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中国金融界有两座高峰式人物：一座是教学科研方面的高峰——黄达先生，另一位是实践政策领域的高峰——刘鸿儒先生。现在，黄达老师已经93岁高龄，刘鸿儒老师也已经88岁，两位先生身体仍然健硕，这让我们这些读先生书看先生文章成长起来的学生们感到无比欣慰。今年以来，我一直试图将《银行家》刊首语写成改革开放40周年回想总结系列，金融改革当然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的一股劲流和引人注目的浪花，因此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大写特写。在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时，任何人都不可忽略刘鸿儒先生在中国金融改革早期身居实践决策位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些在金融研究领域刚刚崭露头角的小字辈们在谈论金融改革时总是用故作世故的口吻报怨：“中国的金融改革为什么如此滞后于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是1978年，而中国金融改革元年则为1984年，它以机构体系改革起步，标志性动作是中国人民银行将存贷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剥离出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行使央行调控和行业监管职能。而在此之前，自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开始，财经理论界的讨论主要围绕“大财政，小银行”与“大银行，小财政”这类的命题。1982年4月2日印发的《财经动态》上发表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文章中甚至提出：（1）银行占用的自有资金和货币发行应向财政交占用费；（2）银行应交所得税，由当时的20%升至50%；（3）美国货币发行权属财政，由财政动用这笔资金，因此中国的货币发行应交给财政来运用；（4）保险业归财政部门管理；（5）要求银行上交一部分自有资金。银行方面反过来提出，应增拨信贷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还要把呆账向财政部报备等等。在财政银行界的争论中，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国家通过何种形式管理资金的问题，两种方法，一種是国家财政部门通过银行来影响资金使用，另一种是国家财政的直接管理把银行变成财政部门的出纳和代理金库，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走的都是后一条路，效果不好，因此薛老主张要更好地发挥银行的作用。这场争论后，银行贷款范围扩大了，如建立了技术改造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制度，1984年更是取消了企业流动资金财政拨款制度而全部改由银行贷款。这些珍贵的背景资料都是出自刘鸿儒编著的《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以下简称《突破》）。
　　在找寻中国金融改革历史资料时，我在书柜中看到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的这套《突破》，翻开书，扉页上写着“松奇留念，刘鸿儒 2010年5月26日”。我忽然心生惭愧，这套书是鸿儒老师在什么场合送的我已记不起来了，坦白说，收到这套书时候我也没认真阅读就放到书架上，直到今日在撰写改革开放40年回顾系列文章时才想起它。刚刚读了几页，就有了发现宝库般的感觉。
　　《突破》分上下两卷，上卷记录和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认识深化过程，下卷探讨了如何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若干重要问题。这是刘鸿儒老师在前言中对本书内容的概括，实际上，本书的内容并不限于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本身，它还包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和理论界在金融改革路径选择方面的背景说明及许多重大问题思想认识深化的来龙去脉。所以，《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这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也只有鸿儒老师这样身处金融改革中枢地位的人才能编著得出来。
　　据记载，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提出把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关于金融，《决定》中只提“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显然有语焉不详之嫌。《决定》通过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鸿儒老师任组长，组员为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还有两位五道口在读硕士生吴晓灵和李弘。我认为，金融体改研究小组组长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个位置使得鸿儒老师能够从全局、战略和总体上思考中国金融的改革问题并能在同国务院领导的频繁沟通中掌握许多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信息”，正是由于这一点，鸿儒老师能在1987年出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2000年出版《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而2008年出版的这套《突破》又侧重于历史背景交代和思路探讨线索的厘清，它对于将来的研究者在总结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
　　1984年5月，在合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五道口的十多名硕士生以蔡重直为代表提出了以建立金融市场为金融体制改革突破口的主张，蔡等大会发言的第二天，美国之音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此之前，金融理论界有一派的意见是主张将银行企业化改革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显然，蔡重直等同学的意见直接针对的是这种银行企业化改革突破口论。鸿儒老师对金融市场突破口论评价甚高，但蔡重直等人的建议为什么没有被中央采纳呢？鸿儒老师在《突破》中从两方面进行了解释：（1）当时意识形态阻碍甚大，许多人都认为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用，金融市场突破口论在政治上根本通不过；（2）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在经济转轨之初，计划在很多方面都起主导作用，银行仍属国家官僚体系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试图用金融市场带动银行改革，从前提上说就难以行得通。所以鸿儒老师在《突破》中说：“我们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先抓银行改革，然后逐步建立金融市场。”从这一结论性语言中可以看出鸿儒老师在金融改革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198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就由机构体系建设和完善为基本内容，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问题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纳入改革议程。
　　到底是银行改革突破好还是金融市场突破好，这个问题似乎已不用回答，历史实践选择的是前者，就说明中国的金融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时，首先摸到的是银行这块“石头”，是现有机构的改革改造和完善，是利用现有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实体经济服务效能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无视现有机构服务效能的发挥将平地起高楼式的建立金融市场置于金融体制改革日程表的首位。刘鸿儒老师作为金融改革方案设计小组的领导者主持人，所做出的选择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古人所说的“老成谋国”特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似乎也只能那么做，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最稳妥最成功的选择。 　　在这里顺便提一句， 1 9 8 4 年我还在天津财院读硕士学位， 是个啥也不懂的毛头小伙子。为了学英语， 我从本科（1978-1982）时期就养成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蔡重直等人在合肥会议上争先上台发言主张立即建立金融市场的事迹在美国之音被播出时，我收听到后感到十分震驚，及至后来在《金融研究》上看到这个“合肥建议”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再后来看到蔡重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关于以建立金融市场为中国金融改革突破口的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心中感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门下读博士后主动找上门去和蔡重直成了好朋友。但正如一句东北话所说“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我们这些年轻人怀抱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冲动和一腔热血主张金融改革以建立金融市场为突破口在理论上逻辑上似乎有一百个一千个合理性，但在鸿儒老师这种有长期金融实践和领导经验的人看来，金融改革、经济改革从来都不是中性的金融、经济问题，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每一个改革步骤每一项改革措施似乎都与政治、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这也是我重读《突破》时最大的一点收获。
　　鸿儒老师是吉林省榆树县人，我的本科同学马德伦、刘连舸都曾给鸿儒老师当过秘书，因此，虽然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都是读鸿儒老师的书和文章一路成长，但在心理上总有许多比一般人多一些的亲近感。鸿儒老师在四十年前无疑是中国部级干部中理论水平最高的官员之一，早在1965年也就是53年前鸿儒老师就与黄达老师合译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一书，更于1964年就与王兰同志合著了《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从34岁出版第一部著作到78岁时出版这本《突破》，我们能从鸿儒老师的8部专著、译著2部和主编的20多部出版物中品味鸿儒老师用辛勤劳动提供给我们的精神食粮，特别是这本《突破》，作为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的鸿儒老师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留下了一本里程碑式史料性著作，书中关于资本市场建立之初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领导人的讲话和表态，关于股份制改革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一个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早期的监管思路和制度设计、各种争论的背景和经过等等，《突破》都用生动翔实的史料进行了精彩的叙述，这些内容也许只有鸿儒老师能写得出来。我希望比我年轻的那些金融理论工作者们在研究中国早期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时都要将《突破》作为首选文献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