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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月2日是日本新年参贺日。每逢当日，天皇便偕皇后、皇太子及其他皇室成员集聚在皇居东庭的长和殿二层廊台，并向全国发表新年贺词，同时接受国民朝贺。按日本宫内厅统计，2018年入宫朝贺人数为12.7万人，比去年增长了31.9%，在人口凋减，民众对政治冷漠的今日，明仁天皇能创下即位29年来的最高记录，实属不易。其中主要原因是2017年12月13日，政府正式公布了明仁的退位日程，随着2019年4月30日退位大限迫近，日本国民可以如此近距离目睹“今上龙颜”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
不止是“象征天皇”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日本人对天皇的热情也并非“只愿多看两眼”的恋恋不舍或“凑热闹”式的即兴，实际上，近20年来，日本社会各年龄阶层对天皇的尊敬与好感都在逐渐回温，这与民众对政治、经济的悲观失望形成鲜明反差。
日本NHK电视台每隔5年都会进行“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从1973年开始到2013年共进行了9次，其中一条便是“请选择您对天皇的感情”。以1973～1988年前4次调查数据为例，日本人对天皇的尊敬度从35%下降至28%，好感度维持在20%的低迷水平，无感情的则由43%升至48%。换言之，彼时近一半日本国民对在位的裕仁天皇没有亲近感。原因大致有四：其一在于裕仁作为“战争元凶”不光彩的前半生；其二，他深居简出，少言寡语，教条刻板的“旧式君主”印象深入人心；其三，战后日本社会发展气候由政治季节转入经济季节，大众的专注力更集中于民生消费，媒体对天皇的报道寥寥无几；其四，战前受皇國史观教育的老一辈，慢慢被战后受民主思潮影响的新世代所替代，他们对“天皇制”这种封建残余始终心存怀疑。
1989年裕仁逝世，明仁继位，虽然日本经济盛极而衰，长期不振，政坛更是糜浊腐朽，丑闻不断，但饶为有趣的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好感反而由退转升。跨入新世纪后，好感度与尊敬度更是双线走高。2013年第9次调查统计，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好感上升至35%，尊敬感也达到了34%。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明治以来天皇刻意制造“神秘的威权形象”获得“畏而尊之，敬而远之”式的尊敬，明仁天皇受到的尊敬爱戴，完全是通过自身开明务实的理念、平易近人的行动、和平反战的姿态所博得的，这一点和他的父祖都有着本质区别。
比如1989年即位伊始，明仁电视讲话直接摈弃晦涩难懂的文言体，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1992年，不顾国内反对派阻挠访问中国，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访华的天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他曲膝跪坐抚慰受灾民众。明仁的表率，为自己和皇室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人气，尤其2011年东北大震灾后，年近耄耋的天皇夫妇开放自己行宫给国民作为避难所，又不顾高龄，奔走于灾区，在中青年阶层中加了不少印象分。2013年的民调显示，源自这两大阶层的“粉丝票”整整翻了一倍。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明仁发表以“深刻反省战争，学习牢记历史”为主题的电视讲话，告诫蠢蠢欲动的历史修正主义政客，被年轻大众奉为“和平及宪法最后的守护者”。
当然，除了明仁自身的人格魅力，客观上与日本社会的变迁也有关联。首先，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步入老龄化的长寿社会，现有65岁以上人口3461万，占总人口27.3%，作为同龄层的天皇，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能与这个群体产生共鸣，所以高龄者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拥簇者。其次，首相安倍晋三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未能实质改善日本经济，阶层收入不平等与不均衡逐年扩大，大众陷入“低欲望、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怪圈。社会焦点的主轴亦回归政治舞台，但与在野党派互相轧轹，护宪与改宪反复斗争，使国事更加混沌晦暗。在社会陷入分裂之刻，国民把希望寄付于天皇，寻找精神支柱与偶像崇拜。所以实际而言，明仁已不单单作为宪法规定的“象征天皇”存在，而是满足国民需求以“大众天皇”普世化形象活跃在世人面前。但对于政客及皇道派（日本陆军的一个派阀，主张天皇亲政改造日本——编者注）少部分人而言，他们所寄托的并不只是精神层面那么简单。
“君臣激斗”下的坎坷退位路
自2016年8月8日明仁发表“生前退位意愿”电视讲话后，朝野上下便一直着力推进此事，但进展始终跌跌撞撞，荆棘坎坷。其第一步且至为关键的步骤便是修改现行法律制度。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二条只对天皇皇位的继承做出规定：“皇位世袭，依国会议决之《皇室典范》规定继承之。”而《皇室典范》第四条“天皇驾崩，皇嗣继位”则只对天皇亡故的场合做出皇位继承的安排，但对于“生前退位”这种行为却没有做出妥善安排。其实这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
现行日本宪法是战后重新编撰的，但现行《皇室典范》却是1889年《旧皇室典范》的简易删改版，换句话说仍是明治帝政时代的遗物。《旧典范》的编纂官是首相伊藤博文，彼时也并不是忽略“生前退位”的问题，而是作非常考虑。日本历史上“生前退位”的天皇并非凤毛麟角，125位天皇中，“生前退位”的有64位，超过一半。伊藤博文不支持天皇“生前退位”的理由是汲取日本600年前镰仓至南北朝政变战乱的教训，避免君权出现二元双重体制，进而危害、分裂国家。
130年后时移世易，天皇早已没有实权，这样不近人情、格格不入的规定自然是要作古的；再者，近90%日本国民支持高龄的明仁天皇退位。饶是如此，包括安倍政权在内的日本保守派人士并不十分情愿修改《皇室典范》，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在“退位意愿”的公开讲话中，所有国民都明白明仁想退位，但碍于宪法“天皇不得以个人意愿干政”，才委婉表达意愿，希望政府予以法律途径解决。
安倍政府于是在同年10月组织专家成立相关论证会议探讨。但从成立伊始，这个会议就并未“体圣心顺民意”。何以见得？从其名称“天皇公务负担减轻等相关有识者会议”就不难看出，安倍政府的真实想法只欲治标，并非治本。政府指名邀请所谓“各领域权威”，大多是附庸安倍政府的“御用学者”，均有着深厚的右翼政治社团组织背景，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右翼女鼓手”樱井良子都能以“宪法领域权威”的头衔受邀参加会议。2016年11月30日第五回例会后，安倍指名的东大名誉教授平川祐弘公然在记者面前叫嚣“幻想生前退位的天皇真是可笑之极”。日本舆论哗然，明仁更是愤然取消了12月中旬的内阁晚餐会，以示对安倍的抗议。 直到2017年5月，在皇室方面和媒体舆论压力下，会议方才向政府递交报告书，虽然保守派学者最终迁就了明仁“生前退位”的意愿，但又以建议“仅此一代特例法”来限制约束修改《皇室典范》，使“生前退位”无法制度化，对明仁另外提倡的“女性宫家设立”天皇夫妇合葬”“土葬变火葬”等建议予以断然否决。
那么，为什么一贯以“修宪急先锋”示人的安倍这次却一反常态成为《皇室典范》的“大护法”？道理在于，现有的《皇室典范》体系源承自明治宪章，战前，《皇室典范》的地位是与《帝国宪法》同格并列的，对痴醉于恢复战前法的安倍及保守派而言，死守《皇室典范》即意味着对修宪路线的“矢志不渝”。
更令人费解的是，安倍政府借题发挥，将“生前退位”问题政治化，貌似出于好意，奉还天皇“身份”与“权力”，但实际是架天皇于火上烤，为最终复辟“天皇总揽政权乃至统帅权”的战前宪法铺路。
有意思的是，安倍的伎俩在众议院遭到了在野党有理有据的强势阻击，最终被封驳。在野党指出，“天皇退位意愿讲话属于个人政治发言，宪法限制其政治行为与权能，但未干涉言论自由，这与宪法第四条无抵触。”“若天皇退位行为需要国民的意志依据，可以在特例法中添入对天皇陛下的退位意愿的理解是基于全体日本国民共感的条文解释，即可与第一条合宪。”但这并未中止政府与天皇之间的“暗斗”，双方在退位日程安排上继续互相较劲。明仁曾公开表示希望能够在2019年1月7日父亲裕仁逝世30周年祭奠后退位。但安倍听而不闻，以“国民生活方便”为由擅定退位日期为明仁生日的12月23日，并在皇室方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公布，虽然最后合议日程敲定在4月30日，但着实又在国民面前上演了一场“帝相不和”。
继承衣钵的太子德仁
对于日本国家安定而言，天皇退位与继位从来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明仁退位，下代天皇、现东宫太子德仁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日本国民乃至周边国家关注。作为彻彻底底战后出生的一代，德仁首先继承了父亲“宪法守护者”的衣钵。
在2015年2月23日的55周岁生日记者招待会上，德仁曾说道：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在战争记忆渐渐淡去的今天，谦虚地回顾过去并向不知战争的一代人正确传达悲惨经历以及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非常重要。”此前，明仁于同年元旦发表感言时也提到了日本反省二战历史的必要性，这被外界认为是天皇父子俩对安倍修宪的共同抗议。
德仁正确的历史观得益于青少年時代接受的优良教育。不同于父祖热衷于生物学，德仁自学习院开始便主修历史，1986年在母亲美智子皇后的鼓励下留学英国，入读牛津大学历史系。在留学的两年多时光里，德仁一方面开始自立生活，另一方面在欧洲游历交友，开拓视野。由于主攻中世纪交通史，他认识并尊重世界民族及文化多样性与和平主义精神，更在日后付诸行动。2007年1月中日韩三国音乐家演奏会，德仁便以中提琴手身份与来自中韩的音乐家们同台合作。2009年11月更是冲破保守派阻挠，亲临东京学习院，于中国总政歌舞团《木兰诗篇》音乐会现场，与时任团长的彭丽媛女士亲密交流。
但德仁的性格与父亲明仁大有不同，明仁谦和友爱，德仁心直口快。这位“宠妻皇太子”几次为雅子妃公开护短，在记者面前留下了“口无遮拦”的印象，令一向保持低调神秘的皇室感到有失得体。德仁还曾数次质疑宫中祭祀繁复，已不合时宜，这又给保守派留下了抨击的口实。日本宫内厅的常驻政治记者对德仁的评价亦两分，有期待他会是皇室未来的革新推动者，也有人认为他豪快的个性和无男嗣的隐忧或许会比明仁更快享受到“生前退位”特例。
此刻距离明仁退位只剩下一年，虽然“退位大典”“元号公布”等一些事项尚未明晰，但眼下日本却已进入了“改朝换代”的节奏，大众欣喜地讨论着新皇登基带来“十连休”的可能，商家希望“改元特需”能带来久违的景气。而对于中国及周边国家来说，更是衷心希望新时代的开启能延续平成年代和平反战的氛围，共同为东亚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不止是“象征天皇”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日本人对天皇的热情也并非“只愿多看两眼”的恋恋不舍或“凑热闹”式的即兴，实际上，近20年来，日本社会各年龄阶层对天皇的尊敬与好感都在逐渐回温，这与民众对政治、经济的悲观失望形成鲜明反差。
日本NHK电视台每隔5年都会进行“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从1973年开始到2013年共进行了9次，其中一条便是“请选择您对天皇的感情”。以1973～1988年前4次调查数据为例，日本人对天皇的尊敬度从35%下降至28%，好感度维持在20%的低迷水平，无感情的则由43%升至48%。换言之，彼时近一半日本国民对在位的裕仁天皇没有亲近感。原因大致有四：其一在于裕仁作为“战争元凶”不光彩的前半生；其二，他深居简出，少言寡语，教条刻板的“旧式君主”印象深入人心；其三，战后日本社会发展气候由政治季节转入经济季节，大众的专注力更集中于民生消费，媒体对天皇的报道寥寥无几；其四，战前受皇國史观教育的老一辈，慢慢被战后受民主思潮影响的新世代所替代，他们对“天皇制”这种封建残余始终心存怀疑。
1989年裕仁逝世，明仁继位，虽然日本经济盛极而衰，长期不振，政坛更是糜浊腐朽，丑闻不断，但饶为有趣的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好感反而由退转升。跨入新世纪后，好感度与尊敬度更是双线走高。2013年第9次调查统计，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好感上升至35%，尊敬感也达到了34%。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明治以来天皇刻意制造“神秘的威权形象”获得“畏而尊之，敬而远之”式的尊敬，明仁天皇受到的尊敬爱戴，完全是通过自身开明务实的理念、平易近人的行动、和平反战的姿态所博得的，这一点和他的父祖都有着本质区别。
比如1989年即位伊始，明仁电视讲话直接摈弃晦涩难懂的文言体，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1992年，不顾国内反对派阻挠访问中国，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访华的天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他曲膝跪坐抚慰受灾民众。明仁的表率，为自己和皇室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人气，尤其2011年东北大震灾后，年近耄耋的天皇夫妇开放自己行宫给国民作为避难所，又不顾高龄，奔走于灾区，在中青年阶层中加了不少印象分。2013年的民调显示，源自这两大阶层的“粉丝票”整整翻了一倍。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明仁发表以“深刻反省战争，学习牢记历史”为主题的电视讲话，告诫蠢蠢欲动的历史修正主义政客，被年轻大众奉为“和平及宪法最后的守护者”。
当然，除了明仁自身的人格魅力，客观上与日本社会的变迁也有关联。首先，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步入老龄化的长寿社会，现有65岁以上人口3461万，占总人口27.3%，作为同龄层的天皇，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能与这个群体产生共鸣，所以高龄者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拥簇者。其次，首相安倍晋三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未能实质改善日本经济，阶层收入不平等与不均衡逐年扩大，大众陷入“低欲望、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怪圈。社会焦点的主轴亦回归政治舞台，但与在野党派互相轧轹，护宪与改宪反复斗争，使国事更加混沌晦暗。在社会陷入分裂之刻，国民把希望寄付于天皇，寻找精神支柱与偶像崇拜。所以实际而言，明仁已不单单作为宪法规定的“象征天皇”存在，而是满足国民需求以“大众天皇”普世化形象活跃在世人面前。但对于政客及皇道派（日本陆军的一个派阀，主张天皇亲政改造日本——编者注）少部分人而言，他们所寄托的并不只是精神层面那么简单。
“君臣激斗”下的坎坷退位路
自2016年8月8日明仁发表“生前退位意愿”电视讲话后，朝野上下便一直着力推进此事，但进展始终跌跌撞撞，荆棘坎坷。其第一步且至为关键的步骤便是修改现行法律制度。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二条只对天皇皇位的继承做出规定：“皇位世袭，依国会议决之《皇室典范》规定继承之。”而《皇室典范》第四条“天皇驾崩，皇嗣继位”则只对天皇亡故的场合做出皇位继承的安排，但对于“生前退位”这种行为却没有做出妥善安排。其实这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
现行日本宪法是战后重新编撰的，但现行《皇室典范》却是1889年《旧皇室典范》的简易删改版，换句话说仍是明治帝政时代的遗物。《旧典范》的编纂官是首相伊藤博文，彼时也并不是忽略“生前退位”的问题，而是作非常考虑。日本历史上“生前退位”的天皇并非凤毛麟角，125位天皇中，“生前退位”的有64位，超过一半。伊藤博文不支持天皇“生前退位”的理由是汲取日本600年前镰仓至南北朝政变战乱的教训，避免君权出现二元双重体制，进而危害、分裂国家。
130年后时移世易，天皇早已没有实权，这样不近人情、格格不入的规定自然是要作古的；再者，近90%日本国民支持高龄的明仁天皇退位。饶是如此，包括安倍政权在内的日本保守派人士并不十分情愿修改《皇室典范》，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在“退位意愿”的公开讲话中，所有国民都明白明仁想退位，但碍于宪法“天皇不得以个人意愿干政”，才委婉表达意愿，希望政府予以法律途径解决。
安倍政府于是在同年10月组织专家成立相关论证会议探讨。但从成立伊始，这个会议就并未“体圣心顺民意”。何以见得？从其名称“天皇公务负担减轻等相关有识者会议”就不难看出，安倍政府的真实想法只欲治标，并非治本。政府指名邀请所谓“各领域权威”，大多是附庸安倍政府的“御用学者”，均有着深厚的右翼政治社团组织背景，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右翼女鼓手”樱井良子都能以“宪法领域权威”的头衔受邀参加会议。2016年11月30日第五回例会后，安倍指名的东大名誉教授平川祐弘公然在记者面前叫嚣“幻想生前退位的天皇真是可笑之极”。日本舆论哗然，明仁更是愤然取消了12月中旬的内阁晚餐会，以示对安倍的抗议。 直到2017年5月，在皇室方面和媒体舆论压力下，会议方才向政府递交报告书，虽然保守派学者最终迁就了明仁“生前退位”的意愿，但又以建议“仅此一代特例法”来限制约束修改《皇室典范》，使“生前退位”无法制度化，对明仁另外提倡的“女性宫家设立”天皇夫妇合葬”“土葬变火葬”等建议予以断然否决。
那么，为什么一贯以“修宪急先锋”示人的安倍这次却一反常态成为《皇室典范》的“大护法”？道理在于，现有的《皇室典范》体系源承自明治宪章，战前，《皇室典范》的地位是与《帝国宪法》同格并列的，对痴醉于恢复战前法的安倍及保守派而言，死守《皇室典范》即意味着对修宪路线的“矢志不渝”。
更令人费解的是，安倍政府借题发挥，将“生前退位”问题政治化，貌似出于好意，奉还天皇“身份”与“权力”，但实际是架天皇于火上烤，为最终复辟“天皇总揽政权乃至统帅权”的战前宪法铺路。
有意思的是，安倍的伎俩在众议院遭到了在野党有理有据的强势阻击，最终被封驳。在野党指出，“天皇退位意愿讲话属于个人政治发言，宪法限制其政治行为与权能，但未干涉言论自由，这与宪法第四条无抵触。”“若天皇退位行为需要国民的意志依据，可以在特例法中添入对天皇陛下的退位意愿的理解是基于全体日本国民共感的条文解释，即可与第一条合宪。”但这并未中止政府与天皇之间的“暗斗”，双方在退位日程安排上继续互相较劲。明仁曾公开表示希望能够在2019年1月7日父亲裕仁逝世30周年祭奠后退位。但安倍听而不闻，以“国民生活方便”为由擅定退位日期为明仁生日的12月23日，并在皇室方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公布，虽然最后合议日程敲定在4月30日，但着实又在国民面前上演了一场“帝相不和”。
继承衣钵的太子德仁
对于日本国家安定而言，天皇退位与继位从来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明仁退位，下代天皇、现东宫太子德仁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日本国民乃至周边国家关注。作为彻彻底底战后出生的一代，德仁首先继承了父亲“宪法守护者”的衣钵。
在2015年2月23日的55周岁生日记者招待会上，德仁曾说道：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在战争记忆渐渐淡去的今天，谦虚地回顾过去并向不知战争的一代人正确传达悲惨经历以及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非常重要。”此前，明仁于同年元旦发表感言时也提到了日本反省二战历史的必要性，这被外界认为是天皇父子俩对安倍修宪的共同抗议。
德仁正确的历史观得益于青少年時代接受的优良教育。不同于父祖热衷于生物学，德仁自学习院开始便主修历史，1986年在母亲美智子皇后的鼓励下留学英国，入读牛津大学历史系。在留学的两年多时光里，德仁一方面开始自立生活，另一方面在欧洲游历交友，开拓视野。由于主攻中世纪交通史，他认识并尊重世界民族及文化多样性与和平主义精神，更在日后付诸行动。2007年1月中日韩三国音乐家演奏会，德仁便以中提琴手身份与来自中韩的音乐家们同台合作。2009年11月更是冲破保守派阻挠，亲临东京学习院，于中国总政歌舞团《木兰诗篇》音乐会现场，与时任团长的彭丽媛女士亲密交流。
但德仁的性格与父亲明仁大有不同，明仁谦和友爱，德仁心直口快。这位“宠妻皇太子”几次为雅子妃公开护短，在记者面前留下了“口无遮拦”的印象，令一向保持低调神秘的皇室感到有失得体。德仁还曾数次质疑宫中祭祀繁复，已不合时宜，这又给保守派留下了抨击的口实。日本宫内厅的常驻政治记者对德仁的评价亦两分，有期待他会是皇室未来的革新推动者，也有人认为他豪快的个性和无男嗣的隐忧或许会比明仁更快享受到“生前退位”特例。
此刻距离明仁退位只剩下一年，虽然“退位大典”“元号公布”等一些事项尚未明晰，但眼下日本却已进入了“改朝换代”的节奏，大众欣喜地讨论着新皇登基带来“十连休”的可能，商家希望“改元特需”能带来久违的景气。而对于中国及周边国家来说，更是衷心希望新时代的开启能延续平成年代和平反战的氛围，共同为东亚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