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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虎寨》是李传锋一部最新长篇小说。作品讲述改革开放诱使白虎寨村民追求城市生活而远离家乡，但全球经济危机又促使形成一批回归农村的革新者。本文基于此进行“还乡”主题解读，挖掘蕴含作品中的故土情结。
关键词：《白虎寨》 李传锋 还乡 故土情结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创作，80年代不断有作品出版。《白虎寨》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与评论界的巨大反响。小说塑造的“白虎寨”，位于土家族民族文化浓厚的湖北恩施地区：封闭的自然环境促使一批批的青年人探求外面世界，却因一场经济危机又将他们打回原形。但是，落后的“白虎寨”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变革家乡的动力。基于此，作者通过离乡又返乡这一“还乡”主题肯定乡村作为人类生存的“根”（不能因为落后就逃避放弃，而是要直面现实进行改革），尤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永远无法割掉与土地的联系，将变革农村作为保存民族文化“根”的唯一出路，凸显作品的价值。
一、还乡话语的出现
还乡主题历来是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斗争下的产物。“还乡”是返回故乡，回归故土，土有土根的意义，从而衍生出归属的意义；乡是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的维系。①“还乡”作为一种书写母题，包含人类的生命感悟和情感體验，作者将此进行提炼、加工，升华为人类带有故土情结的精神特质。
“还乡”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不断奔波于异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观照人类心灵的载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对于“还乡”主题的描写经过了一个横向与纵向发展的历史性过程。现代文学开端于“五四”时期，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先河，为“还乡”主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一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向异乡，并出现了多种文学体裁：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打工文学等。贾平凹《废都》主人公庄之蝶在西京城市无可归属，最后离开；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起初对城市无限追求，最后也是回乡。
少数民族作家关注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境况以及精神状况。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被现代化侵殇的变异话语，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清水河系列书写城市与乡村，李传锋通过两个方面表达《白虎寨》“还乡”主题，即审视农村贫困造成的人口外流，肯定主流政策对返乡的支持，展现作者对传统乡土世界的重新认识，挖掘作家在小说中蕴含的“非常态”故土情结。
二、向往城市生活的离乡
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后，城市在时代的发展号召下快速崛起。而远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嗅到了改革开放的诱人气息，挑动走出去实现发财的心弦。贫困、疾病像永远摆脱不掉的瘟疫，影响白虎寨的发展，有些人走不出去，而有些人进来又离去。“城市化的最主要特征表现在工业化引起生产的积聚和集中以及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与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普及。”②城市已经被务工人员当作进步、理想、乐园的代名词。城市文明进入乡村，乡村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生死场”。现代化的城市让更多的人产生片面想法，认为乡村世界荒芜贫瘠，城市绚烂丰富。“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③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城市拥有已发展或者快发展的身份，更代表自己对于未来、希望、前途的希冀；乡村成为不发展或者待发展的名词，所以更多的人认为走向城市就是走向未来。
虽然，李传锋对于城市文化的思考不再片面化，但是《白虎寨》塑造了许多进城农民形象，表现了对城市的经济、生活、身份等方面的追求。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民种地收入太低，为了生存，只好离家别口，去城市打工。在城市生活的人被金钱、欲望等“撞击”得左右摇摆。
作者着意描写的幺妹子、秋月、春花、荞麦，带着一身的泥尘，怀着发财的愿望，惊慌、害怕、向往地走出大山。胡喳喳用昂贵的价格购买城市户口。“大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身份只分为两种：非农业和农业”④，户籍制度将中国分为两大模块——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实现国内经济发展，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余后富的政策，促使户口条例颁布，用法律形式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农村与土地，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生成。⑤市民和农民成为具有等级的两种身份。“城市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器物……让空间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支配欲被直飞的等级状态。”⑥
谋生打工改善生活。“想开眼界，想热闹”，白虎寨如同被世界遗忘的孤岛，信息闭塞，更多的人流失，乡村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以往的生命活力。“凡人都是爱热闹的，过城市生活也是能上瘾的，就像吃糖上了瘾的人，一旦吃了糖，就什么都觉得寡淡。”经济的发达，进步的现代化组装成新世界，正是人类在经历了乡村的孤独、恐惧之后，成为寄托精神的代替品。
三、寻求农村出路的还乡
“尽管每个人对理想家园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两个最基本的需求是共同的：一个渴望自然，一个崇尚谐美。”⑦农村生产方式以土地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了稳定的乡村团体关系。“农村的尊严源自农村的富强，为了生存而进城和为了兴趣而进城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⑧乡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相当于自己的话语权力，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连理的社会结构，使每一位社会个体对自己所在的家庭怀着神秘的义务，从而有效限制了社会个体的远游和迁移。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谈道：“家族主义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⑨“还乡”最终归宿还是最初出发的“家”与“乡”。
无法安放的身心是打工者返乡的首要原因。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不断被开除沦为失业人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底层，没有稳定的工作；遇到劳务纠纷，又不懂法律，无法保护自己。看似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劳动力与劳动价值潜藏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刚到城里的幺妹子一行人早早找到了一份饭店的工作，尽管她们“怀着感恩之心，像家里做家务一样，卖力地干、认真地干，希望按期转正”，“可不到半年，她们就被犯规，分文未得，一无所有”。有些企业只将她们作为免费劳动力，甚至被城市的色情文化消费，成为城市消费文化的牺牲品。 城市生活中的卑微地位，是打工者们的共同处境。“白虎寨”一批外出打工者成为填补城市底层职业空白的塑料，演绎着小心翼翼的职业生涯，却还是被沾满城市利益的双手轻而易举地捅破。覃道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人，进城后却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白虎寨的村长唐先富在建筑工地住脏破工棚，吃清汤寡水，被人换假钱，看见被撞小孩无人搭救。唐先富在经历了城市人心的荒芜后重新回到白虎寨。“城市人都是蛮欺生的地方，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更没有户口，干最脏最累的活，过着最差的日子，不是每个人都待下去的。”⑩金大谷进城找到一家养鸡场的工作，被女老板当作泄欲的工具，被人当作玩物。
最后，乡村的改革与建设是“还乡”者的期望。青年作为新一代接班人，“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男人女人离开了乡村，留下的是一个没有脊梁和乳汁的虚弱的乡村；年轻人带走了乡村的生气，就无法保留乡村的生态”{11}。白虎寨的富强得靠年轻一代的有为青年，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乡村先进以及落后的一面；他们也是一群热血青年，抢夺先进科技人员，大闹交通局，利用自己的打工资源招商引资等。作者通过这一批有知识、爱家乡、有见识、无私奉献、替百姓着想的青年人形象，为乡村的改革重置一片光明。“白虎寨”将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到共同层面，加以审视、反省、重构。“三农”问题的解决，使科技人员下乡发展经济作物：责任承包魔芋的栽培；大搞基础建设，建设“铁公鸡（机）”；“消茅”运动；水电路通联设备；建设民族特色建筑等。顾博士的寻根运动正在唤醒土家族快要沉睡的古老文化。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既避免农村文化的落后，又避免农民失去人性与理性。
四、结语
《白虎寨》与以往的还乡主题不同的是，李传锋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话语下建构“白虎寨”形象，呼吁建设故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关注乡村人的生活现状。同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保存下来并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演绎一场文化的完美融合，既有“乌托邦”的特征，又可视为民族作家的“文化焦虑”。还乡主题作为一种书写资源，代表了三种对于乡村文化的自然隐喻：一是精神家园的重构，现代人的理想栖息地；二是精神动力，激发人不断地积极向上，奋进永发；三是批判的尺度，是进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文明批判的终极价值，在文明批判方面显示其独特的价值。{12}《白虎寨》打工者们失业后在城市无法立足纷纷回到乡村的怀抱中，抚平心灵的创伤；同时，面对白虎寨的封闭、落后、不足，激发“还乡”人员重建精神家园，建设理想中的白虎寨。通过白虎寨人的美好品质抨击城市生活的人情冷漠，李传锋为读者带来了另类的还乡主题。
{1} 王庆：《现代中国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② 王圣学：《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③ 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第3页。
{6}{8}{10}{11} 李传锋：《白虎寨》，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220页，第19页，第189-240页，第192页。
{4} 茶洪旺：《改革户籍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云南财贸学院院报》2002年第6期。
{5} 杨小彦：《城市生长的隐喻》，《读书》2006年第2期。
{7}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9页。
{9}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12} 王學谦：《还乡文学世纪乡土文学的自然文化追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传锋.白虎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4] 张治国.《白虎寨》：土家山乡历史性变革的社会化与个人化书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43（6）.
关键词：《白虎寨》 李传锋 还乡 故土情结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创作，80年代不断有作品出版。《白虎寨》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与评论界的巨大反响。小说塑造的“白虎寨”，位于土家族民族文化浓厚的湖北恩施地区：封闭的自然环境促使一批批的青年人探求外面世界，却因一场经济危机又将他们打回原形。但是，落后的“白虎寨”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变革家乡的动力。基于此，作者通过离乡又返乡这一“还乡”主题肯定乡村作为人类生存的“根”（不能因为落后就逃避放弃，而是要直面现实进行改革），尤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永远无法割掉与土地的联系，将变革农村作为保存民族文化“根”的唯一出路，凸显作品的价值。
一、还乡话语的出现
还乡主题历来是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斗争下的产物。“还乡”是返回故乡，回归故土，土有土根的意义，从而衍生出归属的意义；乡是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的维系。①“还乡”作为一种书写母题，包含人类的生命感悟和情感體验，作者将此进行提炼、加工，升华为人类带有故土情结的精神特质。
“还乡”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不断奔波于异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观照人类心灵的载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对于“还乡”主题的描写经过了一个横向与纵向发展的历史性过程。现代文学开端于“五四”时期，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先河，为“还乡”主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一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向异乡，并出现了多种文学体裁：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打工文学等。贾平凹《废都》主人公庄之蝶在西京城市无可归属，最后离开；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起初对城市无限追求，最后也是回乡。
少数民族作家关注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境况以及精神状况。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被现代化侵殇的变异话语，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清水河系列书写城市与乡村，李传锋通过两个方面表达《白虎寨》“还乡”主题，即审视农村贫困造成的人口外流，肯定主流政策对返乡的支持，展现作者对传统乡土世界的重新认识，挖掘作家在小说中蕴含的“非常态”故土情结。
二、向往城市生活的离乡
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后，城市在时代的发展号召下快速崛起。而远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嗅到了改革开放的诱人气息，挑动走出去实现发财的心弦。贫困、疾病像永远摆脱不掉的瘟疫，影响白虎寨的发展，有些人走不出去，而有些人进来又离去。“城市化的最主要特征表现在工业化引起生产的积聚和集中以及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与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普及。”②城市已经被务工人员当作进步、理想、乐园的代名词。城市文明进入乡村，乡村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生死场”。现代化的城市让更多的人产生片面想法，认为乡村世界荒芜贫瘠，城市绚烂丰富。“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③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城市拥有已发展或者快发展的身份，更代表自己对于未来、希望、前途的希冀；乡村成为不发展或者待发展的名词，所以更多的人认为走向城市就是走向未来。
虽然，李传锋对于城市文化的思考不再片面化，但是《白虎寨》塑造了许多进城农民形象，表现了对城市的经济、生活、身份等方面的追求。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民种地收入太低，为了生存，只好离家别口，去城市打工。在城市生活的人被金钱、欲望等“撞击”得左右摇摆。
作者着意描写的幺妹子、秋月、春花、荞麦，带着一身的泥尘，怀着发财的愿望，惊慌、害怕、向往地走出大山。胡喳喳用昂贵的价格购买城市户口。“大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身份只分为两种：非农业和农业”④，户籍制度将中国分为两大模块——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实现国内经济发展，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余后富的政策，促使户口条例颁布，用法律形式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农村与土地，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生成。⑤市民和农民成为具有等级的两种身份。“城市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器物……让空间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支配欲被直飞的等级状态。”⑥
谋生打工改善生活。“想开眼界，想热闹”，白虎寨如同被世界遗忘的孤岛，信息闭塞，更多的人流失，乡村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以往的生命活力。“凡人都是爱热闹的，过城市生活也是能上瘾的，就像吃糖上了瘾的人，一旦吃了糖，就什么都觉得寡淡。”经济的发达，进步的现代化组装成新世界，正是人类在经历了乡村的孤独、恐惧之后，成为寄托精神的代替品。
三、寻求农村出路的还乡
“尽管每个人对理想家园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两个最基本的需求是共同的：一个渴望自然，一个崇尚谐美。”⑦农村生产方式以土地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了稳定的乡村团体关系。“农村的尊严源自农村的富强，为了生存而进城和为了兴趣而进城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⑧乡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相当于自己的话语权力，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连理的社会结构，使每一位社会个体对自己所在的家庭怀着神秘的义务，从而有效限制了社会个体的远游和迁移。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谈道：“家族主义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⑨“还乡”最终归宿还是最初出发的“家”与“乡”。
无法安放的身心是打工者返乡的首要原因。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不断被开除沦为失业人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底层，没有稳定的工作；遇到劳务纠纷，又不懂法律，无法保护自己。看似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劳动力与劳动价值潜藏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刚到城里的幺妹子一行人早早找到了一份饭店的工作，尽管她们“怀着感恩之心，像家里做家务一样，卖力地干、认真地干，希望按期转正”，“可不到半年，她们就被犯规，分文未得，一无所有”。有些企业只将她们作为免费劳动力，甚至被城市的色情文化消费，成为城市消费文化的牺牲品。 城市生活中的卑微地位，是打工者们的共同处境。“白虎寨”一批外出打工者成为填补城市底层职业空白的塑料，演绎着小心翼翼的职业生涯，却还是被沾满城市利益的双手轻而易举地捅破。覃道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人，进城后却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白虎寨的村长唐先富在建筑工地住脏破工棚，吃清汤寡水，被人换假钱，看见被撞小孩无人搭救。唐先富在经历了城市人心的荒芜后重新回到白虎寨。“城市人都是蛮欺生的地方，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更没有户口，干最脏最累的活，过着最差的日子，不是每个人都待下去的。”⑩金大谷进城找到一家养鸡场的工作，被女老板当作泄欲的工具，被人当作玩物。
最后，乡村的改革与建设是“还乡”者的期望。青年作为新一代接班人，“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男人女人离开了乡村，留下的是一个没有脊梁和乳汁的虚弱的乡村；年轻人带走了乡村的生气，就无法保留乡村的生态”{11}。白虎寨的富强得靠年轻一代的有为青年，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乡村先进以及落后的一面；他们也是一群热血青年，抢夺先进科技人员，大闹交通局，利用自己的打工资源招商引资等。作者通过这一批有知识、爱家乡、有见识、无私奉献、替百姓着想的青年人形象，为乡村的改革重置一片光明。“白虎寨”将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到共同层面，加以审视、反省、重构。“三农”问题的解决，使科技人员下乡发展经济作物：责任承包魔芋的栽培；大搞基础建设，建设“铁公鸡（机）”；“消茅”运动；水电路通联设备；建设民族特色建筑等。顾博士的寻根运动正在唤醒土家族快要沉睡的古老文化。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既避免农村文化的落后，又避免农民失去人性与理性。
四、结语
《白虎寨》与以往的还乡主题不同的是，李传锋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话语下建构“白虎寨”形象，呼吁建设故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关注乡村人的生活现状。同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保存下来并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演绎一场文化的完美融合，既有“乌托邦”的特征，又可视为民族作家的“文化焦虑”。还乡主题作为一种书写资源，代表了三种对于乡村文化的自然隐喻：一是精神家园的重构，现代人的理想栖息地；二是精神动力，激发人不断地积极向上，奋进永发；三是批判的尺度，是进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文明批判的终极价值，在文明批判方面显示其独特的价值。{12}《白虎寨》打工者们失业后在城市无法立足纷纷回到乡村的怀抱中，抚平心灵的创伤；同时，面对白虎寨的封闭、落后、不足，激发“还乡”人员重建精神家园，建设理想中的白虎寨。通过白虎寨人的美好品质抨击城市生活的人情冷漠，李传锋为读者带来了另类的还乡主题。
{1} 王庆：《现代中国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② 王圣学：《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③ 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第3页。
{6}{8}{10}{11} 李传锋：《白虎寨》，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220页，第19页，第189-240页，第192页。
{4} 茶洪旺：《改革户籍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云南财贸学院院报》2002年第6期。
{5} 杨小彦：《城市生长的隐喻》，《读书》2006年第2期。
{7}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9页。
{9}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12} 王學谦：《还乡文学世纪乡土文学的自然文化追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传锋.白虎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4] 张治国.《白虎寨》：土家山乡历史性变革的社会化与个人化书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