易额是1687亿元。截至目前，中国有6263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基金会，还有更多在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在册内。
　　所以，公益圈有很多个名不副实。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圈里圈外，冰火两重天。公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公益人想象的那样有力，公益热也只是一个小圈子的热，墙内开花墙外并不知道。放在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大环境里，其实就是微不足道。但是这并不是说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存在。
　　与2008年前相比，中国的公益生态经历一次次天灾人祸之后，已然形成它的生态。当下更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现有的生态下，让它更有序、健康地发展。尤其是《慈善法》的颁布实施，私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之间的界限打开，网络平台的开放，线上轻众筹的方便快捷门槛低等等，看起来似乎是世界的大门已打开，人人都可以是受益方，又可以施援方。但这背后需要科學、理论、数据的支撑，当然也需要软性力量的滋养，比如信任等。
　　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将基金会定义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虽然基金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人类的互助活动，但是正式的基金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自身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基金会是基于自愿捐赠的资产专门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组织，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都离不开公益基金，有了公益基金后，就要追求公益基金的最大效用，因而，基金会对现代国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你也会发现，在推动社会创新、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进程中，有基金会的重要角色和广阔前景。基金会的事业，是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事业。
　　改革开放后，中国引入了现代基金会制度，于1981年成立了第一家正规的国家级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金会数量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壮大，现在有6000多家登记在册。各类基金会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角度看，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宏观制度环境不够完善、公益基金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管理人才不足、内部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国际性参与不够等等。
　　中国公益如果要改变，要发展，要练内功，要融合，要跨界，要影响更多的圈外人看到圈子内。如何实现圈内圈外的融合，如何让公益不再小众，如何建立公益大生态，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基金会投资的增值保值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公益职业经理人也需要更市场化，而打通圈内圈外的必要环节，也即公益传播也更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态度。
　　其实，中国基金会国际化的问题，已经有专家和学者在做研究。走到国际的中国基金会的确太少。倒是有很多国际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发展作用，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等。前者曾经说过，一个基金会之所以伟大，它的要素构成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弘善资本 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 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所有这些才是伟大的出发点。
　　资中筠先生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有一句话，来自 17世纪的慈善先驱科顿·马瑟，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公益生态的健康、有序、自信、阳光，无论是打通圈内圈外，还是国内走向国外，好象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