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读了张默生的《记怪诗人徐玉诺》(收入《异行传》中)之后，才急急找来《徐玉诺诗文选》快读一过的。故首先感兴趣的，是“玉诺君”其人。
　　“他的全部生活，可说是一首极长的叙事诗”——张著撷取的，便是这长诗的片断。这位徐诗人任教洛阳省立四师时，某日送客至车站，及车将开时，不欲作别，遂送到郑州，郑州复又送至北平，后友人他去，送客者却坐困逆旅。于是大登启事，云独身飘泊北平，无以为生，意欲觅求职业，上而大学教授，下而各机关录事，月薪在二十元之谱，均可应聘。启事登出，未及候得结果，又随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往赴东三省，诗人返国，他便在吉林一所中学做教员。旋又住厌，一发远行，一行而至福建，仍教书为生。直至革命军北伐到河南，方辗转返乡。此一番送客，一送数年，而行前与行间又并无一语告知家中校中！
　　而且这位徐诗人，从来是想到什么，便做什么。想到要开一洋服店，率即干将起来。不惜工本，不计费。某日念及数百里之外家中的毛驴，即刻致函家人，嘱将驴送至学校。又一日思念家养之牛，遂告假归里，牵牛而返。即教课亦如是。讲到兴起处，占用了他人的课时，也浑然不觉。倘若无话，则便戛然而止。或询之，答曰：“没有话说了，还在众人面前装蒜干什么？”
　　
　　“玉诺君的性情，是和人无论怎样交情厚，终日恋恋不舍，但一别即恝然忘怀。对朋友如此，对亲爱的家人亦如此。……但他与人也从无仇怨，你无论怎样想得罪他，也得罪不了他。他没有机心，更没有诡诈，他总是觉得世上都是好人，别人想玩弄他，也不易发生效力，因为他对恶意的袭击，是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所以对方也无所施其伎俩。总之，他能善忘，好也忘，不好也忘，事过境迁，则统统忘去。”
　　
　　——多情耶？无情耶？我以为，是多情，而非执著于情。情至，则尽其情；情去，则遽尔相忘，不为之所累也。
　　不过，默生先生所认识的玉诺君，已是不大作诗的诗人了——他的诗作，或曰使他可以诗人称的诗作绝大多数写在一九二五年以前。
　　那却是怎样的一些诗呢——
　　
　　湿漉漉的伟大的榕树／罩着的曲曲折折的马路，／我一步一步地走下，／随随便便地听着清脆的鸟声，／嗅着不可名的异味……／这连一点思想也不费，／到一个地方也好，／什么地方都不能到也好，／这就是行路的本身了。
　　
　　张默生笔下的“怪诗人”，正是入于这一境界的。
　　但是，他又并非不知秦汉无论魏晋、“连一点思想也不费”的桃花源中人，而是一位苦苦思索的哲人，否则，又怎能写出这样的诗：
　　
　　“人类是命运弄熟的猴子。我们要穿什么衣裳，戴什么帽子，什么鬼脸，怎样地跳踉，忸怩；甚至于要表出如何的情绪——哭——笑——，只看他那一面惊心动魄地铜锣敲的是什么调门；那只，我们不敢见的鞭子怎样地挥扫了！……”
　　
　　彻悟如斯的诗人自然不甘愿做命运的猴子。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狷者，愤世嫉俗也，反抗命运也。“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列子·天瑞》)有注云：“非形不与物接，言不与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则同于不识者矣。”不求宛转媚俗，亦不必乞于识者，却一切置门外之是非而求自容于天地间，这便是徐诗人的潇洒了！只是，读到《杂诗》中的这一首——假设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却使人不得不怀疑后来那个善忘的玉诺君，是否真的善忘；而这潇洒，竟亦是那“不可承受之轻”罢。总之，任情自适，很难。得到的，与失去的，也总是相等。“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潇洒之下，必独守一份寂寞。或曰：写在书上的玉诺君，与写诗的徐诗人，总是可爱的，但生活中的如此“异行”者，怕未必可爱。也许罢。“存在”，毕竟不是完全个人的。却但愿生存的空间中，能为这种独立的个性，这种即兴创造自己生活的诗人，保留一份浪漫与潇洒。至于理解与否赞赏与否，倒在其次。
　　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的创作，著称于五四新文学的草创时期。这个选集，所选新诗，止于三○年；小说，两篇作于五十年代，余皆为三六年以前的创作。而张著所记，亦是其二十至三十年代间事。此后的徐诗人，又是怎样的呢？从文选所附的年谱中，已很难想象那别一种潇洒。诗人不寿，病逝于一九五八年。如果天假以年，又当如何？亦并付诸悬想了。
　　
　　(《异行传》，张默生著，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版，0.97元；《徐玉诺诗文选》，刘济献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版，2.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