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日益成为高校公共课教学改革的新的热点，争论不断而又莫衷一是的关键在于特殊的言说语境，要而言之在两点：一是中学教育领域里素质教育的倡言和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复归，二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特别是四、六级英语考试改革的呼吁和推进。正是这两个有些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问题的纠结，使得关于《大学语文》的话题的言说变得歧见百出，而谋求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对相关问题有所廓清。
　　首先，《大学语文》的定位应该落实到文学途径的人格培养。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教育的本质就是‘立人’，这是整个教育的中心，是需要各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語文教育的任务，是要通过‘立言’来‘立人’。”①而当前《大学语文》的教学难以摆脱中学语文教学的惯性，即浓厚的应试色彩、单一的选拔功能和机械僵化试卷设计，把语文教学沦为考试的工具。中学语文教学因考试选拔功能不得不如此的话，而《大学语文》在摆脱了考试压力而能够恢复本性的时候，无论是教材的编选还是教学方式都有意无意承袭了中学语文教学模式，成为学生所嘲弄的“高四语文”，此番误入歧途则是咎由自取。
　　其次，《大学语文》改革应该避免重蹈大学英语改革的覆辙，绝对不要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希望靠等级考试或与学位挂钩等方式强行推广。那种奢望步大学英语之后尘的冲动绝非不存在，因为大学语文的设置大多是基于一个事实：学习了十几年语文的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作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时竟然文句不通甚至错别字连篇，连最起码的准确表达的都做不到。换句话说，《大学语文》问题提出的首先要解决语言基本的表达交流的功能，一如大学英语在我国教育中的定位。加之近些年来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对外汉语教学急剧升温，随之而来的是汉语水平测试的火暴登场，让诸多《大学语文》的从教者窥见了形成一份产业后名利双收的想法。但是，大学英语和对外汉语教学两者之间具备事实上的可比性，它们都是非母语教学，这种教学是以掌握基本的语汇和听说读写技能、达到基本的语际交流为目的。如果以此来比附作为母语教学特别是高级阶段母语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学，实质上是取消这门课程存在的合理性。
　　在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问题上歧见和歧路有所廓清之后，我们可以考虑“不要怎样”之后的“要怎样”。简言之，就是虚其虚、实其实的虚实两途、分而治之的大思路。
　　目前关于《大学语文》课程设置较为权威性指导意见，来自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征求意见稿，该稿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显而易见，意见稿既想保有传统语文教育春风化雨般的化育功能，又想把符合时代精神的所谓科学观念加楔进来，从而使意见稿本身带有强烈的折中调和倾向。
　　人文性，本不是域外闯进的天外来客，溯其本源必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文化恋旧而科学贵新，不同于大胆怀疑、勇于否定、强调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人文性更多的瞩目于属于人的灵魂世界归宿性质的精神建设，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家园想望。然而，人关于自己的规定性的自我设定和自我丰富，可以更新的永远只是浅表层次的东西，核心内容则犹如原型般的存在，可以变形却难于变性，这种返顾性的价值取向使得人文教育必定强调在文化典籍和文学经典中寻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的根本与源头，并在这种自得其乐的心灵畅游中获致精神上的自适和人格上的和谐。
　　鉴于此，我认为与其去奢求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吉珂德的壮举，还不如作西西佛斯式的精神坚守，现实的也是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完成一道加减法运算，即减去本不属于《大学语文》身上的负担，特别是强加于《大学语文》的科学性和工具性诉求；而加法，则是寻找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久已失落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
　　当然，我们在现实的处理操作上，还是可以照顾到与《大学语文》相关却又是附加的功能，将《大学语文》一分为二：一是改弦更张恢复语文的人文路数，一是强化作为语文工具性的培训。前者的实施尚有待从长计议，后者的操作既然主要是弥补大学生在汉语语言文字运用上的普遍而严重的能力欠缺。这一设想，实际上是回应了中学语文教学中遗留问题的“补课论”和“回火论”，所以要以务实的态度行之，使之落在实处且行之有效。如果我们考虑到学生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汇、也习得了基本的表达规则，那么，我们的课程设置应该注重中规中矩的写作训练以保证规范化的汉语写作，万勿陈义过高。
　　至此，我们才可以较为从容的谈论关于《大学语文》的核心性问题——紧紧抓住通过文学来达到从心灵深处解放人、影响人、塑造人的主线。要落实这一点，关键在于抓住文学之美的教学根本，从教材的编选、到教师的聘用以至于课堂教学方式的设计，都应该以再现、传递以至于再造文学之美为唯一鹄的。美在本质上是人在自由的心境中通过自由的创造而达到对自我的肯定，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美能使人成为有教养的人，确切地说，美的世界里的精神生活能使人成为有教养的人”②。具体落实到《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我们未必要刻意规避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已选编目，因为一个以文学之美为教学目的的教学完全可以使一篇熟稔的文章因新的发现而获得新的生命；我们也未必要制定一个包办一切而不给教师以自由选择自由发挥空间的教学大纲或者教学计划，教师在《大学语文》的讲堂上可以而且应该强化其主体性，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在坚持大的原则和大的方向的前提下，大可以化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同样未必要以中学语文的考试方式去苦心经营一份试卷，因为这样一份试卷是啥都有就是缺少对于文学的自得于心的品味以及有所发现之后的喜乐。
　　为了避免《大学语文》的教学设计沦为纸上谈兵，我们对该课程的历史进行考察无疑是必要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大学教育中的出现当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意思的是开设的意图竟然与今日情形极为类似。据当年清华园里的专事“大学国文”教学的浦江清先生记载：当年从教清华园时，“校中一年级生必修国文……考试考察读解各篇之能力。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大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③，所以教师主张大一学生要“多读多写”来予以补救，这就是《大学语文》的诞生。如此看来，“补火论”差不多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同时产生，甚至说《大学语文》本就是为补火而生也不为过。如此看来，《大学语文》对于文学之美的追求俨然奢望矣。 　　但是，意图考察不能全然取代过程考察。事实上，即使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教育在大学的课堂上也是极其活泼与自由，也是极其唯美与务虚的。补火的意图固然是真实的历史，人文性的唯美追求更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让赵家璧先生的回忆文字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的文学课堂去看看：“一九三0年春天，我们征得志摩老师的同意，上他课时，索性把课堂搬进校园里一座古墓前席地听讲。他身靠那棵古槐树，我们分坐在两旁树荫下的石条上，顶上满天的绿叶，小鸟儿在啁哳地唱歌。他给我们念赫德生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他讲泰戈尔怎样喜欢赫德生的作品，和他一起研究《鹞鹰和芙蓉雀》的故事。最后感慨万分地对我们说：‘你们假如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诗人不满现状的情绪，在讲课时随时都有吐露。这种要求回归自然、逃避现实的思想，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④。从这段长文征引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到孔子《侍坐》篇中所展现的师生间在相互砥砺中如沐春风的教育境界，这种教育境界恰恰是我们今天文学教育人文性获致的必由之路。
　　总之，《大学语文》教学的最好之着眼点和最终之着力点应该在于让学生发现文学的美并喜爱上文学这样一种美的形态，从而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和乐趣，长久以往达致怡情养性的不用之用的大用境界，因为立人的最高境界当然在于人的性情的养成。既然我们追求不在一日之功效，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教学模式和考试制度上较其一日之短长，与其考而失其所当，则不如不考。换句话说，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境界应该成为《大学语文》教学追求的极境，能够将学生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考而学中解放出来，哪怕仅就《大学语文》一科为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况且文学本来就是余裕的产物，在一种传统文人学士坐而论道和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氛围里完成[U1][U2]《大学语文》的教与学，也未尝不是得其所哉。
　　当然，《大学语文》的的问题不全然是《大学语文》课程自身的问题，《大学语文》的改革同样不止是《大学语文》自身的改革能够奏效的，没有全面彻底的高等教育教育观念的革新和配套措施的落实，想改变一个大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做法，最终必将实其神髓而留得皮毛，所以要切实完成《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必须整体考虑、配套而行。
　　注释：
　　①钱理群：《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世纪中国》2004年11月9日。
　　②[苏]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第1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4页。
　　④赵家璧：《回忆徐志摩和<志摩全集>――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名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页。
　　饶向阳，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