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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回暖，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与努力，在此过程中王毅站在前沿阵地。他的继任者将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推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这个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
9月21日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王毅登上飞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踏上东瀛土地，面对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政治障碍”。
“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他立下军令状。
“当时，中日关系确实是低迷，使馆压力很大，王大使是临危受命。”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年过去，面对“融冰”之后的中日关系，王毅及他率领的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毅先生和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他们的成功是在中日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曲折，王先生个人出色表现的背后，凸显的是中日关系必须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历史趋势。客观讲，中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强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离任招待会上，王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大使生涯，“说来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背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嘱托来到日本工作。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严峻的局面。但我始终相信，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加强互利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本刊，王毅在演讲时难掩激动，几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临破解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任务。日本媒体对他的到来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对他寄予厚望。“据我了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财界，还有知识阶层，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馆当过5年参赞，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知名度颇高。中国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尽快打开局面。中国不愿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小岛朋之教授说。
当年年底发生的“李登辉访日事件”，让中日关系更为恶化。王毅面临他上任后的第 考验。
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约见外务省官员，措辞强硬地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领教了“温和”王毅强硬的一面。
而“强硬”绝不是王毅的初衷。刚到日本时，他就发出积极信号，表示要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广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时代，这谈何容易。谈起3年前的情形，小岛朋之颇多感叹，“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甚嚣尘上。王毅的作用很难立竿见影。”
“以民促官”为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众给王毅贴的标签。王毅知晓日本情况，熟悉日本礼节，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气氛，王毅凭借自己的人气，带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员工们展开“公关”活动。
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邀请左邻右舍到使馆享用中国大餐……在王毅看来，“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欢看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大力宣传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还要我们向‘韩流’学习，要在日本掀起‘华流’。”中国驻日本使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2006年6月，在东京涩谷区最时尚的表参道山庄现代大楼里，王毅参加“凉装运动”，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装“走秀”，十分抢眼。
王毅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公关活动加分。“日语是魔鬼语言。”一位美国官员曾如此调侃。有人认为，日本政治家说话非常含蓄，只通过翻译，而不能用日语直接交流的话，很难把握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而这对王毅不是问题。听过王毅演讲和交谈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绍，在上任初期，王毅几乎每周都安排有演讲，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会见更是安排得非常满。他广交朋友，包括政界、财界、学界、艺术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还接受一拨又一拨日本媒体的采访，“他尽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话、能听懂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对日政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公关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该具备的素质。公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了解受众，并能在同一语境下展开交流，这很关键。王毅大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从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机在2006年9月底出现了——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岛朋之告诉本刊：“王毅和安倍的个人关系不错，安倍上台对王毅和日中关系而言，都是个机会。”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在这个人称“第三外交”的平台上，王毅与安倍进行了对话。“当时，安倍当首相的呼声最高，王毅主动和他握手，传达信息：只要放弃参拜，中日关系有可能转好。”小岛朋之说。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的安倍晋三来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认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谋求转圜的重要标志”。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 “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
9月25日，日本自民党元老、“知华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甚至摩擦，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这是王毅的临别赠言。
9月21日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王毅登上飞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踏上东瀛土地，面对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政治障碍”。
“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他立下军令状。
“当时，中日关系确实是低迷，使馆压力很大，王大使是临危受命。”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年过去，面对“融冰”之后的中日关系，王毅及他率领的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毅先生和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他们的成功是在中日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曲折，王先生个人出色表现的背后，凸显的是中日关系必须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历史趋势。客观讲，中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强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离任招待会上，王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大使生涯，“说来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背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嘱托来到日本工作。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严峻的局面。但我始终相信，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加强互利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本刊，王毅在演讲时难掩激动，几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临破解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任务。日本媒体对他的到来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对他寄予厚望。“据我了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财界，还有知识阶层，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馆当过5年参赞，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知名度颇高。中国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尽快打开局面。中国不愿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小岛朋之教授说。
当年年底发生的“李登辉访日事件”，让中日关系更为恶化。王毅面临他上任后的第 考验。
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约见外务省官员，措辞强硬地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领教了“温和”王毅强硬的一面。
而“强硬”绝不是王毅的初衷。刚到日本时，他就发出积极信号，表示要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广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时代，这谈何容易。谈起3年前的情形，小岛朋之颇多感叹，“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甚嚣尘上。王毅的作用很难立竿见影。”
“以民促官”为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众给王毅贴的标签。王毅知晓日本情况，熟悉日本礼节，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气氛，王毅凭借自己的人气，带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员工们展开“公关”活动。
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邀请左邻右舍到使馆享用中国大餐……在王毅看来，“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欢看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大力宣传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还要我们向‘韩流’学习，要在日本掀起‘华流’。”中国驻日本使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2006年6月，在东京涩谷区最时尚的表参道山庄现代大楼里，王毅参加“凉装运动”，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装“走秀”，十分抢眼。
王毅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公关活动加分。“日语是魔鬼语言。”一位美国官员曾如此调侃。有人认为，日本政治家说话非常含蓄，只通过翻译，而不能用日语直接交流的话，很难把握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而这对王毅不是问题。听过王毅演讲和交谈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绍，在上任初期，王毅几乎每周都安排有演讲，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会见更是安排得非常满。他广交朋友，包括政界、财界、学界、艺术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还接受一拨又一拨日本媒体的采访，“他尽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话、能听懂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对日政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公关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该具备的素质。公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了解受众，并能在同一语境下展开交流，这很关键。王毅大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从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机在2006年9月底出现了——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岛朋之告诉本刊：“王毅和安倍的个人关系不错，安倍上台对王毅和日中关系而言，都是个机会。”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在这个人称“第三外交”的平台上，王毅与安倍进行了对话。“当时，安倍当首相的呼声最高，王毅主动和他握手，传达信息：只要放弃参拜，中日关系有可能转好。”小岛朋之说。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的安倍晋三来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认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谋求转圜的重要标志”。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 “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
9月25日，日本自民党元老、“知华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甚至摩擦，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这是王毅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