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卸任官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赚钱：做律师、开咨询公司、当公司独立董事、写书和讲演，其中讲演来钱最快。因为做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考律师资格必须有法学院文凭，没有上过法学院的政客就无计可施。开咨询公司虽然是个好办法，基辛格就是凭此发财，但能像基辛格这样知名的人实在太少，再说还有谁可以90多岁高龄了，依然左右逢源、說话滴水不漏？写书即便有人捉刀代笔，也是比较累的，周期也太长，至少一年方能出炉。当独立董事收益不错，但还是不如讲演收费来得快。
　　2013年上半年，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卸任，讲演三次就拿到了40万美元，仅出席德意志银行的一次年度活动，就进项20万美元。这项活动不过是做一个讲演，再与银行的客户互动一下，便轻松招财进宝。与盖特纳一同登台表演的，还有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美国到底是超级大国，下台的财政部长与第二世界国家下台的国家首脑平起平坐。
　　在美国卸任官员中，盖特纳的出场费算是相当之高，克林顿目前的出场费也不过20万美元。这是因为克林顿虽然一度贵为总统，但下台有一段时间了，价值顺减，不像盖特纳乃是刚卸任的官员，有如新出炉的烧饼，更受欢迎。
　　盖特纳以利再战，一鼓作气，又去华尔街两家基金走穴讲演，再度轻松斩获20万美元。这钱拿得既体面又安全，不拿白不拿。但盖特纳与金融机构打得如此火热，可见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不可能下狠手监管华尔街。事实恰也如此，那时他总是急华尔街所急，想华尔街所想。“加强监管”的口号要么是痴人说梦，要么是用来欺骗老百姓的。
　　无独有偶，格林斯潘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下来，也是迫不及待地讲演赚钱。卸任后不到一周，便去了雷曼兄弟公司旗下的对冲基金，讲演费25万美元。金融危机前的25万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30万美元。那时的格林斯潘还是一位神话老人，有本钱要很高的出场费。
　　格林斯潘去讲演的那家雷曼兄弟，就是金融危机中倒台的那家雷曼兄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如此亲密，鱼水深情，怎么会有真正的监管呢？但从另一方面说，卸任官员靠讲演赚钱，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卸任官员必须放下身段，登台表演（讲演实际上是表演），取悦银行和银行的客户，这就真正实现了能上能下；第二，讲演费是明账，收入再多也是有限的。最怕的是黑箱收入，因为不知道他们拿多少。
　　当官就是做老爷，因为要做老爷，才要限制他们的权力。商人可以花天酒地，官员要的是荣华富贵。如果当官是全心全意地为选民服务，那限制其权力的必要性要小很多。
　　但即便靠讲演费赚钱合理合法，美国官员还是有点太迫不及待。日本官员的操守似乎要比美国好。日本央行行长卸任后就表示，至少六个月时间内不谈货币政策或他任央行行长期间的决策。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之后，也有与美国类似的问题。最近有三位地方政府的卸任领导，受到上市公司的邀请，请他们担任董事，结果招来很多批评。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对。不让领导富起来，那是不现实的，也是对自己不利的。试问，如果领导都不富，被领导的人怎么可能富起来？穷人领导富人是不太现实的，也很不合乎逻辑。
　　虽然有些国家的领导下来之后既不到上市公司任职，也不靠讲演赚钱，但这些国家的贫富差别很小，大家自然不用想方设法地去赚钱。而且“安贫乐道”并非主流传统，我们的成语和古训就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笑贫不笑娼”，还有“苟富贵，勿相忘”。虽然中国历史上也讲“均贫富”，但这种“均贫富”不是缩小贫富差别，而是剥夺富人的财产，再让一部分穷人变为富人。比如李自成起义是打着均贫富的旗号改朝换代，但夺取政权之后就立刻抢粮、抢钱、抢人。如此说来，美国卸任官员致富的方法虽然不好，但似乎也有可参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