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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Shopping Mall，还是“大食堂”】
上海举办世博会那年，经过我家小区边上的地铁线动工修建。在两站路之外的地铁站上盖，规划了一个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2015年底，地铁全线通车，但shopping mall没有同步开业，如今两年快过去了，还是没有开业迹象，陈旧的招商广告挂在外墙，显得有些落寞。
我家周围，路边小吃店越来越多，但我希望能更上档次一些，所以对它的开业，抱有很大希望，但现在看，短期内指望不大。
我对这个shopping mall的期待实在有些私心，只是希望有个环境舒适的“大食堂”。其它传统功能已经不指望——基本上都转移到网上去了。
Shopping mall几乎是中国大城市的标配，在过去那些年，它聚拢最多的人气，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副中心”。但我家附近这个迟迟开不了业，在凯歌高奏的城市化进程中，让人嗅出了一丝异样的味道。
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比2012年末提高了4.8个百分点。除4个直辖市外，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数量达20883个，比2012年末增加1002个。
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划分，100万～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增长迅速，达到121个，比2012年增加15个；300万～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3个，增加4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增加1个。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过去5年，4个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由于人为控制，增加幅度大大放缓，上海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只有广州和深圳人口2016年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长50多万。一线城市的表现与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加了20个，形成对比。
无论承不承认，一线城市的城市化模式，是中国城市化的风向标，而一线城市人口增长的放缓，不管是否出于政策原因，是不是意味著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在悄然出现？
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与以往一般认知的“大城市最吸引人”形成对比的是，过去5年，“中国意义”上的中小城市正在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吸收了最多的外来或返乡人口。过去几年有学者提出的3000万、4000万甚至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设想，恐怕要落空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折点？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前段时间，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底特律曾以生产汽车而闻名，但汽车业的外迁，使之成为一座正在衰败的城市。实际上，中国的一些资源型城市也由于资源衰竭而处在凋敝之中，除非发展出新的替代产业。可见，世上并没有长盛不衰的城市。
普遍意义上，除了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政治中心外，一座座城市的兴起，多由于它能带来财富，能提供无法替代的各种信息、安全保障、文化娱乐，以及便捷的公共设施。如果财富创造能力下降，城市的其它魅力也将随之黯然失色。
但从个体角度说，从古到今，人对城市的向往，归根结底是向往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与社会自由。譬如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是教会的行政中心，人数只有数千上万人，在经济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在战争时期，它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即通常所说的“城堡”。
但商业的复兴逐渐改变了这些特征。先是附近的小商人通常需要到城堡寻求宗教势力的庇护。接着，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商人需要到城堡休息，存放货物。城堡的建筑逐渐不敷使用，于是在城堡外修筑居住地。新居住地的生活与老城堡完全两样。新居住地的人逐渐被称作“市民”。
商人的到来，也引来工匠。商人和工匠结合，便构成最早的工商业社会。其中的大商人，成为市民阶级的领袖。市民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逃亡的农奴。这些农奴来自远方，领主无法把他们找回去，于是他们成了事实上的自由人。这种状况，引起了贵族和领主的憎恨，他们把城市称为“可恶的市区”。
在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市民阶级看中自由，仅仅是因为看中自由后面的利益。自由，成为了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也是城市这块土地上的特权。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以上历史，见诸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实际上，放眼全球，以工商业为原动力建立起来的城市，从一开始，多已植入了自由的基因。
【处在社交能力边界内的城市】
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大概为10%，经过27年的工业化努力，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城市化率不到20%，其中1960年到1978年，城市化率几乎停滞不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继续原有政策，城市化率将很难有大幅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左右的速度迈进。这是世界罕见的速度。
中国当代城市的急剧增加，最重要的动力当然来自工商业的勃兴。但中国当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又有血肉联系，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著名的“邓巴数”理论，2015～2016年间，该理论在中文互联网媒体产生巨大影响。所谓“邓巴数”，是一个估算的数值：在没有等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一个无政府团体可以达到的最大人口规模。邓巴教授经过一系列计算，提出这个数字为147.8（通常人们将其约等于150）。
人类的认知存在局限，150看上去不是个大数字，但因有庞大的衍生关系，社区越大，成员越难掌握全部的人际关系，成员间的陌生感越强。这时，人们需要额外的手段维持社区稳定与统一，或者将社区分裂为多个次级社区。例如，当一个家族的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建立等级制度，划分长幼、选举出族长、头人，以维持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大家族就会分家为若干个小家族。 如果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建立比较稳固社会关系的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
考虑到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对亲戚朋友的高度依赖，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也算亲戚朋友，那么通过间接关系，一个人可以找到的社会关系，大概有两三万人，有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这个社交能力的边界大概可以扩展到八九万的规模。
而两三万到八九万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一座县级市或县城（所在镇）的人口。这就注定了，以县城规模及以上为特点的中国中小城市，本质上仍然是个乡土社会、人情社会。
县域之内，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人情社会。任何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人，多半可以通过乡邻、同学、朋友、亲戚，一重或多重，扯上或近或疏的关系。不过县域之内，各种资源也很紧张，如果关系稍远一些，形同没有。所以，如果要在小地方上混，经营各种关系是一门最大的学问。
当然，如果没有在“北上广深”或其它大城市长时间（比如三五年以上）生活工作过，一辈子待在中小城市，习焉不察，未必觉得有多少无法适应之处，反而觉得中小城市有更多“人情味”。但如果在大城市待过比较长的时间，就会对把大量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关系这种事感到无所适从，可能出现比较强烈的自由被剥夺、私人空间被侵占的感受。
实际上，近年来，不断发生“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的争论。阅读许多案例，你会发现中心意思无非两层，一方面，“北上广”的房价让人失望，但另一方面，离开“北上广”回到中小城市，又被“人情社会”所绑架，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不适。基于这种不便向亲戚朋友明言的理由，使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向往大城市，而且越大越好。因为城市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
【突破人情限制的可能】
过去5年，一些在以往只能算是中等城市的省城，以及地级市等中小城市，都在急速扩大，原因何在？其一，傳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动更多的人进城；其二，基础设施的飞速改进，尤其是连接农村的公路和通讯设施，使城乡之间的来去异常方便，也促使很多农民就近寻找工作，并购房居住。
从农村移居县城，从小城市移居中等城市，虽然仍然没有脱离人情社会的窠臼，但至少扩大了经济自由，而其它自由的提前到来，则要依靠互联网。
首先，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际关系的肉体限制，即便身处人情社会，其精神也可以融入到另一个统一的虚拟世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精神的解放。人的肉体在哪里，显得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
暑假期间有一条消息，说四川乡下的爷爷奶奶想利用假期，接城里的孙子来玩，但孙子拒绝了，理由是乡下没有Wi-Fi。对于这条消息大可一笑置之，但也可以反过来解读：任何地方，在物质享受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只要有Wi-Fi，不与虚拟世界“失联”，人对身处城里还是乡下的介意程度就会下降。
其次，过去，人聚居程度越高的地方，传统媒体越发达，越容易产生“众目睽睽效应”，人更有心理安全感，并更可能产生有效的规则。反之，中小城市的安全感更多寄托于人情网络，使得正义的实现和规则的践行要难一些。
而互联网的到来，理论上使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一键走到中心，也可以获得“众目睽睽效应”。既然如此，还何必劳神费力，到人多的地方求取安全感？
互联网向乡村普及，尤其是网速提高，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后，即便身处大城市，照样可以方便接收到通过社交媒体转来的偏僻地方的各种求助画面，发生在偏僻地方的案件也可以很快发酵，引起全国关注。这已经为无数例子所证实。
再次，从财富的取得来说，由于相当部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正在快速向互联网转移，鉴于互联网几乎没有物理距离，因此，理论上，你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财富创造和分配，而不一定要将自己的肉体移动到现时的财富中心。
甚至不同地方的人士，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组建经济实体，由于分散性，甚至对办公场所的要求也下降了。在过去，注册一家公司，多有办公面积的要求，而现在只需提供办公地址即可，不在乎面积大小。一家互联网企业，员工理论上可以分布于全国城乡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城市空间和区位的要求。
第四，鉴于文化娱乐是最先被互联网“收编”的行业，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线，通过互联网的文化娱乐，基本已全球均质化。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剧，都首先在网上播出，真正做到了“环球同此凉热”。随着全息技术和网速的进一步提高，以及VR等技术的进步与完善，一场音乐会，完全可能移植到乡下的某个房间里。
最后是公共服务的规范化。人们过去对中小城市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办事不规范，讲人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也需请客送礼，不胜其烦。随着网上办公的完善，一件事情是否办得成，逐渐由相应的办公软件说了算，人为干预的因素会逐渐下降，堵心的事情会逐渐减少。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一开始主要是信息的发布不再被垄断在专门机构，如传统的报纸、电视、电台等。电商的蓬勃发展，开始逐渐瓦解以shopping mall为代表的大城市地标，而部分公司员工突破躯体限制，办公更为自由，势必带动其向使身体更为舒适的环境移动，这个舒适环境，未必一定是大城市，也可能是环境更优美的中小城市乃至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在上述地域轮流更换。未来会如何？想象空间，非常之大。
数据上看，城市化率的速度还在节节攀升，但会否沿着传统的方式走下去？至少，如果时间倒退20年，互联网就像今天这样发达，农村基础设施像今天这样有相当程度的完善，我自己还会不会一门心思想着挤进大城市，还真是个未知数。
上海举办世博会那年，经过我家小区边上的地铁线动工修建。在两站路之外的地铁站上盖，规划了一个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2015年底，地铁全线通车，但shopping mall没有同步开业，如今两年快过去了，还是没有开业迹象，陈旧的招商广告挂在外墙，显得有些落寞。
我家周围，路边小吃店越来越多，但我希望能更上档次一些，所以对它的开业，抱有很大希望，但现在看，短期内指望不大。
我对这个shopping mall的期待实在有些私心，只是希望有个环境舒适的“大食堂”。其它传统功能已经不指望——基本上都转移到网上去了。
Shopping mall几乎是中国大城市的标配，在过去那些年，它聚拢最多的人气，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副中心”。但我家附近这个迟迟开不了业，在凯歌高奏的城市化进程中，让人嗅出了一丝异样的味道。
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比2012年末提高了4.8个百分点。除4个直辖市外，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数量达20883个，比2012年末增加1002个。
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划分，100万～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增长迅速，达到121个，比2012年增加15个；300万～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3个，增加4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增加1个。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过去5年，4个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由于人为控制，增加幅度大大放缓，上海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只有广州和深圳人口2016年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长50多万。一线城市的表现与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加了20个，形成对比。
无论承不承认，一线城市的城市化模式，是中国城市化的风向标，而一线城市人口增长的放缓，不管是否出于政策原因，是不是意味著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在悄然出现？
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与以往一般认知的“大城市最吸引人”形成对比的是，过去5年，“中国意义”上的中小城市正在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吸收了最多的外来或返乡人口。过去几年有学者提出的3000万、4000万甚至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设想，恐怕要落空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折点？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前段时间，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底特律曾以生产汽车而闻名，但汽车业的外迁，使之成为一座正在衰败的城市。实际上，中国的一些资源型城市也由于资源衰竭而处在凋敝之中，除非发展出新的替代产业。可见，世上并没有长盛不衰的城市。
普遍意义上，除了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政治中心外，一座座城市的兴起，多由于它能带来财富，能提供无法替代的各种信息、安全保障、文化娱乐，以及便捷的公共设施。如果财富创造能力下降，城市的其它魅力也将随之黯然失色。
但从个体角度说，从古到今，人对城市的向往，归根结底是向往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与社会自由。譬如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是教会的行政中心，人数只有数千上万人，在经济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在战争时期，它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即通常所说的“城堡”。
但商业的复兴逐渐改变了这些特征。先是附近的小商人通常需要到城堡寻求宗教势力的庇护。接着，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商人需要到城堡休息，存放货物。城堡的建筑逐渐不敷使用，于是在城堡外修筑居住地。新居住地的生活与老城堡完全两样。新居住地的人逐渐被称作“市民”。
商人的到来，也引来工匠。商人和工匠结合，便构成最早的工商业社会。其中的大商人，成为市民阶级的领袖。市民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逃亡的农奴。这些农奴来自远方，领主无法把他们找回去，于是他们成了事实上的自由人。这种状况，引起了贵族和领主的憎恨，他们把城市称为“可恶的市区”。
在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市民阶级看中自由，仅仅是因为看中自由后面的利益。自由，成为了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也是城市这块土地上的特权。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以上历史，见诸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实际上，放眼全球，以工商业为原动力建立起来的城市，从一开始，多已植入了自由的基因。
【处在社交能力边界内的城市】
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大概为10%，经过27年的工业化努力，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城市化率不到20%，其中1960年到1978年，城市化率几乎停滞不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继续原有政策，城市化率将很难有大幅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左右的速度迈进。这是世界罕见的速度。
中国当代城市的急剧增加，最重要的动力当然来自工商业的勃兴。但中国当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又有血肉联系，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著名的“邓巴数”理论，2015～2016年间，该理论在中文互联网媒体产生巨大影响。所谓“邓巴数”，是一个估算的数值：在没有等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一个无政府团体可以达到的最大人口规模。邓巴教授经过一系列计算，提出这个数字为147.8（通常人们将其约等于150）。
人类的认知存在局限，150看上去不是个大数字，但因有庞大的衍生关系，社区越大，成员越难掌握全部的人际关系，成员间的陌生感越强。这时，人们需要额外的手段维持社区稳定与统一，或者将社区分裂为多个次级社区。例如，当一个家族的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建立等级制度，划分长幼、选举出族长、头人，以维持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大家族就会分家为若干个小家族。 如果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建立比较稳固社会关系的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
考虑到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对亲戚朋友的高度依赖，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也算亲戚朋友，那么通过间接关系，一个人可以找到的社会关系，大概有两三万人，有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这个社交能力的边界大概可以扩展到八九万的规模。
而两三万到八九万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一座县级市或县城（所在镇）的人口。这就注定了，以县城规模及以上为特点的中国中小城市，本质上仍然是个乡土社会、人情社会。
县域之内，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人情社会。任何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人，多半可以通过乡邻、同学、朋友、亲戚，一重或多重，扯上或近或疏的关系。不过县域之内，各种资源也很紧张，如果关系稍远一些，形同没有。所以，如果要在小地方上混，经营各种关系是一门最大的学问。
当然，如果没有在“北上广深”或其它大城市长时间（比如三五年以上）生活工作过，一辈子待在中小城市，习焉不察，未必觉得有多少无法适应之处，反而觉得中小城市有更多“人情味”。但如果在大城市待过比较长的时间，就会对把大量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关系这种事感到无所适从，可能出现比较强烈的自由被剥夺、私人空间被侵占的感受。
实际上，近年来，不断发生“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的争论。阅读许多案例，你会发现中心意思无非两层，一方面，“北上广”的房价让人失望，但另一方面，离开“北上广”回到中小城市，又被“人情社会”所绑架，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不适。基于这种不便向亲戚朋友明言的理由，使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向往大城市，而且越大越好。因为城市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
【突破人情限制的可能】
过去5年，一些在以往只能算是中等城市的省城，以及地级市等中小城市，都在急速扩大，原因何在？其一，傳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动更多的人进城；其二，基础设施的飞速改进，尤其是连接农村的公路和通讯设施，使城乡之间的来去异常方便，也促使很多农民就近寻找工作，并购房居住。
从农村移居县城，从小城市移居中等城市，虽然仍然没有脱离人情社会的窠臼，但至少扩大了经济自由，而其它自由的提前到来，则要依靠互联网。
首先，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际关系的肉体限制，即便身处人情社会，其精神也可以融入到另一个统一的虚拟世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精神的解放。人的肉体在哪里，显得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
暑假期间有一条消息，说四川乡下的爷爷奶奶想利用假期，接城里的孙子来玩，但孙子拒绝了，理由是乡下没有Wi-Fi。对于这条消息大可一笑置之，但也可以反过来解读：任何地方，在物质享受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只要有Wi-Fi，不与虚拟世界“失联”，人对身处城里还是乡下的介意程度就会下降。
其次，过去，人聚居程度越高的地方，传统媒体越发达，越容易产生“众目睽睽效应”，人更有心理安全感，并更可能产生有效的规则。反之，中小城市的安全感更多寄托于人情网络，使得正义的实现和规则的践行要难一些。
而互联网的到来，理论上使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一键走到中心，也可以获得“众目睽睽效应”。既然如此，还何必劳神费力，到人多的地方求取安全感？
互联网向乡村普及，尤其是网速提高，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后，即便身处大城市，照样可以方便接收到通过社交媒体转来的偏僻地方的各种求助画面，发生在偏僻地方的案件也可以很快发酵，引起全国关注。这已经为无数例子所证实。
再次，从财富的取得来说，由于相当部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正在快速向互联网转移，鉴于互联网几乎没有物理距离，因此，理论上，你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财富创造和分配，而不一定要将自己的肉体移动到现时的财富中心。
甚至不同地方的人士，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组建经济实体，由于分散性，甚至对办公场所的要求也下降了。在过去，注册一家公司，多有办公面积的要求，而现在只需提供办公地址即可，不在乎面积大小。一家互联网企业，员工理论上可以分布于全国城乡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城市空间和区位的要求。
第四，鉴于文化娱乐是最先被互联网“收编”的行业，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线，通过互联网的文化娱乐，基本已全球均质化。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剧，都首先在网上播出，真正做到了“环球同此凉热”。随着全息技术和网速的进一步提高，以及VR等技术的进步与完善，一场音乐会，完全可能移植到乡下的某个房间里。
最后是公共服务的规范化。人们过去对中小城市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办事不规范，讲人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也需请客送礼，不胜其烦。随着网上办公的完善，一件事情是否办得成，逐渐由相应的办公软件说了算，人为干预的因素会逐渐下降，堵心的事情会逐渐减少。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一开始主要是信息的发布不再被垄断在专门机构，如传统的报纸、电视、电台等。电商的蓬勃发展，开始逐渐瓦解以shopping mall为代表的大城市地标，而部分公司员工突破躯体限制，办公更为自由，势必带动其向使身体更为舒适的环境移动，这个舒适环境，未必一定是大城市，也可能是环境更优美的中小城市乃至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在上述地域轮流更换。未来会如何？想象空间，非常之大。
数据上看，城市化率的速度还在节节攀升，但会否沿着传统的方式走下去？至少，如果时间倒退20年，互联网就像今天这样发达，农村基础设施像今天这样有相当程度的完善，我自己还会不会一门心思想着挤进大城市，还真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