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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是盟友！”受邀来华访问的冯德威（David M. Finkelstein）先生，以这一不乏煽情的演讲标题和一帧帧美中军民亲密无间的二战老照片，一下子拉近了与中国听众的距离。
除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史博士的身份，冯德威还是一名退役美国陆军军官，曾在西点军校教授中国史，被上一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夸过“像个友好人士”。“我们会为战胜而自豪，但并不因战争而快乐。”在7月15日《南风窗》的专访中，冯德威对二战期间美国援华的背景和细节如数家珍，对中美如何传承共有的二战记忆提出了独到见解。
《南风窗》：中国抗日战争不管是从1931年还是从1937年算起，一开始援助中国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则是苏联。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是在1941年5月，比美国开始援助英国晚两个月，比珍珠港事件发生早7个月。为什么美国在二战打响将近两年之际才正式援华呢？
冯德威：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然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损伤了美国经济，1932年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0%。
冯德威现任美国非营利组织“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
其次，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民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不想被卷入国际事件。关于美国为何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有着许多批评，而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也令美国大失所望，所以，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尤其表现为，他们不想介入别人的战争。
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美国军队的规模非常小，军费也不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美国总共的现役军人也才18万人。
所以，美国早期无论是从经济、国内政治还是军事地位上，都不具备条件去帮助任何一个国家，不是不帮助中国，英国也不帮。但到了1940年代，形势开始改变。
《南风窗》：美日爆发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强调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帮助重组中国陆军，主要用意是以中国陆军防御和牵制日军，而不鼓励中国组建强大的空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战略反击。这种轻重缓急的区分，你觉得是军事上考虑多一些，还是政治上考虑多一些？
冯德威：你前面的铺垫已经包含了若干论断，我对其中一些持保留态度。首先，不是美国把欧洲战场优于其他战场，而是当时盟国们的一个集体决定。战时在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以及在开罗的蒋介石之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决定德国必须首先被击败。这不是缘于什么种族问题或国内政治，而是因为盟国的力量一次只能集中在一个战场。当然，打击日本的关键在于欧洲盟友们强有力的物资和兵力支援，如果欧洲被德国人摧毁了，那么就没有能力派更多的士兵去对付日本了。
在很多方面，有关二战的战略政治故事，是盟国间关于资源和优先性的一种争夺。即便在欧洲，盟友们关于要做什么争议也颇大。比方说，斯大林希望盟国立刻开辟欧洲新战场，但丘吉尔和罗斯福没能力做到，所以他们先拿下北非，接着意大利，1944年才到诺曼底开辟新战场。
但我也不想让你们的读者误会，既然欧洲战场优先，美国就没在亚太战场做什么。别忘了美国曾在菲律宾被击败—那里可是驻扎了绝大部分在亚洲的美军。而且，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1941年12月即被摧毁，需要时间重整，才能与日本作战。对我来说惊奇的是，即便在如此困境下，1943年之前我们已经在南太平洋、中太平洋抗击日本，而中缅印战场也在1942年重开。我们针对日本海军的首次胜利是在中途岛，那是在1942年6月，这很令人惊讶。
中美两国其实是互补的。中国有庞大的可参战人口，而美国能为之提供装备和物资，以及教官。中美结盟后，中国军队得到重新训练和装备，才能夺回缅甸，并返回华中地区抗日。1942～1945年，美军在3个基地帮助培训和装备中国地面部队，一个是印度的兰姆伽（Ramgarh）小镇，还有昆明和桂林。在美国本土，也有美国人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轰炸机、战斗机，然后这些飞行员回到中国，驾驶着美国提供的飞机，从中国机场起飞抗日。
《南风窗》：有报道称，罗斯福总统本打算派3个空军大队支援中国，但由于当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自顾不暇，结果只派来了空军第一大队，即上尉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又据闻，“飞虎队”一度以几十架飞机，试图守卫中国l/3的领土以及滇缅公路，并且事实上摧毁了日军上百架飞机，是这样吗？
冯德威：我最近刚好重新翻阅了美国官方的二战历史，里面记载“飞虎队”歼灭的敌机是300架，也就是不止上百架;“飞虎队”自身有50架飞机被毁，9名飞行员牺牲。要知道“飞虎队”的规模非常小，也许只有100架飞机，而且只是战斗机;“飞虎队”存在时间也不长，它是在1941年组建的，9个月或10个月后，也就是在1942年就解散了，然后重新编组到美军里面。
中缅印战区的美陆军航空队，主要分三块：第一块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驻中国的第14航空队，它不仅有战斗机，还有轰炸机;第二块在印度是第10航空队，同样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第三块是航空运输指挥部（ATC），它对从印度往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空中生命线”至关重要，它经手的物资也许没有从北非到欧洲的运量那么多，但不算少。
你提到中方以为能得到多少架飞机支援，的确，罗斯福当年向许多人承诺过许多事，但现实是，这场战争要做的决定，有时候会让很多人失望。举例来说，当北非的形势在1942-1943年恶化时，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飞机要被临时转移到北非战场，而当那里的压力减轻后，更多的飞机就会被送到中国。
許多人认为，二战存在两场不同的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太平洋，但在盟国的领导人看来，这些都属于一场大的战争，他们会根据紧急程度的不同，不时地将作战资源从一个战区挪到另一个战区。比如说，为什么迟至1944年盟军才大举进攻欧洲？答案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登陆艇，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登陆艇还在太平洋，供美海军陆战队从日本手里夺岛之用。所以，这整场战争是围绕后勤保障在转！
研究军事科学的美国人中有句成语：“业余发烧友谈战役，专业人士谈后勤”。当我还是个年轻士兵时，我想到的全是战术，二战勾起我记忆的就是一场场伟大战役，但当我成为老兵时，我认识到这真是关于后勤保障的一场战争。
在二战所有盟国里面，中国的后勤保障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中国海岸，截断了海上物资补给线;又控制了缅甸，截断了陆路滇缅线;外界补给中国只能通过空运，从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脉到昆明、重庆、成都等等。面对如此弱的后勤保障，中美軍队还能在这个战区表现上佳，这让我惊叹不已。当然，在1944年、1945年美中英三国军队反攻缅甸之后，尤其是1945年1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我们已能将更多的补给运入中国。
《南风窗》：我们还注意到，“飞虎队”里的“志愿”飞行员当初是奉命援华的，而在后来美国支援中国战场的第14航空队中，大多数地勤人员都是从广东台山、恩平、开平等地赴美华人的后裔。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美两国也曾有过“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而这种情谊又被一种超越国籍的同胞之爱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冯德威：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知道第14航空队存在一些几乎完全由美籍华人组成的单位，以支持中缅印战场上的物资运输，因为那需要语言便利;还有一些信号兵，也是如此。你后面的结论我也赞同，但更愿意将我们经过考验的这种友谊，从美籍华人和中国人之间，扩展到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
《南风窗》：去年，一部改编自赛珍珠1942年同名小说、拍摄于1944年的好莱坞电影《龙种》，突然在网上红火了起来。这部黑白片表现了南京西郊的农民林谭一家由哑忍到反抗日军的曲折经历，其意外走红，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网友对如今各种“抗日神剧”的不满。据你所知，二战后期美国民间对于中国巨大的同情浪潮，除了宋美龄的国会演讲，还得益于哪些方面的因素？
冯德威：其实，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同情，主要不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尽管宋美龄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游说者。
这里我们要多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可能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比较陌生或者不同意，那就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基于赴华美国传教士的广泛网络，以及他们与美国小镇教堂间的联系，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美国人有种传统，当自己富裕起来时，国家的慈善和慈善组织也要跟上。所以，当时中国受欢迎的形象来自于传教士、生意人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龙种》。1931年还有本小说叫《大地》，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同情。
美国人总是相信他们与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甚至相信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美国没有像欧洲列强和日本那样侵略中国，而是资助了一些中国好的大学。事实上，自1900年以来，通过大学、传教士甚至与众不同的士兵站，中美在草根层面建立了非常强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二战前的对华关系上，美国人一个显著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有针对华人的苛刻移民法;另一方面我们又有面向中国人民的海量慈善活动。
当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受攻击时，美国人在个体上是被无辜中国平民的惨死震惊了，许多新的慈善组织为此成立，以支持医院、孤儿院等，并给中国人具体帮助。最有名的是汇聚20-50家美国机构的“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它为中国筹资。此外，拥有《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亨利·卢斯，他曾要求旗下媒体每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在1931年、1932年、1937年、1938年所经历的苦难。
《南风窗》：我在看《狂怒》、《坚不可摧》等二战题材好莱坞新片时，能在英雄主义之外，感受到编剧对于人道主义的深思。今天的好莱坞，似乎对二战的中国战场表现得很少，而中国的媒体，也对美国二战期间对华的人道援助着墨不多。你觉得在唤醒共有的二战文化记忆上，中美各自可以做些什么？
冯德威：首先，永远不要依赖好莱坞来告诉我们历史。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些事，比如：鼓励中美的学者举办一些联合研讨会，多写文章、多写著作，让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合作产生兴趣。我不是美国政府成员，但我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的军史工作者，乃至日本的史学家，能够就此召开研讨会，将有助于理解各自的政府是怎样向民众描述这段历史的。
坦白说，我很感激能受邀来与中国的朋友们谈论二战话题。在此过程中，我可以重温很多被我遗忘的事，获悉我所不知道的事，还有幸听到不同城市的中国朋友关于中美联盟的想法。也许，中国也可以有类似的项目，邀请中国的历史学家去美国，讲讲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另一个要提醒的是，很难让美国人聚焦于某一战区的战争。中国基本在一个战区作战，而美国是在所有的战区作战，所以美国人对二战的兴趣是包罗万象的，且可能受他们父辈、祖父辈参战的影响。比如在我家里，看待二战就是一个全球视角。我父亲参与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波抢滩战，我的一个叔叔曾在麦克阿瑟麾下于菲律宾抗日，另一个叔叔参与了南太平洋的海军战事。由于我的年纪，当我长大成人时，几乎我认识的他人的父辈都曾在二战期间于某地作战，没参战过反倒稀奇了。
随着代际更替，当中、美等地亲历二战的一代老兵过世，还有他们的孩子，即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述父辈们的故事;当我们也变老，也不在人世了，总需要有人来把那段历史传承下去。历史是需要带着敬意去重温的。
《南风窗》：二战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就将中国列为战后“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这与英国及苏联的想法相左。为什么罗斯福要支持一个敢于强迫他召回史迪威将军的中国领导人？我们知道，一战后的威尔逊总统在山东问题上辜负了中国，而二战后，杜鲁门差点管不住在朝鲜战场上铸成大错的麦克阿瑟将军，是不是可以说，罗斯福对华政策没有得到延续是一种遗憾？
冯德威：罗斯福的确很希望看到中国从二战中崛起，成为当时所说的“四大警察”之一，并且作为战胜国参与建立公正、公平、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但这种想法，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赞同。丘吉尔想重构英殖民帝国，使之成为亚洲的秩序中心;斯大林对满洲、蒙古野心勃勃，也不希望看到强大的中国出现在苏联的南边。
其实，中国之所以拥有今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部分也正源于罗斯福曾设想的这一历史愿景。这可以追溯到194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为了创立联合国而准备的旧金山会议，甚至战争还没结束、联合国组织还在筹备当中时，中国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
至于你提到《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山东权益问题，我认为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联辜负了中国，而不是伍德罗·威尔逊。另外，我认为美国国会辜负了威尔逊，因为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伤了威尔逊的心。我们也知道，《凡尔赛条约》的一些条款导致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我不确信杜鲁门是否几乎对麦克阿瑟失控，事实上，他把麦克阿瑟炒掉了，显示他不再容忍后者的处事方式。
《南风窗》：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经过70年的发展，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作为一位军事史学者，你有何感想？
冯德威：我们会为战胜而自豪，但并不因战争而快乐。距离二战这么多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美国被带入一种和解而非胜利的情绪。因为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我们的庆祝需要适应现在而非从前的世界秩序。
（朱珠对本文亦有贡献）。
除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史博士的身份，冯德威还是一名退役美国陆军军官，曾在西点军校教授中国史，被上一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夸过“像个友好人士”。“我们会为战胜而自豪，但并不因战争而快乐。”在7月15日《南风窗》的专访中，冯德威对二战期间美国援华的背景和细节如数家珍，对中美如何传承共有的二战记忆提出了独到见解。
通盘考虑整个战场
《南风窗》：中国抗日战争不管是从1931年还是从1937年算起，一开始援助中国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则是苏联。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是在1941年5月，比美国开始援助英国晚两个月，比珍珠港事件发生早7个月。为什么美国在二战打响将近两年之际才正式援华呢？
冯德威：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然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损伤了美国经济，1932年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0%。
其次，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民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不想被卷入国际事件。关于美国为何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有着许多批评，而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也令美国大失所望，所以，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尤其表现为，他们不想介入别人的战争。
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美国军队的规模非常小，军费也不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美国总共的现役军人也才18万人。
所以，美国早期无论是从经济、国内政治还是军事地位上，都不具备条件去帮助任何一个国家，不是不帮助中国，英国也不帮。但到了1940年代，形势开始改变。
《南风窗》：美日爆发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强调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帮助重组中国陆军，主要用意是以中国陆军防御和牵制日军，而不鼓励中国组建强大的空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战略反击。这种轻重缓急的区分，你觉得是军事上考虑多一些，还是政治上考虑多一些？
冯德威：你前面的铺垫已经包含了若干论断，我对其中一些持保留态度。首先，不是美国把欧洲战场优于其他战场，而是当时盟国们的一个集体决定。战时在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以及在开罗的蒋介石之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决定德国必须首先被击败。这不是缘于什么种族问题或国内政治，而是因为盟国的力量一次只能集中在一个战场。当然，打击日本的关键在于欧洲盟友们强有力的物资和兵力支援，如果欧洲被德国人摧毁了，那么就没有能力派更多的士兵去对付日本了。
在很多方面，有关二战的战略政治故事，是盟国间关于资源和优先性的一种争夺。即便在欧洲，盟友们关于要做什么争议也颇大。比方说，斯大林希望盟国立刻开辟欧洲新战场，但丘吉尔和罗斯福没能力做到，所以他们先拿下北非，接着意大利，1944年才到诺曼底开辟新战场。
但我也不想让你们的读者误会，既然欧洲战场优先，美国就没在亚太战场做什么。别忘了美国曾在菲律宾被击败—那里可是驻扎了绝大部分在亚洲的美军。而且，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1941年12月即被摧毁，需要时间重整，才能与日本作战。对我来说惊奇的是，即便在如此困境下，1943年之前我们已经在南太平洋、中太平洋抗击日本，而中缅印战场也在1942年重开。我们针对日本海军的首次胜利是在中途岛，那是在1942年6月，这很令人惊讶。
中美两国其实是互补的。中国有庞大的可参战人口，而美国能为之提供装备和物资，以及教官。中美结盟后，中国军队得到重新训练和装备，才能夺回缅甸，并返回华中地区抗日。1942～1945年，美军在3个基地帮助培训和装备中国地面部队，一个是印度的兰姆伽（Ramgarh）小镇，还有昆明和桂林。在美国本土，也有美国人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轰炸机、战斗机，然后这些飞行员回到中国，驾驶着美国提供的飞机，从中国机场起飞抗日。
不仅仅是“飞虎队”
《南风窗》：有报道称，罗斯福总统本打算派3个空军大队支援中国，但由于当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自顾不暇，结果只派来了空军第一大队，即上尉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又据闻，“飞虎队”一度以几十架飞机，试图守卫中国l/3的领土以及滇缅公路，并且事实上摧毁了日军上百架飞机，是这样吗？
冯德威：我最近刚好重新翻阅了美国官方的二战历史，里面记载“飞虎队”歼灭的敌机是300架，也就是不止上百架;“飞虎队”自身有50架飞机被毁，9名飞行员牺牲。要知道“飞虎队”的规模非常小，也许只有100架飞机，而且只是战斗机;“飞虎队”存在时间也不长，它是在1941年组建的，9个月或10个月后，也就是在1942年就解散了，然后重新编组到美军里面。
中缅印战区的美陆军航空队，主要分三块：第一块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驻中国的第14航空队，它不仅有战斗机，还有轰炸机;第二块在印度是第10航空队，同样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第三块是航空运输指挥部（ATC），它对从印度往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空中生命线”至关重要，它经手的物资也许没有从北非到欧洲的运量那么多，但不算少。
你提到中方以为能得到多少架飞机支援，的确，罗斯福当年向许多人承诺过许多事，但现实是，这场战争要做的决定，有时候会让很多人失望。举例来说，当北非的形势在1942-1943年恶化时，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飞机要被临时转移到北非战场，而当那里的压力减轻后，更多的飞机就会被送到中国。
許多人认为，二战存在两场不同的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太平洋，但在盟国的领导人看来，这些都属于一场大的战争，他们会根据紧急程度的不同，不时地将作战资源从一个战区挪到另一个战区。比如说，为什么迟至1944年盟军才大举进攻欧洲？答案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登陆艇，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登陆艇还在太平洋，供美海军陆战队从日本手里夺岛之用。所以，这整场战争是围绕后勤保障在转！
研究军事科学的美国人中有句成语：“业余发烧友谈战役，专业人士谈后勤”。当我还是个年轻士兵时，我想到的全是战术，二战勾起我记忆的就是一场场伟大战役，但当我成为老兵时，我认识到这真是关于后勤保障的一场战争。
在二战所有盟国里面，中国的后勤保障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中国海岸，截断了海上物资补给线;又控制了缅甸，截断了陆路滇缅线;外界补给中国只能通过空运，从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脉到昆明、重庆、成都等等。面对如此弱的后勤保障，中美軍队还能在这个战区表现上佳，这让我惊叹不已。当然，在1944年、1945年美中英三国军队反攻缅甸之后，尤其是1945年1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我们已能将更多的补给运入中国。
《南风窗》：我们还注意到，“飞虎队”里的“志愿”飞行员当初是奉命援华的，而在后来美国支援中国战场的第14航空队中，大多数地勤人员都是从广东台山、恩平、开平等地赴美华人的后裔。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美两国也曾有过“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而这种情谊又被一种超越国籍的同胞之爱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冯德威：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知道第14航空队存在一些几乎完全由美籍华人组成的单位，以支持中缅印战场上的物资运输，因为那需要语言便利;还有一些信号兵，也是如此。你后面的结论我也赞同，但更愿意将我们经过考验的这种友谊，从美籍华人和中国人之间，扩展到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
永远不要依赖好莱坞告诉我们历史
《南风窗》：去年，一部改编自赛珍珠1942年同名小说、拍摄于1944年的好莱坞电影《龙种》，突然在网上红火了起来。这部黑白片表现了南京西郊的农民林谭一家由哑忍到反抗日军的曲折经历，其意外走红，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网友对如今各种“抗日神剧”的不满。据你所知，二战后期美国民间对于中国巨大的同情浪潮，除了宋美龄的国会演讲，还得益于哪些方面的因素？
冯德威：其实，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同情，主要不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尽管宋美龄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游说者。
这里我们要多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可能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比较陌生或者不同意，那就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基于赴华美国传教士的广泛网络，以及他们与美国小镇教堂间的联系，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美国人有种传统，当自己富裕起来时，国家的慈善和慈善组织也要跟上。所以，当时中国受欢迎的形象来自于传教士、生意人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龙种》。1931年还有本小说叫《大地》，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同情。
美国人总是相信他们与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甚至相信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美国没有像欧洲列强和日本那样侵略中国，而是资助了一些中国好的大学。事实上，自1900年以来，通过大学、传教士甚至与众不同的士兵站，中美在草根层面建立了非常强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二战前的对华关系上，美国人一个显著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有针对华人的苛刻移民法;另一方面我们又有面向中国人民的海量慈善活动。
当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受攻击时，美国人在个体上是被无辜中国平民的惨死震惊了，许多新的慈善组织为此成立，以支持医院、孤儿院等，并给中国人具体帮助。最有名的是汇聚20-50家美国机构的“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它为中国筹资。此外，拥有《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亨利·卢斯，他曾要求旗下媒体每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在1931年、1932年、1937年、1938年所经历的苦难。
《南风窗》：我在看《狂怒》、《坚不可摧》等二战题材好莱坞新片时，能在英雄主义之外，感受到编剧对于人道主义的深思。今天的好莱坞，似乎对二战的中国战场表现得很少，而中国的媒体，也对美国二战期间对华的人道援助着墨不多。你觉得在唤醒共有的二战文化记忆上，中美各自可以做些什么？
冯德威：首先，永远不要依赖好莱坞来告诉我们历史。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些事，比如：鼓励中美的学者举办一些联合研讨会，多写文章、多写著作，让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合作产生兴趣。我不是美国政府成员，但我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的军史工作者，乃至日本的史学家，能够就此召开研讨会，将有助于理解各自的政府是怎样向民众描述这段历史的。
坦白说，我很感激能受邀来与中国的朋友们谈论二战话题。在此过程中，我可以重温很多被我遗忘的事，获悉我所不知道的事，还有幸听到不同城市的中国朋友关于中美联盟的想法。也许，中国也可以有类似的项目，邀请中国的历史学家去美国，讲讲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另一个要提醒的是，很难让美国人聚焦于某一战区的战争。中国基本在一个战区作战，而美国是在所有的战区作战，所以美国人对二战的兴趣是包罗万象的，且可能受他们父辈、祖父辈参战的影响。比如在我家里，看待二战就是一个全球视角。我父亲参与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波抢滩战，我的一个叔叔曾在麦克阿瑟麾下于菲律宾抗日，另一个叔叔参与了南太平洋的海军战事。由于我的年纪，当我长大成人时，几乎我认识的他人的父辈都曾在二战期间于某地作战，没参战过反倒稀奇了。
随着代际更替，当中、美等地亲历二战的一代老兵过世，还有他们的孩子，即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述父辈们的故事;当我们也变老，也不在人世了，总需要有人来把那段历史传承下去。历史是需要带着敬意去重温的。
理性看待世界变局
《南风窗》：二战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就将中国列为战后“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这与英国及苏联的想法相左。为什么罗斯福要支持一个敢于强迫他召回史迪威将军的中国领导人？我们知道，一战后的威尔逊总统在山东问题上辜负了中国，而二战后，杜鲁门差点管不住在朝鲜战场上铸成大错的麦克阿瑟将军，是不是可以说，罗斯福对华政策没有得到延续是一种遗憾？
冯德威：罗斯福的确很希望看到中国从二战中崛起，成为当时所说的“四大警察”之一，并且作为战胜国参与建立公正、公平、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但这种想法，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赞同。丘吉尔想重构英殖民帝国，使之成为亚洲的秩序中心;斯大林对满洲、蒙古野心勃勃，也不希望看到强大的中国出现在苏联的南边。
其实，中国之所以拥有今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部分也正源于罗斯福曾设想的这一历史愿景。这可以追溯到194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为了创立联合国而准备的旧金山会议，甚至战争还没结束、联合国组织还在筹备当中时，中国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
至于你提到《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山东权益问题，我认为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联辜负了中国，而不是伍德罗·威尔逊。另外，我认为美国国会辜负了威尔逊，因为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伤了威尔逊的心。我们也知道，《凡尔赛条约》的一些条款导致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我不确信杜鲁门是否几乎对麦克阿瑟失控，事实上，他把麦克阿瑟炒掉了，显示他不再容忍后者的处事方式。
《南风窗》：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经过70年的发展，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作为一位军事史学者，你有何感想？
冯德威：我们会为战胜而自豪，但并不因战争而快乐。距离二战这么多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美国被带入一种和解而非胜利的情绪。因为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我们的庆祝需要适应现在而非从前的世界秩序。
（朱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