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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T企业要善于在IT市场中开创“蓝海”,一个蕴含庞大需求的市场新空间……
“在这些新兴计算机领域,我们和外国跨国公司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还没有谁能形成垄断,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近日,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倪光南接受本刊专访,畅谈中国计算机领域发展以及联想的前世今生。
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记者:您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当时中国的计算机发展状况是怎样的,研制过程中面临着那些困难?
倪光南:1958年我国建造了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这台电子管计算机是仿制前苏联的BECM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是8000次。后来,在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吴几康先生的主持下,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19机),它的运算速度是每秒5万次,我有幸参加了119机的研制。
由于计算机是新兴技术,中国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我们都是改行的。我是学无线电的,有学电机的,有物理专业的,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是一大困难。
另外,119机是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而电子管的平均寿命只有5000小时,在脉冲工作状态下虽然可以延长10倍左右,但是一台计算机总共有数千个电子管,基本每天都会有几个电子管失效,如何能迅速排除故障也是一大困难。
在计算机发展初期,有自主研发计算机能力的只有美国、英国、前苏联、法国、中国这几个大国。那时,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太大。比如计算所研制的109丙机就是以当时英国最先进的KDF9机为参照目标的。文革时期,我们的研发停止了,而此时正是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大发展时期。
同质化后的深思
记者:您很早就主张发展集成电路芯片技术,当时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个发展方向?
倪光南:在实践中我体会到,中国应发展自主芯片。随着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IT硬件的核心技术越来越向芯片集中。以计算机领域为例,起初各家计算机公司的产品都不相同,各有增值的空间,但随着集成电路芯片的发展,计算机行业逐渐趋于同质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也进入了微机支持芯片组市场,并向PC厂商提供“公板”。这缩短了英特尔新CPU进入市场的周期,但也压缩了其他计算机厂商的创新空间。
市场竞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硬件方面如果不掌握集成电路芯片这一核心技术就没有前途。当时,我们在7型联想式汉卡中首先采用了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获得了成功,接着,又依托自主设计的汉字发生器芯片推出联想激光打印机获得成功,然后,又在联想微机设计中,加入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以提高增值,由香港联想R&D的孙祖希、张岳松等开发了VL总线和PCI总线的IDE控制芯片,共计销售了近百万片。
我们利用联想微机销售渠道,以及打印机等配套产品,带动了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和销售,并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与复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筹建“联海”ASIC设计中心。这条路子是以市场为导向,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可惜1995年后联想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发展ASIC技术的努力也被中止了。
联想七年之痒
记者:您与联想结缘20年,那么您认为IT企业要提高竞争力,关键靠什么?总结20多年来的联想之路,您是怎样的评价和看法?
倪光南:1984年底,计算所为转化科技成果创办了国有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计算所公司),王树和总经理邀请我担任总工。当时,我的课题组研制的联想式汉卡即将完成。我在国外工作过,认识到科技产业化应依靠高新技术企业,便欣然同意,并将联想式汉卡成果带入了公司。那时计算所允许计算所公司无偿使用所内成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计算所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以无形资产形式注入公司。
1989年,因联想式汉卡创出了品牌,计算所公司又改名为联想集团。在联想集团担任董事兼总工期间,我感触最深的是IT企业要有竞争力,必须掌握集成电路芯片和软件等核心技术,同时,我也看到计算机和通讯的融合是一个机遇。为此,立项开发联想程控交换机。
1994年7月,联想和华为同时拿到了程控交换机入网证,成为中国通讯领域的两个后起之秀。但由于1995年后联想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很快消失了。而当时各种条件远不如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的华为却坚持了下来,最终取得了成功。美国著名商业杂志《Fast Company》评选的2010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中,华为位列第五。
1995年,我被联想免职、后被解聘,联想几乎取消了所有研发。虽然2002年杨元庆任CEO后,重新抓科技研发,但已经损失了7年时间,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
联想身世之谜
记者: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于拥有了产业话语权,企业不立足于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您是这样认为吗,并且怎样看待联想的发展轨迹?
倪光南:联想的成功主要还是在微机领域,而这正是继承了当年“技工贸”时期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成果。后来,在其他领域联想并不成功。例如,曾大张旗鼓宣传的“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被实践证明是重复建设。郎咸平先生将这些失败归结为“病态心理”,他指出联想2004年之前曾经做大做强过,想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2004年之后宣布失败,随后又收购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一切的做法就是我讲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他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看来在郎咸平先生所说的“病态心理”中还应包括轻视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
联想又是怎么对待“产学研相结合”和计算所知识产权的呢?尽管联想式汉卡成为计算所公司的拳头产品,仅在1985～1987的头三年,就为公司创造利润(包括退税)1237万元,并带动了微机销售,还创出了“联想”这个品牌。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在成立大会上,总裁柳传志当众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引自《联想之路》,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3月)。但时过境迁,近年来在联想的宣传中,都只说联想“以20万元起家”,再不说“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了;一个“产学研相结合”的“所办企业”典型变成了“民营企业家”下海创业的典型;首任总经理王树和甚至被舆论界“蒸发”掉;在计算所积累十几年才形成的联想式汉卡知识产权也被说成是由20万元立马创造出来的。
联想这种轻视自主知识产权的“病态心理”,最终使自己深受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羁绊。华为的钱主要投入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联想的钱大量用来购买外国知识产权。例如联想17.5亿美元购买IBM的PC业务,就包括了购买Thinkpad笔记本等知识产权。众所周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不立足于自主创新,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因此这样做不可能走得很远。
开创蓝海抢占红海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如何才能突围国际垄断?
倪光南:在计算机领域、信息领域,新事物层出不穷,比如现在成为热点的云计算、物联网、软件服务化、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
在这些新兴领域,我们和外国跨国公司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还没有谁能形成垄断,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在这些领域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做法称为“蓝海”战略。
一般说来,“蓝海”是指竞争还不激烈的新兴市场空间,而“红海”是指已存在血腥竞争、往往已形成垄断的既有市场空间。中国IT企业要善于在IT市场中开创“蓝海”,即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以突围国际垄断,走上迅速增长之路。由于中国IT市场规模大、比较新,开创“蓝海”的机会比在国际IT市场上的机会多。
“红海”往往是外国跨国企业已占据垄断地位的领域,一般企业没有能力进入“红海”,但对于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大国,基于安全和综合国力等考虑,需要有“红海”战略来突围国际垄断。前提是要有国家意志,动用国家资源进行支持,例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核高基”重大专项主要就是针对“红海”的战略。
中国理应成为IT强国
记者: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对未来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您是怎样认为?包括计算机发展的技术、人才等战略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等。
倪光南:我现在不在第一线工作,但如果能以自己的经验,对某些问题献计献策,对一些企业、一些年青人进行支持,就很高兴了。对于中国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的发展我是很乐观的。因为这个行业技术更新快,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
中国有人才和市场两大优势,中国研发人员有很高的“智力性价比”。2004年西门子做过调查,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研发费用为2.5万美元,而欧洲研发人员却高达12～15万美元,是华为的6倍;华为每人每年工作2750个小时,而欧洲人却只工作1300～1400个小时,仅有华为的一半。华为研发人员的“智力性价比”是欧洲同行的12倍(来源:冀勇庆著《平台征战》)。所以,中国理应在IT领域赶上发达国家,成为IT强国。
“在这些新兴计算机领域,我们和外国跨国公司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还没有谁能形成垄断,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近日,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倪光南接受本刊专访,畅谈中国计算机领域发展以及联想的前世今生。
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记者:您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当时中国的计算机发展状况是怎样的,研制过程中面临着那些困难?
倪光南:1958年我国建造了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这台电子管计算机是仿制前苏联的BECM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是8000次。后来,在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吴几康先生的主持下,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19机),它的运算速度是每秒5万次,我有幸参加了119机的研制。
由于计算机是新兴技术,中国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我们都是改行的。我是学无线电的,有学电机的,有物理专业的,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是一大困难。
另外,119机是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而电子管的平均寿命只有5000小时,在脉冲工作状态下虽然可以延长10倍左右,但是一台计算机总共有数千个电子管,基本每天都会有几个电子管失效,如何能迅速排除故障也是一大困难。
在计算机发展初期,有自主研发计算机能力的只有美国、英国、前苏联、法国、中国这几个大国。那时,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太大。比如计算所研制的109丙机就是以当时英国最先进的KDF9机为参照目标的。文革时期,我们的研发停止了,而此时正是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大发展时期。
同质化后的深思
记者:您很早就主张发展集成电路芯片技术,当时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个发展方向?
倪光南:在实践中我体会到,中国应发展自主芯片。随着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IT硬件的核心技术越来越向芯片集中。以计算机领域为例,起初各家计算机公司的产品都不相同,各有增值的空间,但随着集成电路芯片的发展,计算机行业逐渐趋于同质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也进入了微机支持芯片组市场,并向PC厂商提供“公板”。这缩短了英特尔新CPU进入市场的周期,但也压缩了其他计算机厂商的创新空间。
市场竞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硬件方面如果不掌握集成电路芯片这一核心技术就没有前途。当时,我们在7型联想式汉卡中首先采用了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获得了成功,接着,又依托自主设计的汉字发生器芯片推出联想激光打印机获得成功,然后,又在联想微机设计中,加入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以提高增值,由香港联想R&D的孙祖希、张岳松等开发了VL总线和PCI总线的IDE控制芯片,共计销售了近百万片。
我们利用联想微机销售渠道,以及打印机等配套产品,带动了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和销售,并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与复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筹建“联海”ASIC设计中心。这条路子是以市场为导向,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可惜1995年后联想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发展ASIC技术的努力也被中止了。
联想七年之痒
记者:您与联想结缘20年,那么您认为IT企业要提高竞争力,关键靠什么?总结20多年来的联想之路,您是怎样的评价和看法?
倪光南:1984年底,计算所为转化科技成果创办了国有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计算所公司),王树和总经理邀请我担任总工。当时,我的课题组研制的联想式汉卡即将完成。我在国外工作过,认识到科技产业化应依靠高新技术企业,便欣然同意,并将联想式汉卡成果带入了公司。那时计算所允许计算所公司无偿使用所内成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计算所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以无形资产形式注入公司。
1989年,因联想式汉卡创出了品牌,计算所公司又改名为联想集团。在联想集团担任董事兼总工期间,我感触最深的是IT企业要有竞争力,必须掌握集成电路芯片和软件等核心技术,同时,我也看到计算机和通讯的融合是一个机遇。为此,立项开发联想程控交换机。
1994年7月,联想和华为同时拿到了程控交换机入网证,成为中国通讯领域的两个后起之秀。但由于1995年后联想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很快消失了。而当时各种条件远不如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的华为却坚持了下来,最终取得了成功。美国著名商业杂志《Fast Company》评选的2010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中,华为位列第五。
1995年,我被联想免职、后被解聘,联想几乎取消了所有研发。虽然2002年杨元庆任CEO后,重新抓科技研发,但已经损失了7年时间,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
联想身世之谜
记者: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于拥有了产业话语权,企业不立足于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您是这样认为吗,并且怎样看待联想的发展轨迹?
倪光南:联想的成功主要还是在微机领域,而这正是继承了当年“技工贸”时期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成果。后来,在其他领域联想并不成功。例如,曾大张旗鼓宣传的“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被实践证明是重复建设。郎咸平先生将这些失败归结为“病态心理”,他指出联想2004年之前曾经做大做强过,想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2004年之后宣布失败,随后又收购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一切的做法就是我讲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他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看来在郎咸平先生所说的“病态心理”中还应包括轻视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
联想又是怎么对待“产学研相结合”和计算所知识产权的呢?尽管联想式汉卡成为计算所公司的拳头产品,仅在1985～1987的头三年,就为公司创造利润(包括退税)1237万元,并带动了微机销售,还创出了“联想”这个品牌。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在成立大会上,总裁柳传志当众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引自《联想之路》,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3月)。但时过境迁,近年来在联想的宣传中,都只说联想“以20万元起家”,再不说“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了;一个“产学研相结合”的“所办企业”典型变成了“民营企业家”下海创业的典型;首任总经理王树和甚至被舆论界“蒸发”掉;在计算所积累十几年才形成的联想式汉卡知识产权也被说成是由20万元立马创造出来的。
联想这种轻视自主知识产权的“病态心理”,最终使自己深受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羁绊。华为的钱主要投入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联想的钱大量用来购买外国知识产权。例如联想17.5亿美元购买IBM的PC业务,就包括了购买Thinkpad笔记本等知识产权。众所周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不立足于自主创新,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因此这样做不可能走得很远。
开创蓝海抢占红海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如何才能突围国际垄断?
倪光南:在计算机领域、信息领域,新事物层出不穷,比如现在成为热点的云计算、物联网、软件服务化、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
在这些新兴领域,我们和外国跨国公司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还没有谁能形成垄断,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在这些领域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做法称为“蓝海”战略。
一般说来,“蓝海”是指竞争还不激烈的新兴市场空间,而“红海”是指已存在血腥竞争、往往已形成垄断的既有市场空间。中国IT企业要善于在IT市场中开创“蓝海”,即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以突围国际垄断,走上迅速增长之路。由于中国IT市场规模大、比较新,开创“蓝海”的机会比在国际IT市场上的机会多。
“红海”往往是外国跨国企业已占据垄断地位的领域,一般企业没有能力进入“红海”,但对于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大国,基于安全和综合国力等考虑,需要有“红海”战略来突围国际垄断。前提是要有国家意志,动用国家资源进行支持,例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核高基”重大专项主要就是针对“红海”的战略。
中国理应成为IT强国
记者: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对未来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您是怎样认为?包括计算机发展的技术、人才等战略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等。
倪光南:我现在不在第一线工作,但如果能以自己的经验,对某些问题献计献策,对一些企业、一些年青人进行支持,就很高兴了。对于中国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的发展我是很乐观的。因为这个行业技术更新快,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
中国有人才和市场两大优势,中国研发人员有很高的“智力性价比”。2004年西门子做过调查,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研发费用为2.5万美元,而欧洲研发人员却高达12～15万美元,是华为的6倍;华为每人每年工作2750个小时,而欧洲人却只工作1300～1400个小时,仅有华为的一半。华为研发人员的“智力性价比”是欧洲同行的12倍(来源:冀勇庆著《平台征战》)。所以,中国理应在IT领域赶上发达国家,成为IT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