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都要给母亲“喊饭”。
　　“喊饭”是家乡的习俗，每逢盛大的节日，总要备好丰盛的菜肴，舀好饭，碗上搁着筷子，再倒上几杯酒，放在桌子四角，一切弄妥后，站在桌旁，低声呼唤着已经仙逝的亲人，请他们来“吃饭”。
　　在心境中、在想象里、在期盼间，围着满桌佳肴坐着的这些仙逝的人们中，除了父母，其余的人，我都没有记忆，根本就没有见过。在慎重其事地“喊饭”时，突然就想到了母亲，她在世时，做这些事特别谨慎，如今，母亲成了“喊饭”的对象，已经有十四年了。
　　一想到母亲，心里就酸楚无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是老家人们的第一要务。“大跃进”开始的五八年，是饿饭最凶的一年，全村人都在统一的食堂里吃，饭菜定额。我其中的一个哥哥，当时仅一岁多一点，饿急了，在大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把村子食堂里一碗辣椒面给吃下去了，结果辣得哇哇大哭，惹得村里好些妇女都睹景伤怀，哭了起来。有一个叫七奶奶的老妇人，偷偷把别人碗里的饭擀了一大半在自己的碗里，被发现了，村长带领愤怒的村民，让七奶奶光着膝盖，跪在酒瓶敲碎后的玻璃渣子上，还掀起衣服，露出瘦骨嶙峋、干瘪起皱的后背，用鞭子狠劲抽打。梨树、桃树、李树上掉下来的夭折小果，全被人们捡来吃掉，连可食的树叶的嫩芽，也全被扯光，整个春天那些树木都是光秃秃的。有人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吃下本是用来喂猪的细糠，结果肚子胀痛，几天也解不出大便。
　　会木工活的父亲，随村里的几个手艺人，被派到公社去修盖房屋。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母亲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尽可能地省下，分给几个哥哥姐姐，带着他们，艰难地存活下来。我的父母辈，极少流露出彼此间的怜惜、爱恋之情，即便如此，一辈子严厉的父亲，也曾用少有的深情，提及他回到家里的情形，他说母亲已经饿得变了形，嘴唇饿缩了，他都差点认不出来。父亲对母亲那种拼命顾惜儿女，置自己生命于度外的精神，油然而生敬意。
　　生活的艰辛还伴随着人情的凉薄可恨。


　　我们家是解放前才搬迁到村子里的外来户。聚居着孔、王二姓两个大家族的村子，对很少的几户外姓人，多数人持欺凌耍横的态度。父亲的刚硬、母亲的坚韧，铸就了我们一家老少面对豪强霸道之人，毫无退缩畏惧之心。企图把我们一家赶出村子的恶意，经过无数次的吵骂、撕打，甚至提刀弄斧、不惜以命相拼之后，终于难以得逞。父亲在远离村子团簇聚居地的一个角落、两边都是悬崖的险峻之地，修房盖屋，挺立在滇东北的这个穷僻村落。
　　父亲是读八股文章的旧式文人。在解放前，曾任过私塾先生，长于辞令，会观风水，既擅挥毫泼墨，又可写打官司、扯皮绊的所谓刀笔文章，还能推算农村人都极信奉的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的黄道吉日。后来又学会一整套在农村生活的生存技艺，既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也会篾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的活。年轻气盛之时，性格刚强，锋芒毕露，口若悬河，言语犀利，自然得罪不少村里人。解放初镇压地富反坏时，父亲由于任私塾先生时与一些地主、乡绅有交往，遭人诬陷，被解放军当作地富反坏给关押起来，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中，完全有可能被枪毙。一个远房表哥，因为有地富反坏的亲戚，也和父亲关押在一起，他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他的看管不严，父亲让他逃了出来，给我母亲报信。
　　母亲得此恶讯，立即请人写了“保禀”，找村社干部、找乡老，对有些人甚至不惜下跪磕头相求，请他们签名、盖章，捺指印，证实父亲的清白。盖满血红指印、足以证实父亲无辜的“保禀”弄好后，母亲连夜出发，骑上家里的一匹骡子，奔走于陡峭、险峻的山野小路上，前往营救父亲。据母亲说，那匹骡子性情暴烈，曾把母亲腾空摔下马背，晕死在莽莽山林间，等她苏醒过来时，那匹骡子却在边上悠闲地吃草。后来母亲终于赶到永善县境内关押父亲的地方，找到解放军的一个姓吴的营长，及时递交了“保禀”，父亲终于获释。
　　父亲有手艺，常年被生产队外派到异地参加各种修建。那时大的哥哥、姐姐年纪尚幼，母亲没有帮手。整个家庭就由母亲苦力支撑着。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村子里，艰辛劳累的农活姑且不说，最艰难的是，常有孔、王二姓大家族中的一些刁恶之人，不断寻衅找茬，吵架、打架是常常发生的事。有一次，一个孔姓的壮年男人，在赶集的乡街子上殴打母亲，母亲的包头帕被打掉了，他竟把母亲的头发踩到地上的泥浆里，拳打脚踢。母亲说，那时还年轻，身子骨灵活，在那种强弱相悬的情况下，母亲还能反转身子，狠狠打了那男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被妇女打耳光，对老家的男人来说，是一种终生难雪的奇耻大辱，本想以强凌弱，却让那男人遗下笑柄。也是这个孔姓男人，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用锅烟煤涂黑脸庞，企图从矮小、破烂的茅草房的平墙（屋子的墙与苫盖的茅草相接处）爬进我们家里，偷盗仅有的一点苞谷棒子。母亲预防贼盗的方法，奇异而智慧，白天辛苦劳累，夜晚总得休息睡眠，不可能一直守着那点可怜的粮食。母亲便从围绕房屋生长的竹林里，找来大片的“笋叶壳”（包裹在竹子外面的，一面光滑、一面有层绒毛的卵形硬质阔大叶片），放置在装有清水的盆里、桶里，顺里屋的墙脚搁着。贼人爬上平墙时，会把平墙上面的细泥沙弄掉下来，细泥沙掉到水桶里的“笋叶壳”上，会发出不小的响声。母亲惊醒过来，一面大喊着“抓贼”！一面打开手电筒，提着搁在枕头边的刀子出门追砍。那时候，我的年轻瘦弱的母亲，是拼了性命来保护粮食的，保住了粮食，我的尚且年幼的哥哥、姐姐才不会饿死。盗贼惊慌逃窜，刀子没能砍到贼人的身上，倒把路边的石头，砍得溅起了蓝色的火花。
　　最令我至今想起仍旧屈辱痛心的事，是我的母亲在生产队挖洋芋时，一位孔姓人家的媳妇，不断指桑骂槐挑衅母亲。母亲一直静默地忍受着，没有回应，那恶妇竟然冲母亲脸上吐唾沫。在我们老家，冲一位女人脸上味唾沫，是一种极具侮辱的行为，一般只有男女关系混乱，红杏出墙、偷人汉子的女子，才会遭别的女人如此羞辱践踏。母亲出身于永善一个大姓家族，外公是私塾先生，因品行高洁，解放后也一直任教直到逝世。家教端肃、清白自尊的母親，受辱至此，奋起还击，那恶妇的孔姓妯娌，四五个穷凶极恶的悍妇，围着母亲一个人撕扯、殴打，将母亲仅有的一件外衣，撕烂成一绺一绺的布片。在那个买一尺布都需要布票的年代，穷苦不堪，生计艰难，在家里都没有富余的衣服更换，何况是在山野上的坡地里？母亲只能将我一位幼小的哥哥，抱在怀前，带着身上、脸上的累累血痕，背着一大背篓一百多斤重的洋芋，在村子里与我们家相交恶劣的一群男女恶意起哄、肆意嘲讽的笑声中，一步一步，从陡峭险峻的山路上，艰难地走回村子，将洋芋背回生产队，过磅秤、记“工分”（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凭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得的工分而获取粮食）。
　　春节“喊饭”，对着满桌佳肴，对着虚摆了碗筷、空空如也的四座，跪地磕头时，突然想起，幼年随母亲去大姐家，回家时，大姐给母亲准备了满满一背篓老家所没有的甘蔗、红糖。上山的陡峭坡路上，骄阳似火，母亲弯着背，像一张弓，头几乎触到地面，汗水如注，背着东西艰难地走着，不时还要关切地招呼着我，怕我摔跤。走到半路，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母亲从背篓里取出用纱布滤帕包着的米饭团，和我一起，就着路边的溪水，大口大口地吃着。老家不产米，那时，米饭团也是极稀罕的食品。妈妈呀，我的母亲，现在，你儿子吃穿不愁，衣食无虞，想吃什么都能有，您怎么就走了呢？
　　母亲，愿您今生的苦难，都换作另一个世界的甜美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