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吕叔湘;“未晚斋”;“补课说”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5-0087-05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506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Mr. Lü Shuxiang’s “Study of Never Being Late” and “Belief of Making up Lessons”
Lin Youmiao
Abstract Lü Shuxiang （1904–1998），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i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his contributions stem from his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seizing the precious time” and his scientific spirit of “willingness to make up lessons and being good at it”. This article explores not only the origin and implications of Lü’s “Study of Never Being Late” but also the intentions of “Making up Lessons”， thus finding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issues.
Key words Lü Shuxiang; “Study of Never Being Late”; “Belief of Making up Lessons”
一、引 言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吕叔湘（1904～1998）学贯西中，著述等身，不仅撰有《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经典著作，还写过多篇深入浅出、短小精悍的随笔札记。就后者而言，晚年的吕老将自己的语文随笔集为两本小书，分别命名为《未晚斋语文漫谈》和《未晚斋杂览》，想必寄托着先生的深刻寓意。何以见得呢？说来话长，吕先生之所以走上汉语言研究道路，是事出有因或曰某种偶然因素所致，甚至可谓半路出家！正缘于此，吕叔湘先生本人常持学术上的“补课”一说。笔者以为，吕先生的“未晚斋”及其“补课说”之间实则内在贯通，一脉相承。今逢吕先生115周年诞辰，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怀念。
二、呂先生的“未晚斋”由来及蕴涵
吕叔湘先生的“未晚斋”与《未晚斋语文漫谈》和《未晚斋杂览》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或各自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不去聆听书斋主人的几番话语或数度说明。在《未晚斋杂览》一书的小引（即《1985年新春试笔》）中，吕先生这样说道：
还得说一说“未晚斋”。40年前我曾经写过几篇杂览性质的文字，有位教授先生说，此人不务正业，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此后我就给这类文字加上“髟斋杂览”的副题，“髟”者不三不肆之谓也。有朋友看见这个怪字，问我何所取意，我笑而不答。现在无须跟人赌气，这个斋名儿用不上了。改个什么名字好呢？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像阿拉伯文或者迪斯科舞什么的，学起来太晚了，至于读点有益的书，做点有益的事情，应该没有太晚的时候吧，于是题为未晚斋。至于这些“杂览”都是否符合“未晚”的要求，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理所当然的应该是读者而不是作者。是为引。（吕叔湘2002：7）
果不出所料，《未晚斋杂览》这本小书问世后，颇得读者青睐，不久便再版。在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先生补充道：
这些类似读书札记的文章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时，用了一个栏目，叫做《未晚斋杂览》。“未晚”者，已晚也。旧时训诂学里有“反训”这么一个项目，现在也还有训诂学家热心研究。这个算不算“反训”，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作者是怀着“已经晚了”的心情选择“未晚”作为斋名的。正如一个人黑夜独行，嘴里说“不怕！不怕！”其实心里是害怕的。（吕叔湘2002：5）
不难揣测，在撰写这些语文札记时，作者内心想必在感慨时光荏苒，光阴流逝！虽步入耄耋之年，先生仍想充分利用宝贵时光，多留下一些文字和思想与后世。如此看来，徐雁先生（2011）在给人文学科大学生荐书时这样去描述“未晚斋”一名的来历亦是不无道理的了：他（指《书太多了》的作者吕叔湘先生）取“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之意，以“未晚斋”名其书房。荐书者继续写道：“（先生）毕生所写学术论文、专著甚多，而其未晚斋随笔作品则世不多见，识者惜之。‘文如其人’，实随笔之谓也，以其最能体现人生价值观念与其为文为学智慧。”（徐雁2011：57～58）
还须提及的另一本以“未晚斋”命名的书是《未晚斋语文漫谈》。就此，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刘国正先生曾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来描述之，意在寓指吕老喜欢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小文章里包容着大世界（刘国正1993：4～5）。且在刘先生看来，吕老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十分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可谓做到了“顶天立地”。
此外，缪哲先生在《读〈悔晚斋臆语〉》一文中提及他一生与两个带“晚”字的书斋有缘分，其中之一便是吕叔湘先生的“未晚斋”。他幽默地提到，吕先生过世后，未晚斋为他的外孙、英国文学专家吕大年先生所“窃据”。因缪哲和吕大年是朋友，便得如野猴子入阆苑，时而出入其中。缪哲先生还风趣地说：老先生有先知，想会如孔夫子一样，有“不知何一小子，上我之堂，据我之床，翻弄我书箱”的遗谶（缪哲，陈传席2011：258）。
另据缪哲先生的间接描述，“未晚斋”虽不及“悔晚斋”（斋主为陈传席教授）大，但布置得很整齐。真可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确然，吕先生亦曾如此睿智和坦荡，竟以时间与空间上的相互转换来求得自我安慰或心理释怀：
至于书多搁不下，我有切身的体会。并且我看《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登的《我的书斋》系列文章，有不少是为不能把书全上书架诉苦。有人把书搁到衣柜顶上，有人把书塞到床底下。我深深感觉，空间、时间、金钱这三样东西可以交换。空间大，书摆得开，要哪本书，手到拿来;没有这个条件，就只能拼时间，从柜顶上、床底下一摞一摞取出来，一本一本找。你有钱，可以请人抄材料，省下自己的時间，也可以扩大居住面积，不但是不必跟老婆（或丈夫）儿女争座位，还可以坐拥书城，“顾而乐之”。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这不再是痴人面前说梦。（吕叔湘2002：62）
综观而言，尽管吕先生本人曾说“‘未晚’者，已晚也”，这或许是出于先生自谦之故;而取“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之意，以“未晚斋”为其书房命名，似乎更加契合吕先生本人意愿或彼时心境。亦正因如此，乃有吕先生所持的“补课”之说。
十年动乱期间，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只能无所作为。从七十年代后期到现在的十多年，一半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一半出于“收之桑榆”的愿望，又写下了不少东西。这一时期所写可以称之为论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主要是写了些札记性质的短篇。读书看报，乃至枕上随想，偶有所得，就欣然命笔，应时发表。后来印成《语文杂记》，得到一部分读者谬许。八十老翁所能做的恐怕也就只有这类事情了。（吕叔湘2002：225～226）
三、吕先生的“补课说”渊源及意旨
至于吕叔湘先生的“补课”一说，它当然不是我们肆意揣度或强加其身的，而是源自吕先生在《学习·工作·体会》等文中的相关自述。
从吕先生的工作经历看，他一生有过两次改行。每次改行之后，则意味着一场大补课。
从教外语到研究汉语是第一次大改行。吕先生1926年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教授英语有九年之久。1938年他自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进修人类学和图书馆学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校从事教学或研究。
吕先生任教于云南大学期间，曾读到朱自清先生发表在《今日评论》上的《新的语言》一文，其中讲到一个句子总要有主词有谓语才成。吕先生认为朱先生的观点并不全面，因为中国话里有很多没有主语的句子。后来在施蛰存先生的鼓励下，他写成《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发表在《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上。据吕先生说，这是他第一篇谈语言文字的文章。由此，吕先生不仅结识了朱自清先生，还从而步入汉语言教学与研究之路。
无巧不成书。1939年暑假后，系里就为吕先生安排了一门“中国文法”课。于是他一边教课，一边撰写讲稿，也就是他后来的名著《中国文法要略》初稿之雏形。
第二次改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吕先生原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历史语法，基本上是一种考证之学。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他一方面要负责行政，一方面须参加现代汉语研究组的工作，就免不了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
按吕先生本人的话说，这就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又怎么样呢？得补课。你不懂梁山泊的规矩，就得从头学起。我在1940年以前接触中国古书不多。1940年以后那几年，经史子集，诗词曲，乱翻一气，以数量而论是很可观的。”吕先生如是说道。
这里聊备一例。吕先生在《“这”“那”考原》那篇语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和它的前身“者”字在宋朝就已经跟现在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杨万里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里，且从容。”苏说：“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有的同仁便问吕先生，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先生答曰：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有起意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亦即，那些特别“解决问题”的例句往往不是临时找来，而是平时储备的。这也恰恰说明吕先生平日所下的“补课”功夫。
吕先生还认为，“压力产生动力”。他本人是不断受到压力，不断在补课。
尽管我是在不断地补课，现在还是深感缺少的东西很多。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我只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现抓，现翻书，解决一下，没有很系统地从头到尾学过一遍。……外国的语言理论，英文书我是能看的，解放以后自学俄语，能靠词典看点语言学方面的书，多时不用也丢生了。无论如何我总还算是在不断补课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任何人，补课都是很重要的。即使不改行，也要常常补课，因为科学在前进，事业在前进。谁要是认为他的学问大，不需要补课，渐渐地就会寸步难行了。（吕叔湘2008：49）
除了论及语言学研究、文学翻译等领域的“补课”外，吕先生在《编辑的修养》一文中，以他个人的经历为例，认为补课这件事情对于编辑而言也不无必要。有的要小补，有的要大补，有的须短期补，有的须长期补，总之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要补课，否则工作不容易做好。做编辑也是这样，原来在这一个编辑室从事这一方面的编辑工作，后来因为需要调去做另外一类书的编辑工作，这种情况可能也还是会有的，那么那时候就有补课问题了。即使专门搞一行，也会不断地遇到新问题，不断地需要补课。……所以，补课很重要，做编辑工作比教书更需要不断补课（吕叔湘2009：208）。况且，吕先生曾任《中国语文》主编多年，并组织《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辞书的集体编纂，他本人的体认想必是有感而发，语重心长。
讲到补课，吕先生认为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得有点基本功”。所谓基本功，首先就是不管什么时代的、什么门类的中国书，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一般能拿到就看下去，遇到不懂的地方，知道上哪儿去查考。而说到功底，吕先生同乡兼同学周有光先生的一段回忆富有说服力：“中学时候，我发现叔湘先生能背《诗经》，大为惊奇。这个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候我就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周有光2015：532）
我们不难想象，吕先生中途转向汉语言研究，却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语言学贡献，这不能不归功于其早期打下的外语功底。留学英国时，主攻图书馆管理学之外，先生抽空阅读Poutsma、Kruizinga等各自的英语语法，Brunot的《思想和语言》等书（林有苗2016：75）。一位外国名人似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一种外国语，那么他对本国语也不会懂得很透彻。吕先生就曾明确赞许这番话。他还说，我们教外国学生汉语的时候，如果懂得他的母语（或者他熟悉的媒介语），就能了解他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吕叔湘1999：13）。
论及补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先生也感同身受：“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读书的重点当然要围绕本专业展开，但吕先生在世时多次指出，‘我们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专业分工过细，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他要求中文系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学外文的学生要读一些古书。”（江蓝生2014：67）这样，亦恰如吕先生（2008：42）所言，“……有点杂家底子，在专门研究某一门的时候，眼界就比较开阔，思想就比较活跃，不为无益。比如搞翻译，尽管译的是文学作品，里边也难免会冒出有关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等的事情。要是你有这些方面的常识，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事实上，深受吕先生“补课”思想影响的还有其他学者。吴宗济先生（2008：96～97）在论及治学经验时说道：“还有一件事更重要，就是吕先生在治学座谈会上提到的‘补课’。我是到了语言所之后，才‘补’了课的。任何学问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都一直在发展更新中，语音学更是这样。……我们干这行的如果只吃老本，在这日新月异的学海中做个蜗牛，不多时将会被新潮淹没。这对我的压力是大的，但也养成不敢自足的习惯而时时有求新的欲望。”胡明扬先生（2008：283）也曾提到过“补课”，并说是受吕先生的影响。自他认识吕叔湘先生后，便在先生的指导下才慢慢懂得怎么搞研究，怎么做学问。
令人欣慰的是，吕先生等前辈的学术上“补课”说及其精髓，在现当代语言学界已被赋予了特定内涵，并得到有效传承。譬如，郭熙先生不仅对“补课”持有明确的赞许态度，还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呼吁“重视语言学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其五大着眼点之一则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勤奋敬业精神”。比较而言，让学生读这样理想的语言学读本（选文来自国际语言学界经典论著）比读教材困难得多。但这种“补课”之举无形中恰恰“要求学生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也是对学生毅力和敬业精神的一种检验和培养”（郭熙2004：236）。
四、结 语
自古及今，书斋一直是读书人放牧思想的精神家园，历代文人雅士都着意于自己书房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这些饶有情趣的室名，均给后人以有益启示（张雨2014）。反观吕老及其“未晚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况乎，吕老以其“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卓越精神模范践行了自己的宏大志向与人生诺言！
晚年的吕老曾对身边的弟子们说，“我有时想，我这一生多少做了一点事情，还是很幸福的。”是的，诚如江蓝生先生所言，吕老一生做的事情太多了，研究领域涉及一般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文字改革、语文教学、汉外对比、辞书编纂、古籍整理、文化翻译乃至写作和文风等，留有19卷全集与后世！他尽了全部的心力，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社会，他确实是很幸福的（江蓝生1998：286）。他两度改行，却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源于他秉持并践行“桑榆未晚，只争朝夕”的学术自觉和“乐于补课，善于补课”的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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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蓝生 2014 《我学读书》，《秘书工作》第11期。
林有苗 2016 《抗战烽火中语言学“风景”侧描及其历史动因追溯》，《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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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哲，陈传席 2011 《读〈悔晚斋臆语〉》，《社会科学论坛》第8期。
吴宗济 2008 《知从实处来》，载奚博先编《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 雁 2011 《为人文学科大学生荐书》，《博览群书》第7期。
张 雨 2014 《名人书斋名趣话》，《学习时报》12月1日A6版。
周有光 2015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载张森根、向珂编《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