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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半个世纪的保守落后之后，一切障碍都已被消除，俄罗斯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一场无知的性革命。
极受欢迎的“热带天堂”
一场别开生面的性教育课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的一座灰色大楼里。沿着楼梯下去，穿过一条堆满破烂的狭窄走廊，就到了“热带天堂”俱乐部。俱乐部的女老板犹丽娅·瓦拉身披一张金色网眼披肩，年龄约莫在四十岁左右。这个俱乐部十分隐蔽，对客人来说无疑是绝佳的地点。据犹丽娅介绍，生意最好的时候这里一天要接待30余对客人。
在昏暗的房间里，伴随着印度风情的音乐，已经有三对客人在沙发上等待着。电视里播放着色情电影，墙上挂着犹丽娅的精神疗法医师证明。犹丽娅解释说，她采用的是维也纳性科学家卡尔·施蒂夫特发明的临床肌肉练习疗法，来训练女性的骨盆肌肉以增强其对性的敏感度。“可笑的是，许多女性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潮。”除了一个固定的伴侣之外，犹丽娅还有五个情人。对她来说，性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
26岁的时装店店员娜塔沙和27岁的安全局官员塞格是其中的一对，他们笨拙的动作让犹丽娅十分看不顺眼，她站在桌子上对他们不断比划示意。每节教育课的课时是45分钟，申请加入“热带天堂”俱乐部需要支付1000美元／年的费用。
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家比萨店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家类似的名为“约翰爸爸”的迪厅，人们只需支付200卢布(折合6欧元)即可入内。与“热带天堂”不同的是，这里以各种惊险刺激的色情游戏而闻名，游戏获胜者最高可以得到700美元的奖励。
按摩女是夜间消遣对象
早在1988年的时候，前苏联人还在电视上抱怨说“我们过着无性的生活”。性生活只是壮大工人阶级力量的方式之一；荧幕上的英雄们最多只在心爱的姑娘额上留下一记羞涩的吻；裸体照片是“伤风败俗”，小贩们沿着市郊铁路偷偷地兜售由前苏联士兵从原民主德国走私进来的印有各种比基尼女郎的小卡片；安全套更是少之又少，其材料竟是用于制造清洁工手套的橡胶；色情场所和性用品商店是“堕落的西方”的代表……“我们的社会太落后了”，俄罗斯著名的性科学家伊果·康慨叹道：“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迎头赶上。”
而今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性已经泛滥成灾。欧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女人的鞋跟是最高的、裙子是最短的、内衣是最透明的。酒吧里半裸的舞女和饭店里的按摩女郎成为夜间最好的消遣对象。
51岁的科斯尤申科在朋友的劝说下，于去年开设了一家色情旅店。他坚信与性相关的产业必定能够赢利，因为俄罗斯的性解放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进行着。旅店里有12个配备着秋千、囚笼、锁链、拷问台、产科病床等器具的房间，根据房间大小和顾客需求的不同，收取的费用在每小时30～80欧元。科斯尤申科还定期与荷兰的同行们交流经验分享心得。“俄罗斯人似乎更喜欢使用鞭子”，他总结道，“每个月的客人数量都在增加，不仅有施虐受虐狂，也有很多正常的情侣以及同性恋者等。”
尽管政府对性用品商店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不得出售黄色光碟，商店不得开在距离政府机构300米远、距离公墓500米远的范围之内等等，但是莫斯科的性用品商店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其数量在一年内翻了将近两倍。
欣欣向荣的还有色情电影业。据制片人扬尼斯科介绍，销路最好的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大街上拍摄的电影。“有一次我们将拍摄地点选在了冬宫，由于给了警察不少贿赂，他们甚至还为我们当起了治安巡逻，为我们驱散那些看热闹的家伙。”
繁荣的性产业为警察和当局带来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每天都有5000余名女性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和酒店里卖淫，还有不少人在网络上或者夜总会里伺机而动。平均每年警察都要拘留7万名妓女，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在缴纳100卢布的罚款之后便可重操旧业。据称莫斯科大约有30个有组织的卖淫团伙，每年能创造1．5亿美元的收入。
对年轻人性教育的匮乏
20岁的伊拉身材匀称，有一头长长的深褐色头发。她曾经结过三次婚，第一任丈夫被枪击而死，第二任丈夫死于交通意外，最后一任死于心肌梗塞。“我身无分文，别无选择”，她经由朋友介绍开始皮肉生涯，如今她开着奔驰CLK，而且“没哪个职业能像我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收入”。
身在这一行，伊拉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加入这一行的年轻女孩子越来越多”。不过“俄罗斯的男人非常敏感，年龄稍长的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更加体贴”。在俄罗斯，光顾高级的色情服务场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人们乐于在朋友圈子里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企业员工集体出游的地点经常选择在色情服务场所；暑假被称为“邪恶的假期”，因为这个时候妻子和孩子通常都待在夏季别墅里，色情服务业更加有了可趁之机；俄罗斯许多年轻人都认为由妓女带来第一次性体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伊拉只是笑着说：“这就是性启蒙教育匮乏的情况下人们所做出的选择。”
性用品商店也为性启蒙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普拉尼克娃是一家性用品商店的售货员，她经常为那些未成年的顾客提供帮助：“虽然我知道18岁以下的人是不允许进入这种商店的，但是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于是我就对他们说：‘尽管在这里参观吧，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大胆地问我。’这样总比让他们去大街上接受启蒙要好得多。”
“这些人都疯了”，妇科医生克罗蒂说，“人们对性毫无节制，整个俄罗斯正在上演一场无知的性革命。”目前俄罗斯人感染性病的几率是西欧人的100倍之多，据专家预计，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数量已经将近150万。克罗蒂目前担任圣彼得堡青少年医院的院长，他认为学校有义务给孩子们提供必要的性启蒙教育。“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尝试着将性启蒙教育引入学校，但是家长和老师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启蒙教育会使青少年堕落，教授性知识的老师也遭到他们的辱骂。”
18岁的玛莎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给3岁的女儿打电话：“妈妈就快回家了。”她14岁那年怀孕，母亲逼着她去医院流产，她却执意要生下孩子。今天她是来做第二胎的流产手术的。玛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因为“避孕药会使人发胖，而男人又不喜欢使用安全套”。躺在同一个病房里的几个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羡慕玛莎有个可爱的小女儿。17岁的伊琳娜今天是第二次做堕胎手术了；16岁的安娅甚至都已经替宝宝想好了名字，但是她的男友坚决不肯要这个孩子。
这家医院平均每天要做十起堕胎手术，有些女孩子都快成为这里的常客了。俄罗斯平均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发生两起堕胎。“我们就像在流水线上 工作一样”，克罗蒂无奈地摇着头。
婚姻只是一种生意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青少年都过着无节制的性生活。通常的双重道德标准(正经外表掩盖的放荡)在俄罗斯正好被颠倒了：隐藏在放荡表象之下的正派社会对青少年有着明确的角色定位，要求他们遵从一套保守的价值体系。当然这套价值体系首先针对的就是女性，要求她们顺从并隶属于男人。在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丝毫女权运动的痕迹，对绝大多数少女来说，结婚是她们唯一的归宿。“25岁之前必须拥有一个家庭”，许多中学毕业生都怀有这种想法，“否则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不过是没有丝毫乐趣可言的履行职责。在超级大国俄罗斯，个人所能拥有的空间微乎其微。大多数新婚夫妇直到婚礼当天才能搬进独立的居室，在蜜月期就开始为选看电视节目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无休止的争吵。1953年戈尔巴乔夫迎娶他的丽莎时，他还住在学生宿舍里。他不得不努力劝服他的七位室友，让他和新婚妻子在卧室里单独待上一个新婚之夜。
66岁的埃尔维拉至今仍和她36岁的儿子克罗霍洛夫共住在一间2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每当他女朋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去洗衣服吧。’于是我只能躲进浴室，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埃尔维拉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似乎对儿子在房间墙壁上贴的各式各样的海报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浴室和厨房是三家人公用的，于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邻居们总是使劲的敲着浴室的门，催我快点儿出去。”
在圣彼得堡大约有90万人居住在类似的住宅里，再好的脾气也被诸如等公用电话、排队上厕所、等洗衣做饭的琐事磨得暴躁起来。克罗霍洛夫曾经结过一次婚，前妻坦娅最终因无法忍受从争吵到做爱都有人旁听的生活而离开了他。由于贫困、居住空间拥挤不堪、不到20岁就开始养儿育女、通奸等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俄罗斯的婚姻有2／3以失败告终。此外，俄罗斯的女性通常得全力承担抚养孩子和操持家务的重担：俄罗斯的男人会风度翩翩的为女士穿上外套，但是他们绝不会帮女人做家务。
“我的女伴们没有一个婚姻幸福的”，37岁的拉德莲娜和15岁大的女儿一起住在圣彼得堡。她独自抚养和教育孩子，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前夫从未给过她们母女赡养费。这位女房地产经纪人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评价俄罗斯男人：“他们要么没有能力养家糊口，要么就是傲慢的将女人当作狗。”
“丈夫可以对妻子做任何事情，婚姻中的女性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漂亮的瓦伦丽娜是俄罗斯著名的流行歌手。在过去的十年里，她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没有医生愿意为她开具伤势证明，警察也对这种虐待置之不理。“有句俗话说：‘他打你是因为他爱你。’而人们居然对此深信不疑。”最终她离开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家，并决定向法庭起诉丈夫。尽管法庭并没有对她丈夫的虐待行为进行制裁，但是瓦伦丽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反击：她演唱了一首有关离婚的歌曲，成为电台的热播曲目。经历过失败婚姻的她现在几乎成了一名爱情专家：“过去大家都穷的时候，双方还会注重彼此的性格。而今大多数的婚姻只是一种生意关系，实用主义战胜了爱情。”
编译自俄罗斯《大社会》2005年6月号
极受欢迎的“热带天堂”
一场别开生面的性教育课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的一座灰色大楼里。沿着楼梯下去，穿过一条堆满破烂的狭窄走廊，就到了“热带天堂”俱乐部。俱乐部的女老板犹丽娅·瓦拉身披一张金色网眼披肩，年龄约莫在四十岁左右。这个俱乐部十分隐蔽，对客人来说无疑是绝佳的地点。据犹丽娅介绍，生意最好的时候这里一天要接待30余对客人。
在昏暗的房间里，伴随着印度风情的音乐，已经有三对客人在沙发上等待着。电视里播放着色情电影，墙上挂着犹丽娅的精神疗法医师证明。犹丽娅解释说，她采用的是维也纳性科学家卡尔·施蒂夫特发明的临床肌肉练习疗法，来训练女性的骨盆肌肉以增强其对性的敏感度。“可笑的是，许多女性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潮。”除了一个固定的伴侣之外，犹丽娅还有五个情人。对她来说，性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
26岁的时装店店员娜塔沙和27岁的安全局官员塞格是其中的一对，他们笨拙的动作让犹丽娅十分看不顺眼，她站在桌子上对他们不断比划示意。每节教育课的课时是45分钟，申请加入“热带天堂”俱乐部需要支付1000美元／年的费用。
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家比萨店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家类似的名为“约翰爸爸”的迪厅，人们只需支付200卢布(折合6欧元)即可入内。与“热带天堂”不同的是，这里以各种惊险刺激的色情游戏而闻名，游戏获胜者最高可以得到700美元的奖励。
按摩女是夜间消遣对象
早在1988年的时候，前苏联人还在电视上抱怨说“我们过着无性的生活”。性生活只是壮大工人阶级力量的方式之一；荧幕上的英雄们最多只在心爱的姑娘额上留下一记羞涩的吻；裸体照片是“伤风败俗”，小贩们沿着市郊铁路偷偷地兜售由前苏联士兵从原民主德国走私进来的印有各种比基尼女郎的小卡片；安全套更是少之又少，其材料竟是用于制造清洁工手套的橡胶；色情场所和性用品商店是“堕落的西方”的代表……“我们的社会太落后了”，俄罗斯著名的性科学家伊果·康慨叹道：“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迎头赶上。”
而今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性已经泛滥成灾。欧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女人的鞋跟是最高的、裙子是最短的、内衣是最透明的。酒吧里半裸的舞女和饭店里的按摩女郎成为夜间最好的消遣对象。
51岁的科斯尤申科在朋友的劝说下，于去年开设了一家色情旅店。他坚信与性相关的产业必定能够赢利，因为俄罗斯的性解放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进行着。旅店里有12个配备着秋千、囚笼、锁链、拷问台、产科病床等器具的房间，根据房间大小和顾客需求的不同，收取的费用在每小时30～80欧元。科斯尤申科还定期与荷兰的同行们交流经验分享心得。“俄罗斯人似乎更喜欢使用鞭子”，他总结道，“每个月的客人数量都在增加，不仅有施虐受虐狂，也有很多正常的情侣以及同性恋者等。”
尽管政府对性用品商店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不得出售黄色光碟，商店不得开在距离政府机构300米远、距离公墓500米远的范围之内等等，但是莫斯科的性用品商店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其数量在一年内翻了将近两倍。
欣欣向荣的还有色情电影业。据制片人扬尼斯科介绍，销路最好的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大街上拍摄的电影。“有一次我们将拍摄地点选在了冬宫，由于给了警察不少贿赂，他们甚至还为我们当起了治安巡逻，为我们驱散那些看热闹的家伙。”
繁荣的性产业为警察和当局带来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每天都有5000余名女性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和酒店里卖淫，还有不少人在网络上或者夜总会里伺机而动。平均每年警察都要拘留7万名妓女，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在缴纳100卢布的罚款之后便可重操旧业。据称莫斯科大约有30个有组织的卖淫团伙，每年能创造1．5亿美元的收入。
对年轻人性教育的匮乏
20岁的伊拉身材匀称，有一头长长的深褐色头发。她曾经结过三次婚，第一任丈夫被枪击而死，第二任丈夫死于交通意外，最后一任死于心肌梗塞。“我身无分文，别无选择”，她经由朋友介绍开始皮肉生涯，如今她开着奔驰CLK，而且“没哪个职业能像我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收入”。
身在这一行，伊拉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加入这一行的年轻女孩子越来越多”。不过“俄罗斯的男人非常敏感，年龄稍长的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更加体贴”。在俄罗斯，光顾高级的色情服务场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人们乐于在朋友圈子里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企业员工集体出游的地点经常选择在色情服务场所；暑假被称为“邪恶的假期”，因为这个时候妻子和孩子通常都待在夏季别墅里，色情服务业更加有了可趁之机；俄罗斯许多年轻人都认为由妓女带来第一次性体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伊拉只是笑着说：“这就是性启蒙教育匮乏的情况下人们所做出的选择。”
性用品商店也为性启蒙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普拉尼克娃是一家性用品商店的售货员，她经常为那些未成年的顾客提供帮助：“虽然我知道18岁以下的人是不允许进入这种商店的，但是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于是我就对他们说：‘尽管在这里参观吧，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大胆地问我。’这样总比让他们去大街上接受启蒙要好得多。”
“这些人都疯了”，妇科医生克罗蒂说，“人们对性毫无节制，整个俄罗斯正在上演一场无知的性革命。”目前俄罗斯人感染性病的几率是西欧人的100倍之多，据专家预计，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数量已经将近150万。克罗蒂目前担任圣彼得堡青少年医院的院长，他认为学校有义务给孩子们提供必要的性启蒙教育。“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尝试着将性启蒙教育引入学校，但是家长和老师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启蒙教育会使青少年堕落，教授性知识的老师也遭到他们的辱骂。”
18岁的玛莎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给3岁的女儿打电话：“妈妈就快回家了。”她14岁那年怀孕，母亲逼着她去医院流产，她却执意要生下孩子。今天她是来做第二胎的流产手术的。玛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因为“避孕药会使人发胖，而男人又不喜欢使用安全套”。躺在同一个病房里的几个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羡慕玛莎有个可爱的小女儿。17岁的伊琳娜今天是第二次做堕胎手术了；16岁的安娅甚至都已经替宝宝想好了名字，但是她的男友坚决不肯要这个孩子。
这家医院平均每天要做十起堕胎手术，有些女孩子都快成为这里的常客了。俄罗斯平均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发生两起堕胎。“我们就像在流水线上 工作一样”，克罗蒂无奈地摇着头。
婚姻只是一种生意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青少年都过着无节制的性生活。通常的双重道德标准(正经外表掩盖的放荡)在俄罗斯正好被颠倒了：隐藏在放荡表象之下的正派社会对青少年有着明确的角色定位，要求他们遵从一套保守的价值体系。当然这套价值体系首先针对的就是女性，要求她们顺从并隶属于男人。在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丝毫女权运动的痕迹，对绝大多数少女来说，结婚是她们唯一的归宿。“25岁之前必须拥有一个家庭”，许多中学毕业生都怀有这种想法，“否则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不过是没有丝毫乐趣可言的履行职责。在超级大国俄罗斯，个人所能拥有的空间微乎其微。大多数新婚夫妇直到婚礼当天才能搬进独立的居室，在蜜月期就开始为选看电视节目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无休止的争吵。1953年戈尔巴乔夫迎娶他的丽莎时，他还住在学生宿舍里。他不得不努力劝服他的七位室友，让他和新婚妻子在卧室里单独待上一个新婚之夜。
66岁的埃尔维拉至今仍和她36岁的儿子克罗霍洛夫共住在一间2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每当他女朋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去洗衣服吧。’于是我只能躲进浴室，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埃尔维拉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似乎对儿子在房间墙壁上贴的各式各样的海报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浴室和厨房是三家人公用的，于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邻居们总是使劲的敲着浴室的门，催我快点儿出去。”
在圣彼得堡大约有90万人居住在类似的住宅里，再好的脾气也被诸如等公用电话、排队上厕所、等洗衣做饭的琐事磨得暴躁起来。克罗霍洛夫曾经结过一次婚，前妻坦娅最终因无法忍受从争吵到做爱都有人旁听的生活而离开了他。由于贫困、居住空间拥挤不堪、不到20岁就开始养儿育女、通奸等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俄罗斯的婚姻有2／3以失败告终。此外，俄罗斯的女性通常得全力承担抚养孩子和操持家务的重担：俄罗斯的男人会风度翩翩的为女士穿上外套，但是他们绝不会帮女人做家务。
“我的女伴们没有一个婚姻幸福的”，37岁的拉德莲娜和15岁大的女儿一起住在圣彼得堡。她独自抚养和教育孩子，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前夫从未给过她们母女赡养费。这位女房地产经纪人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评价俄罗斯男人：“他们要么没有能力养家糊口，要么就是傲慢的将女人当作狗。”
“丈夫可以对妻子做任何事情，婚姻中的女性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漂亮的瓦伦丽娜是俄罗斯著名的流行歌手。在过去的十年里，她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没有医生愿意为她开具伤势证明，警察也对这种虐待置之不理。“有句俗话说：‘他打你是因为他爱你。’而人们居然对此深信不疑。”最终她离开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家，并决定向法庭起诉丈夫。尽管法庭并没有对她丈夫的虐待行为进行制裁，但是瓦伦丽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反击：她演唱了一首有关离婚的歌曲，成为电台的热播曲目。经历过失败婚姻的她现在几乎成了一名爱情专家：“过去大家都穷的时候，双方还会注重彼此的性格。而今大多数的婚姻只是一种生意关系，实用主义战胜了爱情。”
编译自俄罗斯《大社会》200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