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陈佩秋，字健碧，斋名秋兰室，河南南阳人，1922年12月生。1944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业于黄宾虹、潘天寿、郑午昌等大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陈佩秋和她已故的丈夫谢稚柳可以说是沪上画坛的双璧，在整个当代中国书画界，他们亦闪耀着各自的光辉。圈内人喜欢用“赵管遗韵”来形容这对夫妻的风雅，将他们比作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与他的夫人管仲姬。更有人认为，陈佩秋的格调，远在管仲姬之上。管仲姬的作品未脱闺阁脂粉之气，而陈佩秋雄沉端庄、绮丽典雅，自创一格。
　　陈佩秋本人也和她的画一样，言谈举止让人感觉到一种不让须眉的气度。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个“金迷 ”，熟读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她的身上也有着一股任侠之气。“有一种人是温吞水，激动不起来。而我年轻时总忍不住暴跳如雷，容易得罪人。现在年纪大了，不和人家顶了。”尽管脾气收敛了，但是臧否人物，评论起书画界的乱象，她依旧毫不留情。犀利与直接之处，让《环球人物》记者不禁咋舌。
　　舍弃画画搞鉴定
　　这位书画大家的住所位于上海长宁区。出了电梯，只见陈佩秋的家门口摆放着一大箱的简易拖鞋，想来是门庭若市。采访中，老人家也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困扰。她叹着气说：“张大千是在出国的那些年，没人打扰，才做出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要是今天这个人找，明天那个人找，怎么静下心来做研究工作？”

　　90多岁的她是颇有威望的大画家，捧着重金登门求画者自是不少。近些年，她却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鉴定大家谢稚柳的影响，而直接的缘起，则是张大千暮年掀起的关于五代画家董源那几幅画的争议。
　　董源被认为是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画作极大地影响了元代以后山水画的发展方向。著名的《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三件作品，一直被认为是董源的真迹，是五代山水画的典范之作。1980年，身在海外的张大千托人给他的老朋友谢稚柳捎话，称这三件作品“有问题、需要再研究”。当时谢稚柳认为，张大千“钻牛角尖”了。
　　1983年，张大千去世，这件事也就被搁置起来。后来改革开放，谢稚柳和陈佩秋借着出访交流的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观摩到许多五代、北宋时期的画作。经过一番研究、对比，晚年的谢稚柳越来越觉得“张大千是对的”。但病榻之上的他终究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质疑公诸于众。陈佩秋继承了丈夫未竟的事业，花费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将谢稚柳生前以及她自己对《潇湘》三图的疑问告知了天下。
　　此外，2001年，八旬高龄的她还曾连续伏案11个月，重新审鉴被公认的美术史上的杰作——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她指出，这一幅并非唐画，更非阎立本的作品，而是彻头彻尾的伪作。此论一出，立刻引起海内外艺术界的一片哗然。
　　“把好的东西说不好，不好的东西当宝贝，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艺术的不负责。”鉴定古画时，她不轻易放过任何细节。鉴定界有一种“半卷”或“半尺”的说法，意思是对于一幅画，鉴定家只要打开半卷或半尺，便能立判真伪。但在陈佩秋看来这完全不可取：“碰见高明的作伪者，细心辨认还怕看走眼，何况只看半尺？这种自大的做法，实在不适宜在鉴定界推广。”
　　学中国画就要看经典
　　“鉴定是一门科学。需要丝丝入扣，极其严谨。”陈佩秋强调。讲到几十年前的一次经历，她至今还有些不服气。那是1978年，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来到上海中国画院访问，陈佩秋和另一位著名画家程十发负责接待。三个人在一起寒暄，程十发说自己不会算账，数学一塌糊涂，韩素音就接口“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科学头脑的人不能做艺术家？我就不这么觉得。我来学画画，可不见得我是脑子笨。”她说。
　　陈佩秋小时候很喜欢数理化，成绩很好，志愿是读理工科，将来学科学。但父亲比较保守，对她说：“女孩子学什么科技，学学经济，今后在银行当个会计，就很好了。”在父亲授意下她考上了西南联大的经济系，但上了两堂课她就辍学回家了。
　　那时候，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不少画家都去昆明办画展。抗战时期的昆明，云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陈佩秋经常去看画展，并萌生了学画画的想法，22岁的时候考上了当时暂居重庆的国立艺专，从此开启了和绘画的缘分。
　　在国立艺专，受到潘天寿、郑午昌、黄宾虹等名家的指点，让陈佩秋受益匪浅。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学校迁回杭州，陈佩秋主动要求延长自己的学制，在学校里沐浴了7年的艺术熏陶。
　　这7年，她大多的时间都在临摹、写生，“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别的同学临摹老师的画，一临就像，但陈佩秋刻意求难，找来一些古画的印刷品临摹，她说：“学中国画就要看传统经典的东西。”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五代南唐时期赵幹的山水画《江行初雪图》，这幅画她前前后后临摹了多次，每一次，都震撼于画家的布景精奇，笔墨线条的细腻，也从中领略到中国画技法的精髓。
　　1950年毕业后，她进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1955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后，她又被聘为画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画家之一。 　　除了师法古人，她还师法于自然。多年来，写生已经成为她的一个习惯。1956年令她在画坛扬名的《天目山杜鹃》就是写生获得的灵感。在云南，她深入过许多偏远山区，山势的跌宕、云霭的厚薄、树木的疏密，都留在了她的写生本里。“我觉得一定要对实景写生。身边的一草一木，皆可入画，要的是心思和毅力。”
　　改革开放后，她看到了大量的西方印象派原版画作，这给了她新的启思，将印象派的用色技法运用于中国画上。耄耋之年的她，笔下的青绿山水，满纸葱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致。
　　她锐意创新，画风不失新潮，但实际上始终还是一名传统的捍卫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有位著名画家发言说，要像海盗一样，快一点把西方的东西赶紧接包下来。其他一些新派画家也随声附和，指陈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弊病。陈佩秋拍案而起：“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有什么不好？”然后和这些艺术家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
　　传统笔法不可丢掉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之日，陈佩秋刚乔迁新居不久，家里还未及收拾，屋内陈设好多都暂时地简单摆放着，只有书房，一切看来都已布置妥当。她指了指墙头的一大摞大开本的《宋画》，对记者说：“现在我的健康还可以，我想我总是还要再活几年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宋画弄好。不弄好，这辈子就留下遗憾了。”
　　《环球人物》：对比中西绘画，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取长补短？
　　陈佩秋：西方画的色彩比我们中国画用得多，而且用得非常好，可以借鉴。但其他的还是我们比他们好。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的肖像，而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专画人脸，我们擅长用线条来表现人物的形态。早在初唐的人物画里，人物的头发，都是一根一根带着呼吸感的，线条极其流畅，下笔必须又快又好，需要极高的技术。而西方绘画是不注重线条的。
　　《环球人物》：您一向捍卫传统，那怎么看待现代派的画家？
　　陈佩秋：毕加索，抽象派的代表人物，给张大千画了一张画像。怎么画的？头是圈一个圈圈，头发就是这样竖起来的几根，其中有两根很长。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是随便画画，这就成了一件艺术品。艺术品要是这样的，人人都会画。
　　现在的绘画是乱得一塌糊涂，好与坏，没有一个艺术标准。不好的东西硬要说好，硬要捧起来。你一个人说不好，人家有三五个人说好，你能怎么办呢？
　　《环球人物》：您认为评判绘画的艺术标准应该是怎样的？
　　陈佩秋：早在南齐的时候，谢赫就提出了“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你要达到这些规范了，你才是一个艺术品。就像京剧表演一样，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都有不同的规范。可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创个流派。但这些东西，总归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环球人物》：临摹、写生那么多年，您现在到了一个能随意发挥的境界了吗？
　　陈佩秋：随意发挥，这个你自己说了是没用的，要留给人家去评说。人家认为你这个是艺术，就可以。当你达到那个艺术标准的话，人家自然说你的画好。达不到就算了，死乞白赖地做，也是不成的。
　　《环球人物》：古画鉴定既繁琐，又充满是非。为什么舍弃画画搞这个？
　　陈佩秋：上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看画，即便是在很好的博物馆里，专业人士对古画的判断都很不准确。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假画泛滥的问题。
　　现在搞鉴定的人都是“史论系”毕业的，只懂理论，不晓得作画的方法。而我自己画了这么些年画，再来搞鉴定，当然是有优势的。我由临画而熟悉了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习惯，以及墨色、款识等等。山的皴法，石的点法，水的画法，衣纹的描法，还有各种风格的时代性，我都有体会。
　　《环球人物》：现在掀起艺术品的收藏热，一件件画作拍出天价，对此您怎么看？
　　陈佩秋：齐白石老先生的画拍出了上亿，那天他们告诉我潘天寿的画也拍了两个亿。我觉得这些都有炒作的成分在里面。一张画到极其精致的古画，画家花了一辈子心血，不也才几个亿吗。如果这些拍品值一亿两亿，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千亿万亿也是值的了。
　　前人说“学无止境”，到老了我更能体会这其中的道理。一个学画的人也不知道要进修多少年，才能够有所建树。大概是终其一生都不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