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几乎遗忘了明恩溥。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通州写作。明恩溥在华生活五十四年，特别熟悉下层农民的生活，对中国也较有感情，是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台湾著名教会历史学家魏外扬先生曾于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表《明恩溥——促成留美风气的宣教士》一文，盛赞明恩溥为建立“清华学堂”（亦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所做的重要贡献。就是这样一位被誉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于1899年以英文出版《中国人的气质》，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他所了解的中国人。此书影响甚大，以至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毕后在写给明恩溥的一封信中说：“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
事实上，明氏关于中国的论著远不止《中国人的气质》一本，尚有《我国在中国的传教史》（1883）、《汉语谚语熟语集》（1888）、《中国乡村生活》（1899）、《动乱中的中国》（1901）、《基督之王：对中国概括性的研究》（1903）、《中国之振拔》（1906）、《今日的中国与美国》（1907）、《到中国去的年轻传教士手册》（1918）等。仅就《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汉译本目前就已多达七种之多，这无疑又是一本西方人旁观中国的经典之作，不可不读。
明恩溥开篇即向读者介绍“体面、节俭、力行”这一中国人精神气质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每个人都有“面”，但中国人却对“面”有着较之西方人独特的理解。“然支那人所谓面（Face）者，体面也，不但谓其头之前面而已也，其意味颇广，不说明之读者不知也，故特设此一章”。旅居中国多年的明恩溥已经体察“面”这一看似简单的语汇在中国人字典里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已远远超出一般生理学范畴而具有适用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普遍社会意义。一个中国人的终生奋斗往往就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有面子，一旦因某事而失去体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也都将为挽回面子而使尽其浑身解数，甚至于有人为了保全面子而不惜以性命相抵。这种对面子的看重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历千年而不衰，已化为中国人民族性格之一端。但究竟什么是面子？明恩溥认为面子颇似于欧洲近代政治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孜孜以求的国势均衡，其不以公平为目的，而主以各方势力相当为要务。
中国人也极为节俭。“节俭云者，即整理家政之义，即整理出入钱财之谓也”。比如饮食，对中国人来说，食物只要能养人就行，无所谓营养均衡。“其多数之人民，只以种种米稷与蚕豆、野菜、鱼类等数种之食品，以养其生命”。为了做到尽可能节俭，中国人烹调时讲究用量要少，一切可以利用的都应使之物尽其用而绝不浪费。就以肉食来说，不论马驴骡牛，即便患病而死，只要能咽就都能作为盘中美餐。为了节省纸张，商人账簿用完之后将会被用来糊窗。为了省油，中国人宁愿凿孔置灯。甚至于为了节省洗涤材料，中国人可以不洗浴。明恩溥看到了一群极为节省的中国人，虽然生活于普遍贫困之中，但此种节俭的精神，“则我人实不得不称颂之”。
节俭往往与勤勉孪生共胎。孔子曾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也成为中国人此后奉守不变的“圣经”。最能体现此者莫过于历朝历代都有的读书人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以求取功名的动人故事，晋之车胤囊萤读书、隋之李密牛角挂书即是典例。因此，祖孙同赴科场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却是再正常不过。除了读书人，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亦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夫农夫之粒粒皆辛苦，此地球到处皆然者也。然如支那农夫之勤勉，则诚无此类”，“支那司账者之事业，实无限制，彼极少休暇，其业务之繁忙，只可云时时得吐息之间已”。不止是士农工商，中国的皇帝虽位极九五之尊，但他按照制度也需在早晨五点开始上朝，最为著名的雍正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勤勉的“公务员”。就全国来说，“如广东之铜匠，福州之锡箔匠，宁波之木板师，上海之赁舂，北部之清棉者、蹈磨者，皆从鸡鸣而至夜半，孜孜从事于职业，其声闻于四邻”。
虽然勤勉，但中国人却极不重视时间的精度，含糊胜过精确。在中国人眼中，时间显得很富余。但在明恩溥看来，“时刻者，金钱（Time is money）”。中国人普遍没有时间观念，计时是否精确也无甚紧要，一般人只以太阳之高下大概估摸时间而已。因此，中国人说话时无味之话甚多，餐会宴饮之长则更无限制，西方人对此也痛感厌倦。“苟在主人供食之时，则虽如何冗长而不能辞去，是实不堪厌倦者也，且不得不在坐谈话以迁时”。为何中西方对时间会有如此不同的对待？明恩溥认为中国人乃生活于“前世界之人”，而西方人系“后世界之人类”。换言之，近代西方世界已从中世纪的暮鼓晨钟中走出，时间已不仅仅用作报时，同时也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相联系。有限时间内勤奋劳作以获取最大利润已成为宗教改革后普通新教徒获取上帝神恩的最佳方式，这种思想观念的转换也成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直接思想来源。明恩溥进一步将范围扩展至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中国人不仅对待时间毫无敬畏，其它领域也无精确之概念，度量衡、货币、测量乃至于地名都莫不如此，即使是印刷出版的书籍中也是错漏甚多，令人不忍卒读。明氏甚至告诫读者——中国人的史书和统计数字最不足信！
明恩溥直言不讳批评近代中国人所受教育的狭碍，“其所及之范围甚狭，其于人既不普及，其于学又不完全”，中国人也就容易犯“智力浑浊之病”。此外，他也指出中国教育照本宣科、脱离实际情况，且国民受教育的条件和程度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富裕之人和贫穷细民所享受的教育几可天壤之别。正因如此，西方人在与普通中国人交谈时总感双方无法顺畅交流，这除了有思维方式的差异外，也确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有关。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就痛陈国人患有“贫、愚、弱、私”四大病，胡适先生也在《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章中以“五鬼闹中华”（指贫穷、疾病、愚昧、腐败和扰乱）来形象比喻，两位先哲都谈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愚昧，这显然和教育不足极其相关，而他们的一生也都选定教育救国之路，坚信教育可以增进国民素质、革除陋习，培育梁任公所寄予厚望的“新民”。环顾世界历史，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无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不仅斥巨资兴办教育，且懂得遵循教育规律，允许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德国的复兴之路一定程度上就可名为在“国兴科教”基础上的“科教兴国”。身处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困难，但不管如何，应继续重视和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更重要的是，应让那些懂教育、爱教育的教育家来办学。 明恩溥此下一连举出近代中国人性情中的四点缺憾。
其一谓之轻蔑外人。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从语言、服饰到风俗无不让人感到奇怪，这多少和前文所说的教育不足及长期以来中国人思维中的华夏中心意识有关。不用说古代，即便时至晚清，已经在战争中多次战败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时仍然视对方为蛮夷，仅认为西方人的机器优于中国，也只有像郭嵩焘这样深入西方社会有着自己切身体会和观察的少数人士才具备极为难得的国际视野，但郭氏本人出使英国在其故乡湖南则被乡民和一般士绅辱为“汉奸”和“洋鬼”，也可见当时中国的整体风气仍然十分保守和固化。但话说回来，虽然是被动和不情愿，但1840年后的中国毕竟已被拖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西强我弱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再高傲的头颅也得认清自己的落后，部分中国人开始一面蔑视外人，而另一面则又谄媚外人，在对待西方人态度上的分裂进而发展为人格的分裂。百年来，中国人不断上演着崇古和媚外交替循环的悲剧，始终未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之林中的恰当定位。其二乃公共心之缺乏。虽然《诗经》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美好描绘，但晚清中国已不复此等公共精神。明恩溥认为中国政府“怠于公务”，民众则“乏于公共心”。明朝东林士人关心国事和天下事的情怀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不问政府如何处理公共之财，苟非直接于其各自之身上之关系而有损失，则视之如观对岸之火，聊无痛痒之感”的犬儒式自保。最下者不仅对公共事务高高挂起，还利用各种机会攫取公共财物视为己有，这已彻底沦为韩非子所说的“五蠹”。实观整部中国近代史，有太多太多的“窃国者”，小到公私财物，大到国家民族，无不成为他们可以交换的利益工具，这实属我中华之不幸！
其三为同情之欠乏。当一个人缺乏对于公共事物的热心时，又怎能指望他能具备对弱势群体和不幸者的同情？明恩溥认为儒家虽强调仁爱，但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却极度缺乏同情心。“摈斥身体之不全者”，“对于精神上之不具者，亦毫不惮举其欠点”，“故妇若不生子，则非难之声不断”。对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未能诞下男婴之产妇的鄙视至今犹存！明恩溥书中特别指出妇女和贫民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夫妇女者，为其社会全体所轻蔑，而至贫民，则又甚”。刑罚之严苛同样表明了中国人缺乏同情乃至基本人道，这也是西方人为何执意要求治外法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公共心和同情心，原子式生存状态下的个人唯有对它人处处设防以保全自己。生活于此等人际环境，相互之猜疑势所必至，这也是明恩溥所举中国人缺点中的第四个方面。中国古代建筑就很好体现了这种相互之猜疑的微妙心理。城墙所代表的是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故筑此高墙以使城乡隔离；农舍房屋之院墙则出于互相防卫之意；即使伟大如万里长城某种程度上不也是民族整体防范心理的产物？互相疑忌不仅有碍沟通与交流，更会延误创新，“猜疑心者，与保守主义相扶持，而妨其采用新事物者也”。
作为中华书局2006年版《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之一种，《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与其它版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以1903年上海作新社译本《支那人的气质》为底本而未请人重新翻译。当时甚为流行的文白夹杂体和译文中极具时代特色的用语（最为显著的如“支那”一词），辅以著名学者黄兴涛先生对文中若干语词所做的精准校注，今日读来真有时光倒流之感，这也更能体现该书的经典意味。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通州写作。明恩溥在华生活五十四年，特别熟悉下层农民的生活，对中国也较有感情，是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台湾著名教会历史学家魏外扬先生曾于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表《明恩溥——促成留美风气的宣教士》一文，盛赞明恩溥为建立“清华学堂”（亦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所做的重要贡献。就是这样一位被誉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于1899年以英文出版《中国人的气质》，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他所了解的中国人。此书影响甚大，以至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毕后在写给明恩溥的一封信中说：“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
事实上，明氏关于中国的论著远不止《中国人的气质》一本，尚有《我国在中国的传教史》（1883）、《汉语谚语熟语集》（1888）、《中国乡村生活》（1899）、《动乱中的中国》（1901）、《基督之王：对中国概括性的研究》（1903）、《中国之振拔》（1906）、《今日的中国与美国》（1907）、《到中国去的年轻传教士手册》（1918）等。仅就《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汉译本目前就已多达七种之多，这无疑又是一本西方人旁观中国的经典之作，不可不读。
明恩溥开篇即向读者介绍“体面、节俭、力行”这一中国人精神气质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每个人都有“面”，但中国人却对“面”有着较之西方人独特的理解。“然支那人所谓面（Face）者，体面也，不但谓其头之前面而已也，其意味颇广，不说明之读者不知也，故特设此一章”。旅居中国多年的明恩溥已经体察“面”这一看似简单的语汇在中国人字典里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已远远超出一般生理学范畴而具有适用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普遍社会意义。一个中国人的终生奋斗往往就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有面子，一旦因某事而失去体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也都将为挽回面子而使尽其浑身解数，甚至于有人为了保全面子而不惜以性命相抵。这种对面子的看重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历千年而不衰，已化为中国人民族性格之一端。但究竟什么是面子？明恩溥认为面子颇似于欧洲近代政治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孜孜以求的国势均衡，其不以公平为目的，而主以各方势力相当为要务。
中国人也极为节俭。“节俭云者，即整理家政之义，即整理出入钱财之谓也”。比如饮食，对中国人来说，食物只要能养人就行，无所谓营养均衡。“其多数之人民，只以种种米稷与蚕豆、野菜、鱼类等数种之食品，以养其生命”。为了做到尽可能节俭，中国人烹调时讲究用量要少，一切可以利用的都应使之物尽其用而绝不浪费。就以肉食来说，不论马驴骡牛，即便患病而死，只要能咽就都能作为盘中美餐。为了节省纸张，商人账簿用完之后将会被用来糊窗。为了省油，中国人宁愿凿孔置灯。甚至于为了节省洗涤材料，中国人可以不洗浴。明恩溥看到了一群极为节省的中国人，虽然生活于普遍贫困之中，但此种节俭的精神，“则我人实不得不称颂之”。
节俭往往与勤勉孪生共胎。孔子曾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也成为中国人此后奉守不变的“圣经”。最能体现此者莫过于历朝历代都有的读书人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以求取功名的动人故事，晋之车胤囊萤读书、隋之李密牛角挂书即是典例。因此，祖孙同赴科场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却是再正常不过。除了读书人，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亦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夫农夫之粒粒皆辛苦，此地球到处皆然者也。然如支那农夫之勤勉，则诚无此类”，“支那司账者之事业，实无限制，彼极少休暇，其业务之繁忙，只可云时时得吐息之间已”。不止是士农工商，中国的皇帝虽位极九五之尊，但他按照制度也需在早晨五点开始上朝，最为著名的雍正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勤勉的“公务员”。就全国来说，“如广东之铜匠，福州之锡箔匠，宁波之木板师，上海之赁舂，北部之清棉者、蹈磨者，皆从鸡鸣而至夜半，孜孜从事于职业，其声闻于四邻”。
虽然勤勉，但中国人却极不重视时间的精度，含糊胜过精确。在中国人眼中，时间显得很富余。但在明恩溥看来，“时刻者，金钱（Time is money）”。中国人普遍没有时间观念，计时是否精确也无甚紧要，一般人只以太阳之高下大概估摸时间而已。因此，中国人说话时无味之话甚多，餐会宴饮之长则更无限制，西方人对此也痛感厌倦。“苟在主人供食之时，则虽如何冗长而不能辞去，是实不堪厌倦者也，且不得不在坐谈话以迁时”。为何中西方对时间会有如此不同的对待？明恩溥认为中国人乃生活于“前世界之人”，而西方人系“后世界之人类”。换言之，近代西方世界已从中世纪的暮鼓晨钟中走出，时间已不仅仅用作报时，同时也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相联系。有限时间内勤奋劳作以获取最大利润已成为宗教改革后普通新教徒获取上帝神恩的最佳方式，这种思想观念的转换也成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直接思想来源。明恩溥进一步将范围扩展至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中国人不仅对待时间毫无敬畏，其它领域也无精确之概念，度量衡、货币、测量乃至于地名都莫不如此，即使是印刷出版的书籍中也是错漏甚多，令人不忍卒读。明氏甚至告诫读者——中国人的史书和统计数字最不足信！
明恩溥直言不讳批评近代中国人所受教育的狭碍，“其所及之范围甚狭，其于人既不普及，其于学又不完全”，中国人也就容易犯“智力浑浊之病”。此外，他也指出中国教育照本宣科、脱离实际情况，且国民受教育的条件和程度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富裕之人和贫穷细民所享受的教育几可天壤之别。正因如此，西方人在与普通中国人交谈时总感双方无法顺畅交流，这除了有思维方式的差异外，也确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有关。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就痛陈国人患有“贫、愚、弱、私”四大病，胡适先生也在《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章中以“五鬼闹中华”（指贫穷、疾病、愚昧、腐败和扰乱）来形象比喻，两位先哲都谈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愚昧，这显然和教育不足极其相关，而他们的一生也都选定教育救国之路，坚信教育可以增进国民素质、革除陋习，培育梁任公所寄予厚望的“新民”。环顾世界历史，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无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不仅斥巨资兴办教育，且懂得遵循教育规律，允许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德国的复兴之路一定程度上就可名为在“国兴科教”基础上的“科教兴国”。身处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困难，但不管如何，应继续重视和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更重要的是，应让那些懂教育、爱教育的教育家来办学。 明恩溥此下一连举出近代中国人性情中的四点缺憾。
其一谓之轻蔑外人。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从语言、服饰到风俗无不让人感到奇怪，这多少和前文所说的教育不足及长期以来中国人思维中的华夏中心意识有关。不用说古代，即便时至晚清，已经在战争中多次战败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时仍然视对方为蛮夷，仅认为西方人的机器优于中国，也只有像郭嵩焘这样深入西方社会有着自己切身体会和观察的少数人士才具备极为难得的国际视野，但郭氏本人出使英国在其故乡湖南则被乡民和一般士绅辱为“汉奸”和“洋鬼”，也可见当时中国的整体风气仍然十分保守和固化。但话说回来，虽然是被动和不情愿，但1840年后的中国毕竟已被拖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西强我弱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再高傲的头颅也得认清自己的落后，部分中国人开始一面蔑视外人，而另一面则又谄媚外人，在对待西方人态度上的分裂进而发展为人格的分裂。百年来，中国人不断上演着崇古和媚外交替循环的悲剧，始终未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之林中的恰当定位。其二乃公共心之缺乏。虽然《诗经》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美好描绘，但晚清中国已不复此等公共精神。明恩溥认为中国政府“怠于公务”，民众则“乏于公共心”。明朝东林士人关心国事和天下事的情怀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不问政府如何处理公共之财，苟非直接于其各自之身上之关系而有损失，则视之如观对岸之火，聊无痛痒之感”的犬儒式自保。最下者不仅对公共事务高高挂起，还利用各种机会攫取公共财物视为己有，这已彻底沦为韩非子所说的“五蠹”。实观整部中国近代史，有太多太多的“窃国者”，小到公私财物，大到国家民族，无不成为他们可以交换的利益工具，这实属我中华之不幸！
其三为同情之欠乏。当一个人缺乏对于公共事物的热心时，又怎能指望他能具备对弱势群体和不幸者的同情？明恩溥认为儒家虽强调仁爱，但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却极度缺乏同情心。“摈斥身体之不全者”，“对于精神上之不具者，亦毫不惮举其欠点”，“故妇若不生子，则非难之声不断”。对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未能诞下男婴之产妇的鄙视至今犹存！明恩溥书中特别指出妇女和贫民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夫妇女者，为其社会全体所轻蔑，而至贫民，则又甚”。刑罚之严苛同样表明了中国人缺乏同情乃至基本人道，这也是西方人为何执意要求治外法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公共心和同情心，原子式生存状态下的个人唯有对它人处处设防以保全自己。生活于此等人际环境，相互之猜疑势所必至，这也是明恩溥所举中国人缺点中的第四个方面。中国古代建筑就很好体现了这种相互之猜疑的微妙心理。城墙所代表的是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故筑此高墙以使城乡隔离；农舍房屋之院墙则出于互相防卫之意；即使伟大如万里长城某种程度上不也是民族整体防范心理的产物？互相疑忌不仅有碍沟通与交流，更会延误创新，“猜疑心者，与保守主义相扶持，而妨其采用新事物者也”。
作为中华书局2006年版《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之一种，《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与其它版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以1903年上海作新社译本《支那人的气质》为底本而未请人重新翻译。当时甚为流行的文白夹杂体和译文中极具时代特色的用语（最为显著的如“支那”一词），辅以著名学者黄兴涛先生对文中若干语词所做的精准校注，今日读来真有时光倒流之感，这也更能体现该书的经典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