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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英国、日本为例，通过阐述两国封建王权发展史，说明两国封建时期王权的薄弱及造就其薄弱状态的历史原因，进而在对两国薄弱王权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的描述中阐明脆弱的封建王权与近代民主制度产生的关联性。
关键词：王权；民主；政治；经济；思想
"民主意味着在国家的法律秩序中所代表的那个'意志'等于国民的意志。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的束缚。"[1]愈是专制集权愈是没有民主可言，而愈是集权薄弱的国度，愈是容易催生民主自由之精神。古希腊如此，中世纪西欧如此，近代美国如此，封建日本亦如此。英国最早开辟现代民主政治，日本封建文化与中国专制思想高度契合，以此二者对比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更容易说明集权政治的脆弱与近代民主制度产生的关系。
一、英国、日本封建王权概述
（一）英国封建王权
中世纪初西欧社会普遍建立在封臣封土制度上，国王与封建主之间结成封君封臣关系，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中确定封君与封臣的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封臣对封君的主要义务概括起来为三项，"效忠"、"帮助"、"劝告"；而封君对封臣也要承担"保护"和"维持"的义务。这种与中国西周时期分封制极为类似的政治军事体制在"诺曼征服"以后在英国得到完善和巩固。威廉一世没收全国一半的耕地，并将其中1/6作为王室领地，其余分封贵族。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权力的源泉，国王分封土地即是剥夺自己的王权。那些所谓的效忠契约很快淡漠在贵族权力的膨胀和家族继承体制中。贵族们依照传统组成"议会"监督着国王的各项政令，帮助国王管理国家。一旦觉得国王太离谱，贵族们便联合起来对抗国王，著名的"失地王"约翰被迫签订《大宪章》；1258年的"牛津条例"几乎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力。事实上，在英国乃至西欧中古社会里"国王的真正地位只不过相当封建权贵委员会的名誉主席的地位，而这些权贵们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并在他们自己的公园里像国王那样统治着。"[2]
中世纪后期的英国，王权得到强化，这得益于英法百年战争，它使得英国民族认同感日益加深并最终形成英吉利国家，国王作为国家的代表显然日益受到尊重，过去与他作对的贵族们处于政治利益上的考量纷纷与国王合作起来。但这绝不表示贵族们已完全妥协，他们依然是英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集团。"17世纪，查理一世宫廷中33名高级官员中，有29名是上院伯爵和他们的男性继承人，其余4人中，有两个子爵，一个男爵，一个主教。1540年的枢密院共19人，其中有高级神职人员3人，上院世俗贵族7 名；爵士9名。其余2人虽是平民身份，以后仍会得到爵位或封号。"[3]这种"被压迫"的王权常使人疑惑，以致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军坚持认为国王是他们的代表，反对封建贵族而拥护国王。
（二）日本封建王权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后，不断汲取中华大一统文化，建立集权专制的国家，但两种职业使得日本在漫长的1000年间处于割据和半割据状态。
将军。与其对应的机构就是幕府。我们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来阐述它的诞生。第一、庄园的"不输不入"化。"不输"即"不输租"就是不向国家交租。这种特权原本只有"神田"、"寺田"才有，但贵族庄园主们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设种种口实向政府申请免租。"不入"是指不承认在庄园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到12世纪，"不输不入"制在日本普遍发展起来，庄园几乎排除了来自政府的干预，各自独立封闭的发展起来。第二、天皇政治的危机。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天皇权威，在土地国有制逐渐解体之后也随之摇荡。为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频繁，农民起义也加速了社会变革，贵族们利用动乱的间隙大肆发展实力，扩展领土权力。其表现即是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摄关政治"，"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4]实际上就是把天皇当作傀儡。第三、武士和武士团的产生。武士兴起于9世纪中期，它建立在庄园私有化的基础之上，起初是地方武装性质，目的在于镇压庄内农民，反抗国司（收税官员），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武士团是按照宗族或主从关系结合起来的武士集团。在庄园私有制的支撑下，在天皇政治危机的孔隙中，武士集团迅速成长着。并且很快"贵族们认识到，不止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5]
正是这种背景下，源氏武士集团消灭平氏武士集团掌握国家政权，于1192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始了日本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天皇权力被架空，这同时为日本割据势力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大名。封建时期日本地方长官。它的权力在室町幕府前期（1333-1477）得到迅速加强。幕府"为了对抗皇室、贵族、大寺社等旧势力，为了压制在动乱期间增强了抵抗力量的农民，巩固封建主专政，只有依靠各国守护的力量。"[6]因此，幕府先后赋予守护以辖区内领地纠纷案件的司法处决权；征收属于公家、贵族和寺社庄园一半年供的权力；和在其任国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它赋税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使得领国变为守护的私有财产。当时称这种守护为"守护大名"，称其国为"领国"，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建立标志着天皇、将军之外的另一种独立势力的形成。这股强劲的地方势力在王权衰落、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极富生命力的发展着。因为没有一个绝对强大的诸侯能完全通过军事力量消灭所有军阀建立统一的日本国，所以即便在集权最为强大的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藩国）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7]
这种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幕权的对抗是日本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根源，并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
二、脆弱王权下英国、日本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状况
（一）政治方面
王权脆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看上去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其实不然。一方面单独的割据势力无法吞并所有其他势力，因而不得不均在名义上尊重国王的地位以免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使得国家散而不分，在经济文化上保持自由交流。另一方面割据势力之间暗流涌动，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源动力。在英国这集中表现为议会制度的发展。因为在英国，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作为小封建主的贵族们，既不甘心受到来自国王的剥削又基于当前和长远利益的考量，不能也无力将国王彻底推翻，而国王也同样处于愿望扩大剥削却无力一举消灭所有贵族的窘境中。正是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使得国王与贵族们的对抗总是趋向于保守，谈判和遵守会议是他们最终的共识。英国从带有原始部落会议性质的"贤人会议"发展为"大会议"，骑士和市民加入后改称"国会"，又分上下两院，最终完成现代议会制度。这正是王权乏力下政治势力多元化的结果。 虽然政治习惯迥异，但割据势力同样在日本推动着社会演变。日本大化改新确立"土地国有"制，几经政治动荡，土地私有化已不可遏制，但这极大推动了日本社会发展。此外，在近代日本，正是地方割据的大名们能够作为相对独立政治实体，才为"倒幕运动"的节节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明治维新得以相对顺利。而这，正是近代中国维新者所不具备的。
（二）经济方面
在封建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当然是土地，而有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经济品种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那就是商品经济。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度里，为了便于管理和剥削，统治者们总是更愿意将他的国民捆绑在土地上，最好世世代代忠于他耕种的土地，年复一年的做一个为统治者创收的工具，因为首要的问题是统治的稳定。商业对利益的冲动和对等级制度的厌烦使它与稳定的基调格格不入。而若王权衰弱，诸侯各自为政，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关乎存亡的斗争和博弈，迫使割据的封建主们想尽办法提升实力，财政毋庸置疑是重要的一面，为达此目标，各种方法都可能被选择。这无疑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1194年英国出口羊毛达5万袋，到1300年出口量达28万袋，此外粮食、布匹、铁、锡、煤炭运往弗兰德、佛兰芒和西班牙、地中海的许多口岸。而英国的国内贸易远远超过国际贸易。"[8]在巨额税收的诱惑下，"12-13世纪英国几代国王相继颁发了2500个市场特许状"[9]，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银行业作为商业发展规模的重要象征在14、15世纪日益发达，英国大商人乘机崛起，他们贷款给急需战争经费的各国国王和封建主们。
封建时代日本思想文化以中国为榜样，四民（士农工商）之中商人处于最下一层。但日本的商品经济一直稳步发展着，镰仓时期（1192-1333）市集已从不定期发展到每月3次，室町前期（1333-1477）市集每月开市6次，室町后期（1477-1573）增加至9次，同时"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10]统一后的德川幕府为加强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但数百年来的商业习惯和封建割据的事实存在，商品经济在松散的政治组织下持续发展着，"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11]而中国的商业资本经济在明中期萌芽以后便一直受到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压制，终于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中日近代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的重要经济因素。
（三）思想方面
这要得益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但凡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其民众思想会更富于创造，因为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分散，使得各行业的发展变得相对自由，社会需求逐渐增多，这是民众思想得以成长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在竞争中需要培养文化人才，这样不自觉的便带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而集权的统治下，统治者需要的仅是能够维护统治的特定思想，其余的则列为次要而不被重视，更为反动的将惨遭查禁。英国第一所大学牛津大学正是在市民阶层兴起，城市普遍发展的状况下诞生的。她于1167年立校，并同1209年立校的剑桥大学共同缔造了英国光辉的思想教育史。经济成就的影响可能更加醒目，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着社会观念的变革，自由平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即便在封建时代，"自治城市"的出现也毫无惊奇。早在1129年英国贝弗利首先获得了自治特许状，成为英国第一个自治市，随后，伦敦市民以每年向王室缴纳300英镑代价获得自治特权，得自行选举市长和市政官。"截至1216年已有10多个城市自行选举市长。"[12]在日本最著名的自治城市是界市，由于贸易的快速发展，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由市民选举代表管理市政，行使司法与行政权力，除界之外，平野、博多、桑名也都享有自治权。这种以发达商业为基础的自治城市无疑增强了民众独立自主意识，对消除专制思想有着莫大的作用。商业的发展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创造了财富，财富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支配着几乎所有的政治军事以及思想的变革。日益富足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与其财富十分不相称的等级身份。这在日本得到充分体现，原本处于"四民"最下的商人在德川中期的日本商品经济发展壮大以后就呐喊了，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13]石田梅岩："《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14]正是这些倡导平等反对专制的思想随着商业发展逐渐弥漫，才使得日本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能迅速调整状态并迎头赶上，而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源所在。而在英国乃至西欧，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正是以商品经济和城市的蓬勃发展为物质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15]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思想的解放，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结论
总结以上的论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脆弱的封建王权造成了政治势力的分散与对抗，从而形成了政治势力的多元化趋势，压缩了专制制度生长的空间，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相互提防的大封建主们基于财政的需要放任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推动使得原本束缚在庄园土地上的农民得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人口流动的频繁对专制体制的稳定性基础又提出了挑战；伴随着的是国民思想的逐渐成长，这些力量的互相鼓舞、相互促进最终推动了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15.
[2]龙文.西欧中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势力鼎盛及其成因[J].贵州师大学报，1994，（1）.
[3][8][9][12]阎照祥.英国贵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1，73，74，75.
[4]黑板胜美.新增订补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前篇[M].吉川弘分文馆，1974：232.
[5][6][7][10][11]吴廷璆.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09，157，296，192，402.
[13]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M].日本：岩波书店，1978：41.
[14]古川哲文.日本思想史[M].日本：角川书店，1954：224.
[15]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3.
作者简介：汪超（1989-），男，安徽芜湖人，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法。
关键词：王权；民主；政治；经济；思想
"民主意味着在国家的法律秩序中所代表的那个'意志'等于国民的意志。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的束缚。"[1]愈是专制集权愈是没有民主可言，而愈是集权薄弱的国度，愈是容易催生民主自由之精神。古希腊如此，中世纪西欧如此，近代美国如此，封建日本亦如此。英国最早开辟现代民主政治，日本封建文化与中国专制思想高度契合，以此二者对比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更容易说明集权政治的脆弱与近代民主制度产生的关系。
一、英国、日本封建王权概述
（一）英国封建王权
中世纪初西欧社会普遍建立在封臣封土制度上，国王与封建主之间结成封君封臣关系，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中确定封君与封臣的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封臣对封君的主要义务概括起来为三项，"效忠"、"帮助"、"劝告"；而封君对封臣也要承担"保护"和"维持"的义务。这种与中国西周时期分封制极为类似的政治军事体制在"诺曼征服"以后在英国得到完善和巩固。威廉一世没收全国一半的耕地，并将其中1/6作为王室领地，其余分封贵族。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权力的源泉，国王分封土地即是剥夺自己的王权。那些所谓的效忠契约很快淡漠在贵族权力的膨胀和家族继承体制中。贵族们依照传统组成"议会"监督着国王的各项政令，帮助国王管理国家。一旦觉得国王太离谱，贵族们便联合起来对抗国王，著名的"失地王"约翰被迫签订《大宪章》；1258年的"牛津条例"几乎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力。事实上，在英国乃至西欧中古社会里"国王的真正地位只不过相当封建权贵委员会的名誉主席的地位，而这些权贵们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并在他们自己的公园里像国王那样统治着。"[2]
中世纪后期的英国，王权得到强化，这得益于英法百年战争，它使得英国民族认同感日益加深并最终形成英吉利国家，国王作为国家的代表显然日益受到尊重，过去与他作对的贵族们处于政治利益上的考量纷纷与国王合作起来。但这绝不表示贵族们已完全妥协，他们依然是英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集团。"17世纪，查理一世宫廷中33名高级官员中，有29名是上院伯爵和他们的男性继承人，其余4人中，有两个子爵，一个男爵，一个主教。1540年的枢密院共19人，其中有高级神职人员3人，上院世俗贵族7 名；爵士9名。其余2人虽是平民身份，以后仍会得到爵位或封号。"[3]这种"被压迫"的王权常使人疑惑，以致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军坚持认为国王是他们的代表，反对封建贵族而拥护国王。
（二）日本封建王权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后，不断汲取中华大一统文化，建立集权专制的国家，但两种职业使得日本在漫长的1000年间处于割据和半割据状态。
将军。与其对应的机构就是幕府。我们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来阐述它的诞生。第一、庄园的"不输不入"化。"不输"即"不输租"就是不向国家交租。这种特权原本只有"神田"、"寺田"才有，但贵族庄园主们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设种种口实向政府申请免租。"不入"是指不承认在庄园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到12世纪，"不输不入"制在日本普遍发展起来，庄园几乎排除了来自政府的干预，各自独立封闭的发展起来。第二、天皇政治的危机。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天皇权威，在土地国有制逐渐解体之后也随之摇荡。为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频繁，农民起义也加速了社会变革，贵族们利用动乱的间隙大肆发展实力，扩展领土权力。其表现即是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摄关政治"，"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4]实际上就是把天皇当作傀儡。第三、武士和武士团的产生。武士兴起于9世纪中期，它建立在庄园私有化的基础之上，起初是地方武装性质，目的在于镇压庄内农民，反抗国司（收税官员），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武士团是按照宗族或主从关系结合起来的武士集团。在庄园私有制的支撑下，在天皇政治危机的孔隙中，武士集团迅速成长着。并且很快"贵族们认识到，不止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5]
正是这种背景下，源氏武士集团消灭平氏武士集团掌握国家政权，于1192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始了日本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天皇权力被架空，这同时为日本割据势力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大名。封建时期日本地方长官。它的权力在室町幕府前期（1333-1477）得到迅速加强。幕府"为了对抗皇室、贵族、大寺社等旧势力，为了压制在动乱期间增强了抵抗力量的农民，巩固封建主专政，只有依靠各国守护的力量。"[6]因此，幕府先后赋予守护以辖区内领地纠纷案件的司法处决权；征收属于公家、贵族和寺社庄园一半年供的权力；和在其任国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它赋税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使得领国变为守护的私有财产。当时称这种守护为"守护大名"，称其国为"领国"，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建立标志着天皇、将军之外的另一种独立势力的形成。这股强劲的地方势力在王权衰落、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极富生命力的发展着。因为没有一个绝对强大的诸侯能完全通过军事力量消灭所有军阀建立统一的日本国，所以即便在集权最为强大的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藩国）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7]
这种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幕权的对抗是日本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根源，并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
二、脆弱王权下英国、日本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状况
（一）政治方面
王权脆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看上去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其实不然。一方面单独的割据势力无法吞并所有其他势力，因而不得不均在名义上尊重国王的地位以免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使得国家散而不分，在经济文化上保持自由交流。另一方面割据势力之间暗流涌动，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源动力。在英国这集中表现为议会制度的发展。因为在英国，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作为小封建主的贵族们，既不甘心受到来自国王的剥削又基于当前和长远利益的考量，不能也无力将国王彻底推翻，而国王也同样处于愿望扩大剥削却无力一举消灭所有贵族的窘境中。正是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使得国王与贵族们的对抗总是趋向于保守，谈判和遵守会议是他们最终的共识。英国从带有原始部落会议性质的"贤人会议"发展为"大会议"，骑士和市民加入后改称"国会"，又分上下两院，最终完成现代议会制度。这正是王权乏力下政治势力多元化的结果。 虽然政治习惯迥异，但割据势力同样在日本推动着社会演变。日本大化改新确立"土地国有"制，几经政治动荡，土地私有化已不可遏制，但这极大推动了日本社会发展。此外，在近代日本，正是地方割据的大名们能够作为相对独立政治实体，才为"倒幕运动"的节节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明治维新得以相对顺利。而这，正是近代中国维新者所不具备的。
（二）经济方面
在封建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当然是土地，而有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经济品种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那就是商品经济。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度里，为了便于管理和剥削，统治者们总是更愿意将他的国民捆绑在土地上，最好世世代代忠于他耕种的土地，年复一年的做一个为统治者创收的工具，因为首要的问题是统治的稳定。商业对利益的冲动和对等级制度的厌烦使它与稳定的基调格格不入。而若王权衰弱，诸侯各自为政，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关乎存亡的斗争和博弈，迫使割据的封建主们想尽办法提升实力，财政毋庸置疑是重要的一面，为达此目标，各种方法都可能被选择。这无疑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1194年英国出口羊毛达5万袋，到1300年出口量达28万袋，此外粮食、布匹、铁、锡、煤炭运往弗兰德、佛兰芒和西班牙、地中海的许多口岸。而英国的国内贸易远远超过国际贸易。"[8]在巨额税收的诱惑下，"12-13世纪英国几代国王相继颁发了2500个市场特许状"[9]，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银行业作为商业发展规模的重要象征在14、15世纪日益发达，英国大商人乘机崛起，他们贷款给急需战争经费的各国国王和封建主们。
封建时代日本思想文化以中国为榜样，四民（士农工商）之中商人处于最下一层。但日本的商品经济一直稳步发展着，镰仓时期（1192-1333）市集已从不定期发展到每月3次，室町前期（1333-1477）市集每月开市6次，室町后期（1477-1573）增加至9次，同时"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10]统一后的德川幕府为加强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但数百年来的商业习惯和封建割据的事实存在，商品经济在松散的政治组织下持续发展着，"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11]而中国的商业资本经济在明中期萌芽以后便一直受到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压制，终于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中日近代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的重要经济因素。
（三）思想方面
这要得益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但凡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其民众思想会更富于创造，因为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分散，使得各行业的发展变得相对自由，社会需求逐渐增多，这是民众思想得以成长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在竞争中需要培养文化人才，这样不自觉的便带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而集权的统治下，统治者需要的仅是能够维护统治的特定思想，其余的则列为次要而不被重视，更为反动的将惨遭查禁。英国第一所大学牛津大学正是在市民阶层兴起，城市普遍发展的状况下诞生的。她于1167年立校，并同1209年立校的剑桥大学共同缔造了英国光辉的思想教育史。经济成就的影响可能更加醒目，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着社会观念的变革，自由平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即便在封建时代，"自治城市"的出现也毫无惊奇。早在1129年英国贝弗利首先获得了自治特许状，成为英国第一个自治市，随后，伦敦市民以每年向王室缴纳300英镑代价获得自治特权，得自行选举市长和市政官。"截至1216年已有10多个城市自行选举市长。"[12]在日本最著名的自治城市是界市，由于贸易的快速发展，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由市民选举代表管理市政，行使司法与行政权力，除界之外，平野、博多、桑名也都享有自治权。这种以发达商业为基础的自治城市无疑增强了民众独立自主意识，对消除专制思想有着莫大的作用。商业的发展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创造了财富，财富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支配着几乎所有的政治军事以及思想的变革。日益富足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与其财富十分不相称的等级身份。这在日本得到充分体现，原本处于"四民"最下的商人在德川中期的日本商品经济发展壮大以后就呐喊了，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13]石田梅岩："《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14]正是这些倡导平等反对专制的思想随着商业发展逐渐弥漫，才使得日本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能迅速调整状态并迎头赶上，而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源所在。而在英国乃至西欧，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正是以商品经济和城市的蓬勃发展为物质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15]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思想的解放，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结论
总结以上的论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脆弱的封建王权造成了政治势力的分散与对抗，从而形成了政治势力的多元化趋势，压缩了专制制度生长的空间，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相互提防的大封建主们基于财政的需要放任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推动使得原本束缚在庄园土地上的农民得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人口流动的频繁对专制体制的稳定性基础又提出了挑战；伴随着的是国民思想的逐渐成长，这些力量的互相鼓舞、相互促进最终推动了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15.
[2]龙文.西欧中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势力鼎盛及其成因[J].贵州师大学报，1994，（1）.
[3][8][9][12]阎照祥.英国贵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1，73，74，75.
[4]黑板胜美.新增订补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前篇[M].吉川弘分文馆，1974：232.
[5][6][7][10][11]吴廷璆.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09，157，296，192，402.
[13]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M].日本：岩波书店，1978：41.
[14]古川哲文.日本思想史[M].日本：角川书店，1954：224.
[15]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3.
作者简介：汪超（1989-），男，安徽芜湖人，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