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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回暖,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与努力,在此过程中王毅站在前沿阵地。他的继任者将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推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这个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
9月21日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王毅登上飞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踏上东瀛土地,面对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政治障碍”。
“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他立下军令状。
“当时,中日关系确实是低迷,使馆压力很大,王大使是临危受命。”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年过去,面对“融冰”之后的中日关系,王毅及他率领的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毅先生和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他们的成功是在中日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曲折,王先生个人出色表现的背后,凸显的是中日关系必须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历史趋势。客观讲,中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强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离任招待会上,王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大使生涯,“说来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背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嘱托来到日本工作。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严峻的局面。但我始终相信,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加强互利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本刊,王毅在演讲时难掩激动,几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临破解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任务。日本媒体对他的到来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对他寄予厚望。“据我了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财界,还有知识阶层,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馆当过5年参赞,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知名度颇高。中国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尽快打开局面。中国不愿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小岛朋之教授说。
当年年底发生的“李登辉访日事件”,让中日关系更为恶化。王毅面临他上任后的第 考验。
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约见外务省官员,措辞强硬地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领教了“温和”王毅强硬的一面。
而“强硬”绝不是王毅的初衷。刚到日本时,他就发出积极信号,表示要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广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时代,这谈何容易。谈起3年前的情形,小岛朋之颇多感叹,“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甚嚣尘上。王毅的作用很难立竿见影。”
“以民促官”为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众给王毅贴的标签。王毅知晓日本情况,熟悉日本礼节,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气氛,王毅凭借自己的人气,带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员工们展开“公关”活动。
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邀请左邻右舍到使馆享用中国大餐……在王毅看来,“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欢看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大力宣传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还要我们向‘韩流’学习,要在日本掀起‘华流’。”中国驻日本使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2006年6月,在东京涩谷区最时尚的表参道山庄现代大楼里,王毅参加“凉装运动”,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装“走秀”,十分抢眼。
王毅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公关活动加分。“日语是魔鬼语言。”一位美国官员曾如此调侃。有人认为,日本政治家说话非常含蓄,只通过翻译,而不能用日语直接交流的话,很难把握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而这对王毅不是问题。听过王毅演讲和交谈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绍,在上任初期,王毅几乎每周都安排有演讲,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会见更是安排得非常满。他广交朋友,包括政界、财界、学界、艺术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还接受一拨又一拨日本媒体的采访,“他尽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话、能听懂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对日政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公关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该具备的素质。公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了解受众,并能在同一语境下展开交流,这很关键。王毅大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从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机在2006年9月底出现了——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岛朋之告诉本刊:“王毅和安倍的个人关系不错,安倍上台对王毅和日中关系而言,都是个机会。”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在这个人称“第三外交”的平台上,王毅与安倍进行了对话。“当时,安倍当首相的呼声最高,王毅主动和他握手,传达信息:只要放弃参拜,中日关系有可能转好。”小岛朋之说。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的安倍晋三来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认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谋求转圜的重要标志”。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 “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
9月25日,日本自民党元老、“知华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甚至摩擦,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这是王毅的临别赠言。
9月21日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王毅登上飞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踏上东瀛土地,面对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政治障碍”。
“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他立下军令状。
“当时,中日关系确实是低迷,使馆压力很大,王大使是临危受命。”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0736/xwzk20073605-1-l.jpg)
3年过去,面对“融冰”之后的中日关系,王毅及他率领的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毅先生和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他们的成功是在中日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曲折,王先生个人出色表现的背后,凸显的是中日关系必须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历史趋势。客观讲,中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强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离任招待会上,王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大使生涯,“说来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背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嘱托来到日本工作。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严峻的局面。但我始终相信,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加强互利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本刊,王毅在演讲时难掩激动,几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临破解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任务。日本媒体对他的到来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对他寄予厚望。“据我了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财界,还有知识阶层,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馆当过5年参赞,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知名度颇高。中国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尽快打开局面。中国不愿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小岛朋之教授说。
当年年底发生的“李登辉访日事件”,让中日关系更为恶化。王毅面临他上任后的第 考验。
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约见外务省官员,措辞强硬地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领教了“温和”王毅强硬的一面。
而“强硬”绝不是王毅的初衷。刚到日本时,他就发出积极信号,表示要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广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时代,这谈何容易。谈起3年前的情形,小岛朋之颇多感叹,“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甚嚣尘上。王毅的作用很难立竿见影。”
“以民促官”为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众给王毅贴的标签。王毅知晓日本情况,熟悉日本礼节,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气氛,王毅凭借自己的人气,带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员工们展开“公关”活动。
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邀请左邻右舍到使馆享用中国大餐……在王毅看来,“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欢看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大力宣传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还要我们向‘韩流’学习,要在日本掀起‘华流’。”中国驻日本使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2006年6月,在东京涩谷区最时尚的表参道山庄现代大楼里,王毅参加“凉装运动”,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装“走秀”,十分抢眼。
王毅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公关活动加分。“日语是魔鬼语言。”一位美国官员曾如此调侃。有人认为,日本政治家说话非常含蓄,只通过翻译,而不能用日语直接交流的话,很难把握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而这对王毅不是问题。听过王毅演讲和交谈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绍,在上任初期,王毅几乎每周都安排有演讲,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会见更是安排得非常满。他广交朋友,包括政界、财界、学界、艺术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还接受一拨又一拨日本媒体的采访,“他尽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话、能听懂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对日政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公关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该具备的素质。公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了解受众,并能在同一语境下展开交流,这很关键。王毅大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从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机在2006年9月底出现了——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岛朋之告诉本刊:“王毅和安倍的个人关系不错,安倍上台对王毅和日中关系而言,都是个机会。”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在这个人称“第三外交”的平台上,王毅与安倍进行了对话。“当时,安倍当首相的呼声最高,王毅主动和他握手,传达信息:只要放弃参拜,中日关系有可能转好。”小岛朋之说。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的安倍晋三来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认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谋求转圜的重要标志”。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 “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
9月25日,日本自民党元老、“知华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甚至摩擦,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这是王毅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