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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氏璧本身是一枚珍稀罕见的绿玛瑙，“和氏璧”系“和氏碧”讹化；满清入关前声称得自蒙古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为皇太极、多尔衮伪造，其材质是阜新水草玛瑙，并以辽宁地区专门从事春秋鼎熏图案的素活技艺完成，制作时间在1635年农历2月27日到农历8月3日之间。
编者按：东北因其丰富的资源誉满中外，这里地大物博，更蕴有众多的奇石资源。本刊之前介绍过东北奇石，黑龙江的嫩江石，吉林松花石等等。本期《观点》特将东三省的几种不同奇石集结，由古到今、由赏析到使用，全面介绍奇石的特征及应用。欢迎广大读者将您所在地奇石资源的相关信息(石种、使用、配座等)提供给我们。
和氏璧是国人耳闻能详的奇珍异宝，在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与之相关的典故“和壁三献”，“价值连城”、“完璧归赵”、“琢璧为玺”流传甚广。但和氏璧究竟是何材质，其与“传国玉玺”的关系又是中国所有自然历史文化之谜中，最引人关注而又争议极多的话题。笔者通过相关文史资料，推断和氏壁本身是一枚珍稀罕见的绿玛瑙，而满清入关前声称得自蒙古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其材质是阜新水草玛瑙。
和氏璧是绿玛瑙
原国际矿物学会主席谢先德院士说：“和氏璧材质千古之谜的研究难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庞加莱猜想。”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试图揭开和氏壁千古之谜，1927年中国近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先生在其划时代的学术巨著《石雅》中。第一次应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和氏壁，提出其材质可能是月光石、拉长石、绿松石、蛋白石、碧玉、软玉、蓝田玉或者玛瑙。后人陆续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即有和田玉、独山玉、翡翠甚至钻石说。
从战国时期《韩非子·和氏》一文中的记载分析，和氏璧共有四项特征：
产于荆楚：和氏壁出自楚国山中。楚国即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符合出产地条件的准和氏璧，只有独山玉、钻石、拉长石、绿松石和玛瑙。
玉石难辨：它最初的状态酷似石头，需要“理其璞”才能确定其价值，因此和氏壁不会是拉长石及月光石，它们不会生“璞”。
楚人不识：宫廷玉人先后两次错误裁定和氏璧为石头，据此推测和氏壁也不可能是绿松石，鄂西北的荆山山脉自古就是绿松石的主要产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国人广泛用绿松石做玉器，遍布全国的古文化遗址中都有绿松石随葬品。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镶有绿松石的骨筒；甘肃齐家山文化遗址中大量的绿松石随葬品；江汉流域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绿松石制品重达十几千克；河南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绿松石珠文物一千余件；寿县蔡侯墓中出土绿松石珠1518粒；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背面镶嵌有绿松石的美丽花纹。与绿松石一样，独山玉开采历史也非常之早，1959年1月独山以南约5公里的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琢玉工具石砣、完整的独玉铲、独玉凿、独玉璜、独玉簪、未加工的玉料及未成形的玉镯、玉璧、玉环等半成品，已经形成以独山为基辐射中原的玉文化中心。因此荆楚之地的玉人对绿松石和独山玉，不可能不认识。
前所未有：和氏璧被整理出来时，就是一件楚王都不曾拥有过的宝物，钻石说倒是符合这个特征，但却颠覆了和氏璧的玉石类属性，如《史记》中对“完璧归赵”的描写，蔺相如“持壁御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对秦王说“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壁俱碎于柱矣”的话，和氏璧如果是一颗大钻，以金刚石的硬度，没有在庭柱上摔碎的可能，蔺相如也无法用璧破身亡来要挟秦王，而且荆山中至今没有发现钻石。
玛瑙则完全符合根据《韩非子》一文提到的四大特征：
首先，荆楚之地出产玛瑙：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宜黄高速公路开山凿石时，发现大量优质玛瑙，确定了和氏壁产地蕴藏玛瑙，为“玛瑙说”提供了基本条件。
其次，玛瑙的成因是火山岩浆喷发后散落在地上，再经过地球物质的长期硅化和造山运动的反复演变，才可能成为玛瑙。火山喷发时炽热的熔岩掉在地上，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与周围物质融合，并被裹上厚厚的尘沙，因而冷却后的玛瑙，其表皮必然产生质变，决定了它表面具有与一般岩石几乎相同的外壳，没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凭借肉眼自然无法从外部区别石头和玛瑙。
第三，玛瑙当时属于珍贵而不见于荆楚的奇丽瑰宝。尽管当时许多身份极高的王侯将相的墓中出土有许多玛瑙杯，球之类，但对卞和时代的荆楚之地，却是非常陌生。荆楚玛瑙既不像内蒙戈壁玛瑙经历过风沙的天然磨砺。也不像南京雨花石那样经过河床的搬运和冲刷洗涤，因为埋于深山，所以不会“一目了然”被发现，如果不是近年的开山施工，当地人甚至不知道家乡长满荆条的山峦中蕴藏着许多美丽优质的玛瑙石。
最后。绿玛瑙为稀罕品种：荆楚玛瑙与辽宁阜新玛瑙接近。尤其是一种草绿夹胎玛瑙，与阜新特产水草玛瑙品质非常一致。唐末道士杜光庭《录异记》卷七“异石”篇中曾描述和氏璧“正而视之色白。侧而视之色碧”，草绿夹胎玛瑙和阜新水草玛瑙有这种特性，这两种玛瑙直视有荧白光彩，换角度则碧色莹莹，具有色变特性，“和氏璧”就是这种在当时足以引起各路诸侯垂涎的天然绿玛瑙。
相传和氏璧后来被秦始皇所有并雕琢为玺。对此事世人多有质疑，主要理由是和氏璧既然被称为“璧”，顾名思议，其型制当是圆环中空的玉璧，以此环状物，不可能雕琢出方四寸的玉玺；另外名玉产地蓝田就在咸阳不远，秦始皇制玺完全有条件就地选取名贵的蓝田玉。
“璧”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创立，到西周阜期才在《周礼》确定的礼制中被用来特指中空圆环的礼器。如今属于红山文化的很多方圆形玉璧出土，“壁”的演化路径越来越清晰，不同时期，璧是有各种形制的，广义的璧就是指祭祀献礼的玉器，不是狭义的中空圆环玉璧。而且笔者推断，和氏璧本系“和氏碧”讹化。
《说文》解释：“碧，石之青美者。”碧的基本字义是青绿色的玉石。卞和早年也许曾经到过北方，见识过玛瑙原石并掌握了一定鉴别技术的流浪玉匠。“和氏碧”则是楚国发现的第一块绿玛瑙，但经过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记叙文字已被扭曲，又被更后边的人讹传为一个中空的玉环。
曾祖父曾经要用十五座连城交换的这块瑰宝级绿玛瑙太传奇太有知名度了，用它为料才配得上天子玺的资质，秦始皇不可能再去选择没有名气的任何玉料，“琢璧为玺”顺理成章。秦玺后来被刘邦命名为汉传国玺，成为历代“符印”象征。
大清传国玉玺＝阜新水草玛瑙＋传统素活
满清夺取天下，到乾隆时宫中玉玺多达39方，钦定二十五方玉玺为皇家日常使用，称“清二十五宝”，传国玉玺不在其中，且被乾隆帝在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中明白确定为赝品。
大清传国玉玺声称是从蒙古察哈 尔部苏泰太后处得来的。苏泰太后的历史身份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林丹汗的大福晋，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察哈尔部，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因感染天花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塔拉。按后金领袖们的宣传。所得传国玉玺系蒙古人从中原带到漠北的，在林丹汗手上时，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察哈尔部“三大法宝”，林丹汗是黄教倡导者和虔诚信徒，“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都是佛教的圣物，汉家传国玉玺则与佛教没有干系，把它并立为三大法宝之一，多少显得突兀，“三大法宝之一”极可能是后金领袖杜撰的说法。
有一种情况，汉家传国玉玺可以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法宝，那就是它的材质为玛瑙。玛瑙与佛教关系非常，最为亲密，是佛教七宝之一，佛经中经常有玛瑙出现，也极受蒙古族人民重视，蒙古妇女头上的装饰一直就是以玛瑙、珍珠、金银为主，都与其佛教信仰有关。
但是笔者判断大清开国前这枚玉玺是皇太极、多尔衮伪造。这是因为得玺过程疑窦丛生。苏泰太后与爱新觉罗氏关系密切，是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皇清开国方略》载，苏泰太后第一次宴请多尔衮时，是公元1635年农历2月27日，即归附出降的次日，奉献的礼物却只是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直到农历8月3日多尔衮完成征讨察哈尔部的任务时，苏泰太后母子才献上汉家传国玉玺，中间竟然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按道理苏泰太后母子仅据林丹汗残余的万人之众，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翻盘，传国玉玺无疑是个祸根，应该在2月27日甚至是前一天出降时就献上，无论如何不该隐藏一个春天又一个夏天才交出来，假如这中间走漏一点风声，对这孤儿寡母何其危险?所以就时间上可以推断，苏泰太后母子手上原本没有传国玉玺。
推测当时情况，多尔衮征讨察哈尔部前。已经确定了要通过在察哈尔地区“征得”传国玉玺，如此一来。1635年农历2月27日到农历8月3日这个时间段，正是琢制传国玉玺的时间。玉玺的材质要符合唐末杜光庭“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记载，形制要符合春秋战国的螭虎纽或龙鱼凤鸟纽。只有阜新出产的这一种水草玛瑙和专门从事春秋鼎熏图案的素活技艺可以同时满足条件。“素活”是由古代玉雕艺人根据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及有关器皿的造型演变而来，主要器型有薰、炉、瓶、鼎、壶、钟、斛等。图纹则有龙、凤、鱼、鸟、水、花卉等图案。“素活”形制繁多，工艺极为复杂，运用圆雕、浮雕、镂空雕、阴刻雕的装饰雕刻按法，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龙凤纹、鸟兽鱼虫纹、几何纹等。从业者既要通晓古今中外的雕刻史，又要对我国传统玉文化有较深的研究，此外还需具有雕刻、绘画、书法、篆刻等综合技艺。该技艺流传至今。已被国家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玛瑙素活成品需要一定时间，从苏泰太后归顺到玉玺现身，中间五个多月，正好可以雕琢出玉玺那样大小规格的玛瑙制品。
有人也许会说，多尔衮制造玉玺。不一定取材水草玛瑙，也可以遣人潜入南方，购置其它名贵材料。但是当时琢制玉玺是一种急需，耗时越短越好；而素活手艺人惯用玛瑙，换别的材质会有难度；再者可据后推前，满清人关后，紫禁城玛瑙用品都是阜新地区供应，包括乾隆一生配戴、死后陪葬的玛瑙朝珠，都出自阜新玉匠之手，说明清廷对阜新玛瑙的认可程度。
农历8月3日出现的玉玺，是多尔衮授意安排好的一枚赝品玉玺。9月多尔衮凯旋回到沈阳，就把声称来自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蒙古察哈尔部则被留置于义州，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义县，距出产玛瑙的阜蒙地区仅有百多里地。当年多尔衮献给哥哥皇太极的玉玺制作耗时不会超过2月27日到8月3日之间的150多天，只允许就地取材用辽西阜新玛瑙加上素活手艺，打造了一枚“和氏璧传国玉玺”，目的就是为了后金统治变得正统化，为满人入关做准备。
据说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溥仪出紫禁城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麟等人曾在宫中追索传国玉玺，但始终没有找到。
编者按：东北因其丰富的资源誉满中外，这里地大物博，更蕴有众多的奇石资源。本刊之前介绍过东北奇石，黑龙江的嫩江石，吉林松花石等等。本期《观点》特将东三省的几种不同奇石集结，由古到今、由赏析到使用，全面介绍奇石的特征及应用。欢迎广大读者将您所在地奇石资源的相关信息(石种、使用、配座等)提供给我们。
和氏璧是国人耳闻能详的奇珍异宝，在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与之相关的典故“和壁三献”，“价值连城”、“完璧归赵”、“琢璧为玺”流传甚广。但和氏璧究竟是何材质，其与“传国玉玺”的关系又是中国所有自然历史文化之谜中，最引人关注而又争议极多的话题。笔者通过相关文史资料，推断和氏壁本身是一枚珍稀罕见的绿玛瑙，而满清入关前声称得自蒙古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其材质是阜新水草玛瑙。
和氏璧是绿玛瑙
原国际矿物学会主席谢先德院士说：“和氏璧材质千古之谜的研究难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庞加莱猜想。”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试图揭开和氏壁千古之谜，1927年中国近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先生在其划时代的学术巨著《石雅》中。第一次应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和氏壁，提出其材质可能是月光石、拉长石、绿松石、蛋白石、碧玉、软玉、蓝田玉或者玛瑙。后人陆续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即有和田玉、独山玉、翡翠甚至钻石说。
从战国时期《韩非子·和氏》一文中的记载分析，和氏璧共有四项特征：
产于荆楚：和氏壁出自楚国山中。楚国即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符合出产地条件的准和氏璧，只有独山玉、钻石、拉长石、绿松石和玛瑙。
玉石难辨：它最初的状态酷似石头，需要“理其璞”才能确定其价值，因此和氏壁不会是拉长石及月光石，它们不会生“璞”。
楚人不识：宫廷玉人先后两次错误裁定和氏璧为石头，据此推测和氏壁也不可能是绿松石，鄂西北的荆山山脉自古就是绿松石的主要产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国人广泛用绿松石做玉器，遍布全国的古文化遗址中都有绿松石随葬品。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镶有绿松石的骨筒；甘肃齐家山文化遗址中大量的绿松石随葬品；江汉流域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绿松石制品重达十几千克；河南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绿松石珠文物一千余件；寿县蔡侯墓中出土绿松石珠1518粒；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背面镶嵌有绿松石的美丽花纹。与绿松石一样，独山玉开采历史也非常之早，1959年1月独山以南约5公里的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琢玉工具石砣、完整的独玉铲、独玉凿、独玉璜、独玉簪、未加工的玉料及未成形的玉镯、玉璧、玉环等半成品，已经形成以独山为基辐射中原的玉文化中心。因此荆楚之地的玉人对绿松石和独山玉，不可能不认识。
前所未有：和氏璧被整理出来时，就是一件楚王都不曾拥有过的宝物，钻石说倒是符合这个特征，但却颠覆了和氏璧的玉石类属性，如《史记》中对“完璧归赵”的描写，蔺相如“持壁御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对秦王说“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壁俱碎于柱矣”的话，和氏璧如果是一颗大钻，以金刚石的硬度，没有在庭柱上摔碎的可能，蔺相如也无法用璧破身亡来要挟秦王，而且荆山中至今没有发现钻石。
玛瑙则完全符合根据《韩非子》一文提到的四大特征：
首先，荆楚之地出产玛瑙：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宜黄高速公路开山凿石时，发现大量优质玛瑙，确定了和氏壁产地蕴藏玛瑙，为“玛瑙说”提供了基本条件。
其次，玛瑙的成因是火山岩浆喷发后散落在地上，再经过地球物质的长期硅化和造山运动的反复演变，才可能成为玛瑙。火山喷发时炽热的熔岩掉在地上，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与周围物质融合，并被裹上厚厚的尘沙，因而冷却后的玛瑙，其表皮必然产生质变，决定了它表面具有与一般岩石几乎相同的外壳，没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凭借肉眼自然无法从外部区别石头和玛瑙。
第三，玛瑙当时属于珍贵而不见于荆楚的奇丽瑰宝。尽管当时许多身份极高的王侯将相的墓中出土有许多玛瑙杯，球之类，但对卞和时代的荆楚之地，却是非常陌生。荆楚玛瑙既不像内蒙戈壁玛瑙经历过风沙的天然磨砺。也不像南京雨花石那样经过河床的搬运和冲刷洗涤，因为埋于深山，所以不会“一目了然”被发现，如果不是近年的开山施工，当地人甚至不知道家乡长满荆条的山峦中蕴藏着许多美丽优质的玛瑙石。
最后。绿玛瑙为稀罕品种：荆楚玛瑙与辽宁阜新玛瑙接近。尤其是一种草绿夹胎玛瑙，与阜新特产水草玛瑙品质非常一致。唐末道士杜光庭《录异记》卷七“异石”篇中曾描述和氏璧“正而视之色白。侧而视之色碧”，草绿夹胎玛瑙和阜新水草玛瑙有这种特性，这两种玛瑙直视有荧白光彩，换角度则碧色莹莹，具有色变特性，“和氏璧”就是这种在当时足以引起各路诸侯垂涎的天然绿玛瑙。
相传和氏璧后来被秦始皇所有并雕琢为玺。对此事世人多有质疑，主要理由是和氏璧既然被称为“璧”，顾名思议，其型制当是圆环中空的玉璧，以此环状物，不可能雕琢出方四寸的玉玺；另外名玉产地蓝田就在咸阳不远，秦始皇制玺完全有条件就地选取名贵的蓝田玉。
“璧”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创立，到西周阜期才在《周礼》确定的礼制中被用来特指中空圆环的礼器。如今属于红山文化的很多方圆形玉璧出土，“壁”的演化路径越来越清晰，不同时期，璧是有各种形制的，广义的璧就是指祭祀献礼的玉器，不是狭义的中空圆环玉璧。而且笔者推断，和氏璧本系“和氏碧”讹化。
《说文》解释：“碧，石之青美者。”碧的基本字义是青绿色的玉石。卞和早年也许曾经到过北方，见识过玛瑙原石并掌握了一定鉴别技术的流浪玉匠。“和氏碧”则是楚国发现的第一块绿玛瑙，但经过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记叙文字已被扭曲，又被更后边的人讹传为一个中空的玉环。
曾祖父曾经要用十五座连城交换的这块瑰宝级绿玛瑙太传奇太有知名度了，用它为料才配得上天子玺的资质，秦始皇不可能再去选择没有名气的任何玉料，“琢璧为玺”顺理成章。秦玺后来被刘邦命名为汉传国玺，成为历代“符印”象征。
大清传国玉玺＝阜新水草玛瑙＋传统素活
满清夺取天下，到乾隆时宫中玉玺多达39方，钦定二十五方玉玺为皇家日常使用，称“清二十五宝”，传国玉玺不在其中，且被乾隆帝在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中明白确定为赝品。
大清传国玉玺声称是从蒙古察哈 尔部苏泰太后处得来的。苏泰太后的历史身份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林丹汗的大福晋，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察哈尔部，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因感染天花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塔拉。按后金领袖们的宣传。所得传国玉玺系蒙古人从中原带到漠北的，在林丹汗手上时，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察哈尔部“三大法宝”，林丹汗是黄教倡导者和虔诚信徒，“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都是佛教的圣物，汉家传国玉玺则与佛教没有干系，把它并立为三大法宝之一，多少显得突兀，“三大法宝之一”极可能是后金领袖杜撰的说法。
有一种情况，汉家传国玉玺可以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法宝，那就是它的材质为玛瑙。玛瑙与佛教关系非常，最为亲密，是佛教七宝之一，佛经中经常有玛瑙出现，也极受蒙古族人民重视，蒙古妇女头上的装饰一直就是以玛瑙、珍珠、金银为主，都与其佛教信仰有关。
但是笔者判断大清开国前这枚玉玺是皇太极、多尔衮伪造。这是因为得玺过程疑窦丛生。苏泰太后与爱新觉罗氏关系密切，是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皇清开国方略》载，苏泰太后第一次宴请多尔衮时，是公元1635年农历2月27日，即归附出降的次日，奉献的礼物却只是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直到农历8月3日多尔衮完成征讨察哈尔部的任务时，苏泰太后母子才献上汉家传国玉玺，中间竟然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按道理苏泰太后母子仅据林丹汗残余的万人之众，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翻盘，传国玉玺无疑是个祸根，应该在2月27日甚至是前一天出降时就献上，无论如何不该隐藏一个春天又一个夏天才交出来，假如这中间走漏一点风声，对这孤儿寡母何其危险?所以就时间上可以推断，苏泰太后母子手上原本没有传国玉玺。
推测当时情况，多尔衮征讨察哈尔部前。已经确定了要通过在察哈尔地区“征得”传国玉玺，如此一来。1635年农历2月27日到农历8月3日这个时间段，正是琢制传国玉玺的时间。玉玺的材质要符合唐末杜光庭“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记载，形制要符合春秋战国的螭虎纽或龙鱼凤鸟纽。只有阜新出产的这一种水草玛瑙和专门从事春秋鼎熏图案的素活技艺可以同时满足条件。“素活”是由古代玉雕艺人根据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及有关器皿的造型演变而来，主要器型有薰、炉、瓶、鼎、壶、钟、斛等。图纹则有龙、凤、鱼、鸟、水、花卉等图案。“素活”形制繁多，工艺极为复杂，运用圆雕、浮雕、镂空雕、阴刻雕的装饰雕刻按法，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龙凤纹、鸟兽鱼虫纹、几何纹等。从业者既要通晓古今中外的雕刻史，又要对我国传统玉文化有较深的研究，此外还需具有雕刻、绘画、书法、篆刻等综合技艺。该技艺流传至今。已被国家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玛瑙素活成品需要一定时间，从苏泰太后归顺到玉玺现身，中间五个多月，正好可以雕琢出玉玺那样大小规格的玛瑙制品。
有人也许会说，多尔衮制造玉玺。不一定取材水草玛瑙，也可以遣人潜入南方，购置其它名贵材料。但是当时琢制玉玺是一种急需，耗时越短越好；而素活手艺人惯用玛瑙，换别的材质会有难度；再者可据后推前，满清人关后，紫禁城玛瑙用品都是阜新地区供应，包括乾隆一生配戴、死后陪葬的玛瑙朝珠，都出自阜新玉匠之手，说明清廷对阜新玛瑙的认可程度。
农历8月3日出现的玉玺，是多尔衮授意安排好的一枚赝品玉玺。9月多尔衮凯旋回到沈阳，就把声称来自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蒙古察哈尔部则被留置于义州，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义县，距出产玛瑙的阜蒙地区仅有百多里地。当年多尔衮献给哥哥皇太极的玉玺制作耗时不会超过2月27日到8月3日之间的150多天，只允许就地取材用辽西阜新玛瑙加上素活手艺，打造了一枚“和氏璧传国玉玺”，目的就是为了后金统治变得正统化，为满人入关做准备。
据说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溥仪出紫禁城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麟等人曾在宫中追索传国玉玺，但始终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