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晋城市郊区南村镇原家村党支部、村委会召集全体村民，为5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靳明德等人举行追悼大会。这是一个既高兴、又悲痛的时刻，当我从晋城市郊区人民政府民政局长赵忠祥手中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94年6月21日颁发的靳明德同志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时，我们全家人以及在场的数百名群众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父亲靳明德(又名靳存太)1900年出生于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原家村，1942年10月30日被日军杀害，时年42岁。父亲牺牲时，我才11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父亲为什么牺牲在外地?他为什么去外地?邻里们没有人知晓。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为国家、为穷人而死的。”当我再往下问时，她默然了，并说：“不要再问了，否则，咱们也要被杀头的，等你长大了以后就知道了。”当然，还有人知道，那就是和父亲经常在一起的人，但他们谁也不敢说出口。
　　父亲牺牲以后，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一家背井离乡，逃荒到潞城落脚。我由原名靳树生更名为于太成。不久母亲去世。这样，父亲之死，在我心灵中就成了个谜。
　　1947年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但父亲之死因，却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为了了却这块心病，我走上漫无边际的调查之路。首先从潞城返回晋城了解情况，在故乡的老人中寻找线索。但大家只知道父亲是为抗日牺牲的，却不知道真实情况。由于工作在身，我只能抽时间前往。每去一次，都一无所获。但我没有灰心，10次、20次、一年又一年，往返于长治、晋城途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知情人李斌。
　　李斌曾是晋城市 工会主席，当时已离职休养，他1938年入党，是晋城地区较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我姨父张金福的引领下，我找到了这位资深的革命老前辈。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奇地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赶快走近老人身边，高声向老人说：“我是靳明德的儿子，从长治来看您来了。”这时，老人用颤抖着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眼里含着泪水，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向着里屋喊：“快出来，老靳的儿子回来了。明德还有后人，真是老天有眼!老靳有灵!保佑你长大成人。老靳可以安眠九泉了。”这时，老婶端来茶水，我等问候几句后，一边喝茶，一边认真地听着李斌老人对往事的回忆：
　　“你父亲1937年参加牺盟会，1938年经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均在晋北县二区工作，都是区分委书记，我分管农会工作。你父亲分管工会工作。当然，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南村一带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当时，咱这一带就只有我们两个党员，日本鬼子疯狂得很，再加上汉奸、走狗的猖狂活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们只能非常秘密地行动。如果有要事，需要联系，就是你婶子和你母亲来回跑，她们两人就成了我们的交通员了。我和你父亲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线是一个外乡人，叫崔子林，这事你父亲不知道，我的下线是你父亲，当然崔子林也不知道。另外，你父亲是挑八股绳走乡串户做买卖的，这样，他和群众的联系就比我方便多了。再加上他积极热情，工作很出色，特别是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曾多次受到县上表扬。仅1941年和1942年，经他动员就有30多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大概是1942年秋，我们又接到命令，继续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老靳先后到马匠、寨西、南村等地进行动员，经过几天的努力，动员了十几个人。为了躲避敌人、汉奸的视线，这些人由老靳带队黑夜出发，到区上报到后，区上又命令老靳再回来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就在返回南村途中，老靳被日军杀害了。靳明德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牺牲的，是很光荣的。待我好好回忆一下，给你写个材料。”
　　这时，我才懂得了母亲所说的是为国家、为穷人而死的真正含义。不久“文革”开始，李斌老人材料没有写成就去世了。
　　“文革”以后，我要继续了结我的心愿，继续找知情人。几年问，我先后在晋城、长治找了20余人，均无线索。此后，我北上太原、阳泉，南下郑州、洛阳等地询问，先后访问了山西省政协的副秘书长徐一贯、山西省总工会的王维庄、洛阳市委党校的卫老伯，还有曾南下到福建工作的尚凯老人等，但均未了解到第一手材料。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老家有人捎信给我说：“你父亲1942年送去当兵的10个人中，有一个叫靳明贵的，听说还健在，据说在湖北恩施地区水利局工作。”1986年，通过询问有关人员，了解到靳明贵的工作单位和住址，我立即写信询问，老人马上回了信。信中说：“你父亲是牺盟会员我知道，在南村一带做秘密工作我也清楚。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我在他牺牲以后才知道的。1942年秋天的一个黑夜，你父亲对我说：‘明贵!当兵去吧，打日本鬼子去吧，不然咱们祖祖辈辈都得受日本鬼子的欺辱，只要咱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打败小日本。’此外，他还讲了好多共产党救穷人的道理。我听了以后，觉得在理，就同意前去当兵。一天下午，你父亲对我说：‘今日天黑后，咱们一块到后山集中。’到了后山，我才知道有十几个人，是分三路来的。在后山吃了些饭，并说明到区游击队当兵，在沿路上应注意的事项等。我们十几个人，跟着你父亲一直往西走，第二天的下午才到了区游击队所在地的阳城县半坡村。当天黑夜，我们去的人就有10个人编入了十八团。听区游击队长说，你父亲还需要回去再动员人前来参军，这样，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他在信中提供了除他之外，其他9个人的姓名与籍贯，以及当时区游击队长兼区长阎家玉等人的情况。并通过组织给我写回了证明材料。
　　有了线索，就顺藤摸瓜。接到信后，我先后用三年多时间找有关人员。同去参军的10人中，有一个人叫赵仁喜。他说：“当时的10人中，我年龄最小，只有16岁，编队后，开始训练，我天天哭，并要求回家，领导考虑我年龄小，就放我回家了。其它情况我什么也记不清了。”
　　唯一的希望是找阎家玉了。当时，我只知道此人原籍是环秀村人。经多番查找，1989年冬我和赵仁喜等在晋城市内的南街找到他。阎老已85岁高龄，身体还可以，脑子也清楚。当我们问到靳明德牺牲的情况时，他很激动动地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此事?”“我是靳明德的儿子，想了解一下父亲的牺牲情况。”我赶快解释说。老人喝了口水，停了一会，才颤抖着开始说话了：“靳明德是我们的好同志，是我们的区分委书记。”这时他翻开一个小本子边看边说：“那是1942年秋的事了，县政府又一次要求我们尽快再动员青壮年参军，以补充县游击大队和八路军的兵员短缺。当时，靳明德同志正好带着十几个当兵的来到区政府。当即我就对他说：‘明德同志，你还得回去，再多动员一些人来参军，这是县上的命令，就难为你了。’明德当时就说：‘没有事，我坚决服从命令，这就是咱们的任务。’他在区上住了一天，第二天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