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索因为杀人被捕，又不愿按照法官的意思向上帝忏悔，于是案子拖了十一个月。他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时间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法庭判处莫尔索死刑。
　　莫尔索拒绝向神父忏悔，他觉得二十岁死和七十岁死没有什么区别。别人的死活也好，母亲的慈爱也好，对他都没有什么意义，有一股气息会把生活的岁月吹得一干二净。临刑前莫尔索闪过愿意重新开始生活的念头，但他仍然觉得现在也是幸福的，想到受刑时会有很多人来看、来咒骂他，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这是一个充满黑色意味的故事，我看到荒谬的光横穿而过，在这束光面前，人是那么渺小而无奈。多少人在这尘世，遭受着命运的戏耍与摆布。
　　这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梗概。其实，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跳跃着一只叫“荒谬”的小兽。西西弗、卡利古拉、梅里埃……无不如此。
　　文字里的人物是荒谬的，生活中的加缪也是荒谬的。

　　他是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的“局外人”，但他的思考却深入现代社会的腹地。
　　《杰米拉的风》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距离世界越远，我就越害怕死亡，因为我关心活着的人的命运，而不是静观永世长存的天空。”按照萨特的说法，加缪的哲学是“肉感”的，充满了对尘世的眷恋和对生命的爱。但是这种对实在之物和亲近之情的爱并不是盲目的，前提是对生命无常、命运荒诞的觉醒。正如加缪自己所说：“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之爱。”加缪永远置身于苦难、阴影、死亡之中，而正是因为有了前者，与之相反的幸福、阳光、生命才更显珍贵。“光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为何而活。”
　　加缪十个月大时父亲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身亡，他“从来没有与这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哪怕是从理论上接近过”，这让他一辈子都有一种解不开的父亲情结。外祖母粗暴、傲慢、专横，对孩子非常严厉，有时甚至用牛筋鞭子抽打他们，一点也不善良。温柔的母亲却不知道怎么疼爱孩子，结果也是麻木不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被打。“家”在加缪的眼里成了“一个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在那里，“苦难代替了团结”。
　　成年后，他依旧没有摆脱荒谬的命运。结发妻子西莫娜曾是阿尔及尔城追求者最多的姑娘，但由于有痛经的毛病，从十四岁开始，她就注射吗啡，结果慢慢上瘾。为了获得需要的毒品，她常常去勾引年轻的医生。加缪以为结婚后能帮她戒除毒瘾，可她恶习不改，继续吸毒，服饰、行为也非常荒诞，被加缪的朋友说成是“从《恶之花》中走出来的女人”。加缪烦恼不安，西莫娜对他也越来越冷淡，最后二人关系恶化，无法挽回。很难说加缪与西莫娜的生活对他日后的创作是否产生过什么影响，在他当时与后来的作品中，他都竭力避免塑造与西莫娜相似的人物。可婚姻失败对他的人生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再承受着失败婚姻带来的傷痛和孤独的冲击。从此，他那种异乎寻常的傲慢、过分的敏感和“非洲人脾气”暴露无遗，他成了一头“有非凡勇气和傲慢灵魂的斗牛”。为了弥合西莫娜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拒绝与一切女性保持持久专一的关系，成了一个勾引女性同时蔑视女性的“唐璜”。很久以后，他才找到那个“具有灵魂，能与之交流，一起散步”的终身伴侣——聪明漂亮的奥兰姑娘弗朗辛。
　　加缪曾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命运之神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让他死于车祸。1960年1月4日，他坐在米歇尔·伽里马的汽车上，由于下雨路滑，汽车撞在路边的树上，加缪被抛向后窗，脑袋穿过玻璃，颅骨破裂，脖子折断，当场死亡。
　　哲学家们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地规范着世界的秩序，却常常有荒谬的光乘隙而入，搅乱夜晚与白昼，给人世造成久久无法愈合的裂痕。
　　荒谬，是命运最诡异的笑。有两个人，敢于去揭发它、撕破它——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显然，后者更加勇敢，并且亲力亲为，犹如为成群的食客抢先品尝菜肴，一一试毒。
　　加缪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事迹和伟大的思想都有荒谬的开头。他的结尾也是如此。荒谬的光照彻大地，从头到脚，照彻他的一生。
　　（木佳欣摘自《散文》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