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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不论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基本认同一个根本性的起点，那就是道。道在修身和事功上的体现是王道（内圣外王之道），孔子的王道以恕道为根基，老子的王道以无为道为根基。
关键词：中华文化 核心理念 道 内圣外王之道
世界上有三大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体系，一是希腊文化，二是希伯来文化，三是中华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传承至今，且核心理念非常明确。希腊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真理为中心，以追求真理为使命。希伯来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信仰上帝为使命。
希腊文化向世界推崇真理，希伯来文化向世界宣扬上帝，中华文化应向世界弘扬什么样的核心精神呢？
有的学者将中华文化概括出很多关键词，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理想……但这些诸多元素背后的那个“一”是什么？什么样的“一”是贯通儒道等各家的？这些都是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所必须明确的重大问题，否则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就会成为一个口号，至少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是缺乏有效性和精准性的。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道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理想等等显然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但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具体思想都只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具体表现。当我们谈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时，这个理念需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在横向上，它能够最大范围统摄各家思想，统摄各大具体理念；二是在纵向上，它能够贯穿中华文化史。
在横向上，不论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基本认同一个根本性的起点，那就是道。孔子是以道为起点的，比如，在孔子思想里，道是高于一切的。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論语·卫灵公》），把道放在实利之上。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甚至把道置于生命之上，认为道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性意义。《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到：“儒家者流……宗师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老子被称为“道”家学派创始人，当然是最明确的以道为核心了。比如，老子认为道优先于天地，“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把道放在了本原的位置。同时老子还把道放在价值的位置，认为人要守道，有些做法是背离道的，比如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道德经》三十章）
在纵向上，中华文化的思想史，也仍然是围绕道而展开。孔子把道作为起点，朱熹把道展开为理，王阳明则把道展开为心（“心即道”）。老子把道作为起点，庄子也进一步对道进行展开（“道通为一”）。
不论横向上，还是纵向上，中华文化都是把道作为统摄地位的，道统摄各家各派，道统摄中华文化史。道的观念影响了当下国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潜移默化地在产生影响，比如经常提到的“要走正道”“要讲道理”“符合道义”“道术结合”等等都是道的观念的反映。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是道，金岳霖认为道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理念，张岂之认为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他们对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把握是准确的。
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它是中华文化的本体，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坐标，比如《道德经》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七十九章）人是为何存在的？来于道。人应如何存在？符合道。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哲学叙事。希腊文化向世界推崇真理，希伯来文化向世界宣扬上帝，中华文化则应该明确地弘扬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本体，而希腊文化表述为真理，希伯来文化表述为上帝，中华文化表述为道，各种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叙述方式，这种“一体各表”各具特色，正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技术世界以一体化为必然，而文化世界则是以多元化为必然。
二、道在修身与事功上的体现：王道（内圣外王之道）
道不是虚无缥缈般与人隔离的存在，道还与生活实践、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希腊文化认为理性可以把握真理，希伯来文化认为信仰可以走近上帝，那么中华文化用什么来实践道呢？
中华文化实践道，不是理性至上，也不是信仰至上，而是用王道践行。孔子推崇王道，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孟子讲“以德行仁者王”，孟子认为有德的人治国就是王道。老子认为，道和天地是完满的，而人要实现完满，则需要从人到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这里说的王，就是王道。王道也就是由圣人来治国，圣人治国先要成为圣人，这样的思想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王也就是圣王、圣人，孟子和老子言说的“王”均是指圣人、圣王。
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成为圣人，外王就是圣人治国。前者是修身，后者是治世。前者是个人人格，后者是社会责任。前者是个体性维度，后者是社会性维度。生活中说的“先做人，后做事”“德才兼备”“何德何能”蕴含内圣外王的观念。（做人是内圣，做事是外王；德是内圣，能是外王）不少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儒家的传统。儒家当然是推崇内圣外王之道的，孔子讲修身是内圣，讲安人、安百姓是外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不仅讲“修身”，还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道家同样推崇内圣外王之道，老子主张在人格上成为圣人，同时在治国上主张圣人治国（无为而治）。《道德经》云“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五十六章），前者是内圣（个人人格），后者是外王（社会责任）。庄子也推崇内圣外王之道，较早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原文的是在《庄子·天下篇》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得以彰显，才导致各派学说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自作主张，“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有的学者把此句理解为是对内圣外王之道自身的否定，是一大误解。儒家和道家都推崇内圣外王之道，是非常明确的。许抗生教授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也说：“儒家道家都讲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也有过相关论述，“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 孔子、老子都把道落地为王道，也就是都落地于“内圣外王之道”，却各自有其独特的体认，体现出“一道各表”，多元发展。
（一）孔子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学说可以说是驳杂的，孔子提出的具体理念也是非常繁多和复杂的，诸如仁义礼智、文行忠信，等等。那么统领这些具体理念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孔子有无一以贯之的道呢？孔子必然会想到并论述到这个问题，孔子认为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但在这里，孔子并没有进一步言说，自己一以贯之的道具体是什么。曾子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般认为，忠和恕是两个维度，忠指向有所为，《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指向有所不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要做什么，恕是不要做什么。但这就出现悖论，既然孔子谈论的是一以贯之的道，也就是谈的是一，是那个核心理念，不会出现两个理念。那么曾子把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理解为忠恕，是否符合孔子本人认为的一以贯之的道呢？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期待用一言来指导终身的践行，孔子明确地给出了恕。《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不是忠恕，而是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孔子明确了自己的核心理念是恕道，那么把仁道作为孔子的核心则是一大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没有把仁和恕对立起来，同时也没有截然分开。孔子再谈论仁时，有时也会把恕的内容体现进去，比如《论语·颜渊》：“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面就把恕道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内容。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仁和恕又是不等同，也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仁作为有为，需要恕之无为作为根基、条件，因而孔子在表述仁时也会考虑到恕的维度。
恕道强调不要做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为思想。恕道之无为，正好与孔子推崇舜的理念一致，舜是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也就是孔子的杂多理念大多属于有为范畴，而这些杂多理念是建立在无为的根基上的，这个根基就是恕道。由此看来，孔子、老子都是主张无为的。
孔子认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强加于人。这里面还涉及一个理论前提，凭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强加于人？孔子对此也是有自身的理论前提作为支撑的，那就是因为人性是相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别人也是不愿意的，《论语·阳货》说“性相近也”，这一思想在生活中体现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二）老子无为道：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子把无为上升到了道的高度，认为道是无为的：“道常无为。”因为道是无为的，而圣人法道而行，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圣人是无为而治的。无为作为老子的核心思想，这基本是共识，无为而治成为一句常用语。其争议主要在于无为到底是什么含义。
无为是不把意志强加给别人。执政者无为，就是执政者不控制，不发动权力意志，实现民主社会。“为”字的原字形是上下结构，上爪下象，从爪从象，原意是人对大象进行驯化，驯化意味着改变本来的状态，是强加给人的意志，所以为的本义是意志的强加，故而无为也包含不强加意志的意思。而不强加意志的前提是自身意志的不彰显，因而无为即无意志、不强加意志于人。执政者无为，对人民不干预、不控制，是防止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体现主权在民，也即“权为民所用”的民主思想。执政者不控制、不强制，人民就是自由的状态，“我无为而民自化”。不把意志强加给人，也可以表达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老子思想里，对于为的问题，有的地方是反对“为”的，比如“为之者败之”；而有的章节又是主张“为”的，比如“为而不争”“为而不恃”“为之于其无有也”。出现这种情况，并非老子思想的悖论，而是“为”具有不同的含义。凡是老子在反对“为”时，这里的“为”是强加意志的含义；凡是老子在主张“为”时，这里的“为”是“做”的意思。
老子的无为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维度，所以通常把老子的治国思想叫作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思想，主要体现为执政者不强制人民，也就是一种民主精神。在郭店楚简《老子》甲本里，有“道亘无名仆”的明确表述，而这话是给执政者说的，也就是为了言说执政者是仆，而民是主。老子的无为思想，如果拓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度，则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制他人，这是一种自由精神，也就是所谓的“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原则。
孔子、老子都推崇道，都推崇无为。不同的是，孔子的无为体现为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的无为体现为仆道：“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具有普遍性原则，具有高度的理性。因而，孔老之道作为中华精神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其精髓就是传承孔老之道。
综上，要传承传播中华文化，首先要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样的传承和传播才是有效的、精准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道，在中华文化语境中，道是本体，是世界的本原。道在人道上的体现是王道，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一以贯之”的王道是忠恕，以恕为根本，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执古御今”的王道是无为，无为就是不强加意志，执政者不强加意志是为了实现民主社会，“我无为而民自化”，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叙事方式，也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但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还要杜绝两大误区。一是杜绝复古主义，复古主义是开历史倒车，是一种吃老本的做法，文化是發展的，是不断更新的，当代人有当代人的历史使命，应该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二是杜绝国学自大，国学自大就是排斥世界上的优秀文化而故步自封，比如有的国学传承者反对法治反对市场，都是非常狭隘的做法。中华文化不仅需要传承和传播，也还需要反思和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传承中华文化，更需要生成当代中华文化。如果我们传承传播了我们独特的中华文化，又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华文化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关键词：中华文化 核心理念 道 内圣外王之道
世界上有三大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体系，一是希腊文化，二是希伯来文化，三是中华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传承至今，且核心理念非常明确。希腊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真理为中心，以追求真理为使命。希伯来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信仰上帝为使命。
希腊文化向世界推崇真理，希伯来文化向世界宣扬上帝，中华文化应向世界弘扬什么样的核心精神呢？
有的学者将中华文化概括出很多关键词，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理想……但这些诸多元素背后的那个“一”是什么？什么样的“一”是贯通儒道等各家的？这些都是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所必须明确的重大问题，否则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就会成为一个口号，至少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是缺乏有效性和精准性的。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道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理想等等显然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但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具体思想都只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具体表现。当我们谈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时，这个理念需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在横向上，它能够最大范围统摄各家思想，统摄各大具体理念；二是在纵向上，它能够贯穿中华文化史。
在横向上，不论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基本认同一个根本性的起点，那就是道。孔子是以道为起点的，比如，在孔子思想里，道是高于一切的。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論语·卫灵公》），把道放在实利之上。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甚至把道置于生命之上，认为道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性意义。《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到：“儒家者流……宗师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老子被称为“道”家学派创始人，当然是最明确的以道为核心了。比如，老子认为道优先于天地，“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把道放在了本原的位置。同时老子还把道放在价值的位置，认为人要守道，有些做法是背离道的，比如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道德经》三十章）
在纵向上，中华文化的思想史，也仍然是围绕道而展开。孔子把道作为起点，朱熹把道展开为理，王阳明则把道展开为心（“心即道”）。老子把道作为起点，庄子也进一步对道进行展开（“道通为一”）。
不论横向上，还是纵向上，中华文化都是把道作为统摄地位的，道统摄各家各派，道统摄中华文化史。道的观念影响了当下国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潜移默化地在产生影响，比如经常提到的“要走正道”“要讲道理”“符合道义”“道术结合”等等都是道的观念的反映。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是道，金岳霖认为道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理念，张岂之认为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他们对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把握是准确的。
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它是中华文化的本体，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坐标，比如《道德经》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七十九章）人是为何存在的？来于道。人应如何存在？符合道。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哲学叙事。希腊文化向世界推崇真理，希伯来文化向世界宣扬上帝，中华文化则应该明确地弘扬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本体，而希腊文化表述为真理，希伯来文化表述为上帝，中华文化表述为道，各种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叙述方式，这种“一体各表”各具特色，正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技术世界以一体化为必然，而文化世界则是以多元化为必然。
二、道在修身与事功上的体现：王道（内圣外王之道）
道不是虚无缥缈般与人隔离的存在，道还与生活实践、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希腊文化认为理性可以把握真理，希伯来文化认为信仰可以走近上帝，那么中华文化用什么来实践道呢？
中华文化实践道，不是理性至上，也不是信仰至上，而是用王道践行。孔子推崇王道，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孟子讲“以德行仁者王”，孟子认为有德的人治国就是王道。老子认为，道和天地是完满的，而人要实现完满，则需要从人到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这里说的王，就是王道。王道也就是由圣人来治国，圣人治国先要成为圣人，这样的思想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王也就是圣王、圣人，孟子和老子言说的“王”均是指圣人、圣王。
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成为圣人，外王就是圣人治国。前者是修身，后者是治世。前者是个人人格，后者是社会责任。前者是个体性维度，后者是社会性维度。生活中说的“先做人，后做事”“德才兼备”“何德何能”蕴含内圣外王的观念。（做人是内圣，做事是外王；德是内圣，能是外王）不少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儒家的传统。儒家当然是推崇内圣外王之道的，孔子讲修身是内圣，讲安人、安百姓是外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不仅讲“修身”，还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道家同样推崇内圣外王之道，老子主张在人格上成为圣人，同时在治国上主张圣人治国（无为而治）。《道德经》云“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五十六章），前者是内圣（个人人格），后者是外王（社会责任）。庄子也推崇内圣外王之道，较早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原文的是在《庄子·天下篇》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得以彰显，才导致各派学说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自作主张，“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有的学者把此句理解为是对内圣外王之道自身的否定，是一大误解。儒家和道家都推崇内圣外王之道，是非常明确的。许抗生教授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也说：“儒家道家都讲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也有过相关论述，“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 孔子、老子都把道落地为王道，也就是都落地于“内圣外王之道”，却各自有其独特的体认，体现出“一道各表”，多元发展。
（一）孔子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学说可以说是驳杂的，孔子提出的具体理念也是非常繁多和复杂的，诸如仁义礼智、文行忠信，等等。那么统领这些具体理念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孔子有无一以贯之的道呢？孔子必然会想到并论述到这个问题，孔子认为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但在这里，孔子并没有进一步言说，自己一以贯之的道具体是什么。曾子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般认为，忠和恕是两个维度，忠指向有所为，《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指向有所不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要做什么，恕是不要做什么。但这就出现悖论，既然孔子谈论的是一以贯之的道，也就是谈的是一，是那个核心理念，不会出现两个理念。那么曾子把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理解为忠恕，是否符合孔子本人认为的一以贯之的道呢？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期待用一言来指导终身的践行，孔子明确地给出了恕。《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不是忠恕，而是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孔子明确了自己的核心理念是恕道，那么把仁道作为孔子的核心则是一大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没有把仁和恕对立起来，同时也没有截然分开。孔子再谈论仁时，有时也会把恕的内容体现进去，比如《论语·颜渊》：“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面就把恕道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内容。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仁和恕又是不等同，也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仁作为有为，需要恕之无为作为根基、条件，因而孔子在表述仁时也会考虑到恕的维度。
恕道强调不要做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为思想。恕道之无为，正好与孔子推崇舜的理念一致，舜是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也就是孔子的杂多理念大多属于有为范畴，而这些杂多理念是建立在无为的根基上的，这个根基就是恕道。由此看来，孔子、老子都是主张无为的。
孔子认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强加于人。这里面还涉及一个理论前提，凭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强加于人？孔子对此也是有自身的理论前提作为支撑的，那就是因为人性是相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别人也是不愿意的，《论语·阳货》说“性相近也”，这一思想在生活中体现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二）老子无为道：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子把无为上升到了道的高度，认为道是无为的：“道常无为。”因为道是无为的，而圣人法道而行，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圣人是无为而治的。无为作为老子的核心思想，这基本是共识，无为而治成为一句常用语。其争议主要在于无为到底是什么含义。
无为是不把意志强加给别人。执政者无为，就是执政者不控制，不发动权力意志，实现民主社会。“为”字的原字形是上下结构，上爪下象，从爪从象，原意是人对大象进行驯化，驯化意味着改变本来的状态，是强加给人的意志，所以为的本义是意志的强加，故而无为也包含不强加意志的意思。而不强加意志的前提是自身意志的不彰显，因而无为即无意志、不强加意志于人。执政者无为，对人民不干预、不控制，是防止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体现主权在民，也即“权为民所用”的民主思想。执政者不控制、不强制，人民就是自由的状态，“我无为而民自化”。不把意志强加给人，也可以表达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老子思想里，对于为的问题，有的地方是反对“为”的，比如“为之者败之”；而有的章节又是主张“为”的，比如“为而不争”“为而不恃”“为之于其无有也”。出现这种情况，并非老子思想的悖论，而是“为”具有不同的含义。凡是老子在反对“为”时，这里的“为”是强加意志的含义；凡是老子在主张“为”时，这里的“为”是“做”的意思。
老子的无为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维度，所以通常把老子的治国思想叫作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思想，主要体现为执政者不强制人民，也就是一种民主精神。在郭店楚简《老子》甲本里，有“道亘无名仆”的明确表述，而这话是给执政者说的，也就是为了言说执政者是仆，而民是主。老子的无为思想，如果拓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度，则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制他人，这是一种自由精神，也就是所谓的“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原则。
孔子、老子都推崇道，都推崇无为。不同的是，孔子的无为体现为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的无为体现为仆道：“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具有普遍性原则，具有高度的理性。因而，孔老之道作为中华精神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其精髓就是传承孔老之道。
综上，要传承传播中华文化，首先要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样的传承和传播才是有效的、精准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道，在中华文化语境中，道是本体，是世界的本原。道在人道上的体现是王道，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一以贯之”的王道是忠恕，以恕为根本，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执古御今”的王道是无为，无为就是不强加意志，执政者不强加意志是为了实现民主社会，“我无为而民自化”，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叙事方式，也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但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还要杜绝两大误区。一是杜绝复古主义，复古主义是开历史倒车，是一种吃老本的做法，文化是發展的，是不断更新的，当代人有当代人的历史使命，应该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二是杜绝国学自大，国学自大就是排斥世界上的优秀文化而故步自封，比如有的国学传承者反对法治反对市场，都是非常狭隘的做法。中华文化不仅需要传承和传播，也还需要反思和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传承中华文化，更需要生成当代中华文化。如果我们传承传播了我们独特的中华文化，又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华文化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