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制定规则来保护我们的互联网和我们的公开——把这作为我们基本的信念，我们作为互联网的用户和公民，当我们看到政府或者企业违反了这些规则并威胁到我们的自由时，我们就可以有据可依地指出来。我并不希望由联合国或者政府制定出一套法规。我希望这些规则能独立于这些权利机构。因为公开的工具就是授予我们监督当权者的。
　　在2009年的“阿斯彭创意节”上，施密特捍卫了“互联网的开放性”。然而，一年之后，“谷歌”与威瑞森通讯公司签署了一份关于互联网开放性的“魔鬼协议”。他们还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建议把互联网分而治之，通信委员会采纳了他们的大部分建议，把互联网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线网络（过去的），将会获得网络中立性的保护；另一部分是无线网络（未来的），获得的网络中立性的保护会相对少一些。这就是公共互联网与所谓的私有互联网之分。
　　但是这里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字节可以通过？由谁来保护互联网的开放性？然后由谁来培育这些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的开放性所带来的机会？企业能成为互联网的保护者吗？当然不能。
　　“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变化将会像中世纪的变化那样引人注目。”詹姆士·杜瓦在1998年兰德公司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印刷术已经被应用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以及科技革命中，所有这些革命都对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地，深刻的变化可能已经在信息时代产生了。”杜瓦认为信息时代将会由意想不到的结果主导。他说，明智的做法不是用规章和抵抗的方法在变化发生之前去阻止这些变化，而是要加快变革的路径并尽快适应这些变化。这一变革将会使人不安，有时会令人感到害怕，并且对社会的等级制度将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企业、政府以及旧的机构在建立之初并不是要把很多信息都公开来运作。当它们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以及不可避免性的时候，使用开放平台的新进入者通常都会在它们前面做出改变。
　　我们是否应该管理并控制互联网使它只能被用于好的方面？兰德公司的杜瓦说，现代早期的欧洲国家曾经试图控制印刷术并抑制它所谓的危险境地，但它们不仅失败了，而且落后于其他周边的国家。“探索一项技术的有利方面比遏制它的不利面更加重要。在这个信息时代，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互联网仍然不应该受到管制。”他写到。
　　我担心管制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就拿欧盟司法专员维维安·雷丁在2011年提出的“关于数据保护”的4项建议来说吧。我对于其中任何一条建议都没有异议。第一条建议是：透明化。公司搜集了用户的数据就应该公开什么时候搜集的以及这些信息要怎么使用。另一条建议听起来很吸引人：“被遗忘的权利。”但是什么样的情况要被遗忘？如果我在博客上发布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或者写了一个关于你的新闻故事——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你，你公开做了一些事情，你要强迫我删除、忘记这个帖子吗？那么我的言论自由呢？还有一条建议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也颇具有吸引力：“把隐私设置为默认。”但那是我们希望社会运作的方式吗——在我们有这么多新的开放途径的情况下要反射性地关闭？完全封闭的交流方式不是有电子邮件吗？雷丁的最后一条建议是，不论一项服务在哪里运行或者数据保存在哪儿，都要求欧盟级别的保护。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那意味着我们将会被世界上不论任何地方的最严格的控制力所管制——高水准的控制。
　　一方面，我反对对互联网实施管制；另一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互联网的中立性，这也是管制的一种形式。我很虚伪吗？在2011年的“西南偏南影视音乐互动大会”上，参议员艾尔·弗兰克表达了他对网络中立性的赞同。他认为网络中立的支持者们并不是在努力地改变互联网而是在阻止企业改变它，阻止互联网比它产生初期变得更加不自由。他说道：“互联网应该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发言权。”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和2011年发表的两篇演说中表达了对互联网自由的捍卫之情。在演说中她赞美了透明化，抨击了对检索的审查。但在同样的演讲中，她也谴责“维基解密”泄露了她机构中的外交电报。“我们要明白，”她说，“这次泄密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攻击——它更是对国际社会的攻击。”泄密事件“打乱了政府的步调”，她宣称。
　　我们不能依赖政府来维护破坏政府结构的工具，我们也不能指望企业违背自身的利益运作。“大型企业？并非这些企业天性邪恶，”弗兰克在“西南偏南影视音乐互动大会”上说：“企业有契约性的责任，它们对它们的股东负有使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的法律义务。”企业通过把其中一些内容放到快车道，把其余的内容归入到交通行列中，从而使得它们的服务优于竞争对手的服务，这样企业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我不是在责怪企业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在责怪我们——互联网的公众——没有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利益，使得互联网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危及了对旧秩序的破坏和我们新的开放型社会的发展。
　　我们需要制定规则来保护我们的互联网和我们的公开——把这作为我们基本的信念，我们作为互联网的用户和公民，当我们看到政府或者企业违反了这些规则并威胁到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据可依地指出来。我并不希望由联合国或者政府制定出一套法规。我希望这些规则能独立于这些权利机构。因为公开的工具就是授予我们监督当权者的。
　　约翰·佩里·巴洛嘲笑政府说：“政府不懂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我们不成文的准则，与政府强加给我们的任何准则相比，这些准则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有序……我们正在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契约。”他说得对。在善意的用户当中，我们看到了一股集体努力的力量致力于在数字世界中创建社会秩序、礼仪和公正。一个崭新的良好的社会正在形成。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大致轮廓。欧盟委员会消费者事务专员梅格莱娜·库内娃使用经济术语来表达：“个人信息是互联网世界新的石油，也是数字世界新的流通货币。”
　　每当技术专家看到障碍物，他们就会寻找障碍物周围的其他道路以便绕过它们。软件开发人员兼作家的吉娜·特拉帕尼说他们从限制中开辟出了道路。他们有时藐视法律，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注定是要落后于技术的。但是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计算机编码即是法律。”他说道。当“脸谱”网站的编码默认设置了哪些信息属于隐私哪些应该公开的时候，它就设定了章程，这些章程会约束它的用户和社群的行为。当其发现它的法律与社会规范和社群的期望冲突的时候，它们中必须有一个得做出改变。
　　我很希望进入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至少，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制定一部针对网络空间的宪法。但是要决定谁有权利为互联网协商并且为一套法律做出妥协，这将是有局限性的，也是危险的。要产生一个新的集中的权力结构来执行那套网络空间的宪法很容易。非集权化成就了互联网。正如杜瓦所警告的，在我们了解互联网是什么以及它能够完成什么之前，我们不应该太快地使互联网形成结构体系。
　　2009年，一组学者发布了一套包括言论自由的规则，规则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匿名的权利。进步通讯协会从2001年开始发布了一套宪章，详细地列出了权利的细则。它里面有许多待议事项，委员会倾向于把所有的事项都加入到宪章中。互联网的权利与原则联盟起草了一份初始版本的权利法案，涵盖的范围同样广泛。之后，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共同协作把这份法案浓缩成了10个关键的权利：普遍性与平等；权利与社会的公平性；可得性；表达与联系；隐私与数据保护（包括使用数据加密的权利）；生命，自由，安全；差异性；网络平等性；标准与调控；管理。巴西互联网督导委员会发布了一套更加简明的针对管理和互联网的使用的规则。
　　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探讨。我们首先要开始理解我们所分享的针对互联网和我们的公众社会所制定的规则。我对于我们将使用单一的某一套规则持怀疑态度。但是我确信，我们必须围绕这些规则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些真理就会不证自明。我们将开始审视什么对我们而言很重要，以及我们必须保护什么。我们将会发表不同的观点，说明强调的重点以及需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有一些权力机构试图控制我们的网络并削弱我们的共享、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原则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是时候利用互联网来拯救互联网了。”艾尔·弗兰克在西南偏南影视音乐互动大会上对企业家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