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爆炸或者客机被击落，官称非常规突发事件，老百姓叫天灾人祸，当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出现或严重性超出以往，事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便会通过大众媒介抵达不可期的范围和深度。
　　接触到此类事件的信息，意味着死亡凸显，即生的渴望和死的必然又一次的坦呈于前。死亡凸显所带来的情绪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死亡的必然性带来的恐惧，二是由死亡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那些偶然、突发、非常规的死亡事件，使得个体对死亡的性质有了具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加深了我们的恐惧和焦虑。
　　恐惧管理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交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它对人们怎么管理自己的死亡恐惧感兴趣。死亡恐惧无所不在，伴随我们日常的一生，平时潜抑着，当死亡凸显时，它就出来搔抓一下子。生活中的好多现象都和死亡恐惧有关：孩子怕黑、怕虫子，怕某一个看起来不值得怕的东西，可能是在刚开始练习恐惧管理的这段时间里受到过多的批评导致的，而中年危机，则是在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化后新一轮的死亡恐惧的爆发。
　　在人生的极早期，我们靠父母的安慰和保护抵挡这种恐惧，当我们发现父母靠不住，就转而寻求比父母更强有力的事物，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文化。文化承诺给人一种珍贵的礼物——永恒。埃及人造金字塔，中国人希望故宫里没有星巴克，一个人的文化世界观越纯净、越坚持，这份礼物越贵重。人们写故事、拍电影，在大地上留下建筑作品，或者笃信宗教，甚至为自己的信仰去攻击外群体的人们，都是在想办法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的重要原因，多和死亡恐惧有关。一旦人们相信自己所遵守的价值标准是他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自尊就发生了，而高自尊能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当死亡凸显时，我们会启动两套心理缓冲机制：近端的和远端的。近端的用来处理意识中的死亡恐惧，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怕死，这时候人们怎么做？可能会积极锻炼身体、节制饮食、控烟、养生，也或者会夸大自己的健康和坚强，以此来证明意外或疾病摧毁不了自己。远端的用来处理潜意识的或意识边缘的死亡恐惧，这意味着，在几乎没觉察自己有死亡恐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为此买单，常常表现为个体对自尊的追求和对文化世界观的信仰。另外，还有一些通俗的抵御死亡恐惧的方法，如有实证研究表明，死亡凸显时，人们观看婴儿图片的时间更长，并且表示对婴儿图片更加偏爱，可见繁衍生命可以缓冲死亡带来的恐惧。另有一些研究发现，“怀旧”也可以缓冲死亡恐惧。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因为怕死而不断创造出生活的内容。
　　但如果死亡恐惧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些积极的东西，那就不会有人为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期待死亡凸显下所引发的悲伤、愤怒和恐惧最终会裹挟我们走向崩溃或服从，从而获得他自身需要的控制感，缓冲他自身的死亡恐惧。当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整合的力度差、相对不坚决的时候，人们在死亡凸显情境下管理恐惧的办法就是有缺陷的，这时候自我的和社会的心理关怀变得尤为重要。
　　作为个人，亲密关系永远是死亡凸显时可以最先抓住的缓冲办法。在电视上看了相关的新闻后不要试图一个人消化，而是去和同样有潜意识焦虑的人一起聊聊，三言两语就能接受到安慰，安慰是缓冲的第一步。“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加强亲朋好友间的联络，在自己的安全领地里巡视一番，确认一切如常，也是个好办法。尽量和爱你的人待在一起，如果你的依恋关系建立得不好，或许也可以去检视你在年月中累积的个人成就，呼吸你的自尊。
　　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各类媒介对信息的放大和扩散，但这也并非毫无边际，大众媒介和政府在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缓冲上，显然比个人负有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对于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和处理。如果媒介不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而过多地渲染悲伤、愤怒和不确定感，或给受害人及家属造成二次伤害，而是主要传递支持、帮助的积极信息，就可能保护媒介受众对于整个世界安全、善意的基本假设不至破碎，使得人们在死亡凸显前拥有保持弹性的余地。政府需要在快速的行为反应中重新获得掌控，并及时将这种掌控感传递出去。同时，在大众媒介的平台上，非常谨慎的处理相关信息的吞吐。释放的信息质量可以满足公众需求，又给予恰到好处的数量，不连篇累牍，也不会放在新闻的最后一条。通过媒介，政府不仅要让大众看到它是如何支持修复以及与恐怖分子对话的，在一些死亡凸显的重大时刻，政府甚至与大众建立一种近似依恋的关系。这不该是理想，而是职责。★
　　曹红蓓
　　（林紫心理机构北京中心副主任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