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政府上臺“唱戲”至今，似已完全入戲，各自角色開始有了深度演繹，有的遊刃有餘且“動作”頻頻。日前，司級官員不斷上電台、電視台，透過電子媒體、大氣電波，直接與市民交流，重視一種“活”的、雙向的意見溝通，從而把准社會脈搏。一方面加強政策措施宣導力度，讓普羅市民明瞭措施取向；另一方面，透過直接、互動交流，掌握市民所想，真實體會民意、聽取民意，形成激發思維的渠道。
　　毋庸諱言，特區政府經歷15年施政，沿用的是過去澳葡政府瞭解民意的“委員會”制度，招攬社會代表、社會菁英作為“智囊”，以制訂政策時作為參考。可是，這套“民意代表”的委員會制度，有它的優勢，也有它必然存在的弱勢短板。例如政府在不同界別可以憑藉社會代表發聲，形成意見收集或社會反饋的工作。但在社會日益發展，不同階層利益角力明顯，以至社會邁向多元化的今天，過去“欽點”一些社團、機構代表進入委員會的模式，愈來愈見脫離社會實際，未能更有效地協助政府施政“在地”、“落地”的困局。故此，社會在建言中，不無期待政府優化委員會的組成方式，甚至倡議設立委員會“直選”組成成員比例，藉以有效反映社會不同階層、業界、界別的意見和呼聲。
　　尤其是當社會普遍對一個社會議題形成“共識”以後，落實在操作上，難免碰到不同利益角力。為此，一個在社會看似取得共識的議題，當政府試圖形成政策措施之際，便會遇上社會上不同利益的“抗爭”和反對的聲音，令到政府施政，有難以“落地”的感慨。如面對澳門市民搭的士難問題，從市場角度，是個供求關係，增加的士數量，便能緩解。然而，當政府宣佈發出新的士牌照，便惹來業界諸多理由抗衡、推搪。尤以在填補電召的士營運上，看似社會贊成之聲不絕，實質反對聲音亦不絕如縷。又如面對本澳每月新車落地900輛，年道路長度增長不足4公里，社會支持政府控車。而當政府提出有時限公交專道，或取消公共停車場月票制，釋放車位以供流轉，社會卻再“起哄”予以反對。可見施政措施一旦觸及既得利益，就會有反彈。
　　所以，當政府加大官民意見溝通交流力度後，所掌握的社情民意，如何能在地“落地”，便關乎政府、官員施政水平是否“強勢”了。尤其眼下，澳門特區經濟發展進入中低速運行新常態，面對“共識”與“反彈”交織出現，特區政府和官員如何“擺平”紛爭，強勢推動社會經濟民生等領域改革，相信這是廣大市民最想看到的。（澳門/吳榮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