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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人谈起诗歌与文章的区别时，往往会说“诗言志，文载道”，可是要在某位文人的诗集中读出他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容易的事。且不说古今文字用语的不同，时间长河中诗歌的亡佚，古人对“志”的理解，就与今天有很大的出入。对大多数古人来说，“诗言志”之“志”，多半说的不是个人情志，古时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做圣贤，圣贤的思想世界里怎么能容得下那么些鸡零狗碎呢，他们的“志”多指向国家、君主，还可以是百姓。更要留心的是，描写个人生活的诗作也不可完全当真，文人们多有夸饰的倾向。哭穷或夸富的诗歌常常是流于模式，惯用套语，反而遮蔽真相。就算到了明、清两代鼓吹性灵、抒写真情的诗人们那里，反映日常生活的诗作还是不多，他们更看重的是闲情与逸气。即使有少数如实描绘日常琐事的诗歌，最终也会在后来的诗集整理中难逃被删改的命运，袁枚对其早年诗作《双柳堂诗集》的粉饰即是突出的一例。因此，我们要想从诗歌来窥探诗人的日常生活，恐终究是所得甚微，看到的要么是残留的片段，要么是粉饰的假象。就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上来说，诗歌的功能远比不上尺牍、笔记、日记等边缘性文体。
凡事皆有例外。从诗集中探寻出某段时间内一个诗人的生活全貌，也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诗人和一部真实的文本。这样的条件，张问陶和他的稿本《京朝集》完全可以满足。
张问陶，号船山，乾嘉年间的性灵派殿军人物，被人称为清代巴蜀诗人第一，连一向自负的袁枚也对他夸誉之至，居然说“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张问陶论诗主张“写出此身真阅历”，诗歌语言晓畅平易，绝少夸饰，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图书馆存其稿本《京朝集》三卷。张问陶乾隆癸丑年四月开始任翰林检讨，《京朝集》记载其自乾隆癸丑年三月至乙卯年腊月的近三年翰林生活，有诗七百八十二首，平均每两天就有三首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其个人生活琐事的记录，甚至可以说是日记的诗化表现。在这七百八十二首诗歌中，近半数是通行《船山诗草》及《船山诗草补遗》所未收者，也即是张问陶晚年删定诗稿后的幸存品。因此，《京朝集》是张问陶三载翰林生活新鲜而真实的原始记录，由此入手，对于了解整个乾隆末期的翰林群体都极有意义。
清代的翰林，是个充满矛盾意义的存在。翰林院被视为储才之地，身入翰林院，往往就是致身显贵的起点，点翰林也就成为传统读书人的梦想。而另一方面，翰林生活的穷困在当时却也让人唏嘘。尤其对出身寒微的士子来说，翰林经历就意味着困窘与清雅并存，辛酸与荣耀同在。历史的吊诡是，百年后，再翻阅当年的载籍，虽不乏“穷翰林”的传说，但已鲜见翰林们对当日生活的直接全面的记述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稿本《京朝集》的文献价值尤显得珍贵。张问陶的曾祖虽在康熙年间曾官至大学士，但家政到了乾隆末年时早已没落。张问陶感受最多的不是名门之后的荣耀，而是翰林生活的清贫。
二
据清《户部例则》，从七品的翰林检讨年俸银四十五两，乾隆时怜悯翰林生活清苦，规定例支双俸，分春、秋两季发放。这样，翰林每年的正式收入有九十两银，再加上朝廷每年赏赐的粮食，可得银一百余两。《红楼梦》中刘姥姥说二十两银子就足够小户人家生活一年，可对于在京的翰林而言，一百多两银子却是入不敷出的。全家的衣食住行、官场的人情来往、奴仆的犒赏都眼巴巴地指望着这些俸禄。张问陶的情况更是如此，他全家的基本生活全靠俸禄来维持，《京朝集》中屡叹“米貴思春俸”、“谋生凭禄米，计月望官钱”等等。他又好酒，酒钱也是一大开支，“酒券医方损俸钱”、“秋俸新支得，官钱足酒钱”。船山喝酒并不仅是独饮，与官场同僚、风雅同好们时时举行的文酒之会比起独酌似乎要花费更多。当时麇集京师、以下层官吏为主体的文人定期都要聚会，这些聚会的由头名目繁多，就《京朝集》中的表现来看，有花朝节、上巳节、端午节、重阳节、苏轼生日、欧阳修生日，不定期的夏日消夏集、冬日的消寒会，此外还有送别的祖筵离亭、偶尔的出游遣兴。每次聚会都要纵酒赋诗，在这文酒风流背后，总有沉甸甸的酒价支出。不得不说的是，张问陶在生活吃紧的时候是回避这样的往来的，他在《贫居遣怀》中说“渐渐友朋疏”，其原因多半是经济上的负担。
微薄的收入，浩繁的支出，张问陶的翰林生涯常捉襟见肘，对物价的升降也极为敏感。就拿他最为嗜好的酒来说，每次酒价的攀升都牵动着他的神经，稿本《京朝集》中就有《夏日酒价骤贵慨然有作》、《夏日酒贵，衣装典质殆尽……》，小京官的生活压力可见一斑。杜甫曾言“途穷仗友生”，船山好酒，在朋友圈中早已有名，在他酒资匮乏时，朋友们慷慨相助的事情也不少见。在一首诗的题目中，他提到“查小山送菊花酒一大瓮，孙少迂送酒票一纸，直三十觔，松筠庵淡如上人亦送酒一坛”。稿本《京朝集》中反映接受朋友馈赠的诗歌还有《腊月十日灯下，查小山有圻送祭酒二壶，作诗谢之》、《正月五日谢封町给谏馈醉蟹》、《七夕雨中查小山送酒一瓮、巧果一盘并索诗为谢，口占一绝调之》、《九月六日雨中邵寿民送蟹十八、酒一瓶，作小句谢之》、《小山赠菊》、《十一月七日微雪，谢王香圃送酒》等。六朝毕茂世曾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蟹与酒堪称文人的雅好，朋友之间以此相赠，与其说是救生活之急难，毋宁看作是风雅之共鸣。
张问陶时为翰林院检讨，他在京中的至交好友也多是翰林或六部郎官，生活同样不宽裕，如其所言“良友人人贫似我”，如果要靠朋友的接济渡过难关，于情于理于势都不现实。这样，在生活困顿时，摆在张问陶面前的基本上只有两条路，一为典当，一为借债。张问陶毕竟出身世家，家中还有些值钱旧物，缓急之际，作为翰林的他也不得不求助于典当。“典衣且捄贫交急”。但典当所获较少，主要用来垫付酒资，“典衣独享三升酒”、“忍看新典鹔鷞裘，梦绕青山旧酒楼”。这也主要源于其文人天性，爱酒胜过米盐，“莫笑米盐多债主，公然不负酒家钱”。久而久之，典衣成了张问陶在急难之时的习惯举动，如其在《咏敝裘》所言“典惯成孤注”。对于张问陶来说，借债也是常年性、持续性行为。就《京朝集》记载而言，每年的年关前后，是其还旧债、借新债的时候。《癸丑小除日口号》道：“随手千金都散尽，又书新券买明年”，甲寅年末作《除夕和铁夫岁暮自述元韵》诗说：“退笔如飞删旧债，明年书券又重新”，可谓年年皆借债度日，也常常是岁除发现已债务缠身，“岁除搜书箧，券纸忽千金”。正因为此，除夕前后，也正是张问陶最难熬的日子，他在诗中如实地写出被催债的窘迫。作于甲寅年的《初春感兴》言“忍饥辞债主，烹雪祭钱神”，《二月初旬病中作》则说“上宾惟债主”。张问陶喜作诗，可面对债主，不仅生活更为困顿，就连诗情也大为衰减，“酒兴多时退，诗情一例除”，以至于“敲门债急诗全废”；内心更承受着巨大的煎熬，“累多常废学，债积已伤廉”。由此，他浩然长叹：“堕地先营避债台，靑蚨那肯逼人来。”在岁末，除了债主逼债，偶尔也有朝廷的“宽宏”之举，如甲寅年十二月十二日，朝廷下旨，赏借半俸，供京官度年之用，张问陶特地作诗谢恩。诗曰：“残冬愁积债，借俸喜新恩。拜赐先夸客，催租莫打门。知时真雨露，饯岁且饔飧。一例霑殊渥，千官笑语温。”宽慰、自得之意溢于纸上。 三
房子是当代人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尤为如此。张问陶彼时客居北京，也早已面对着这一困扰。在《京朝集》所记载的三年里，张问陶搬过一次家，先后住在官菜园上街和北半截胡同，都位于今天的宣武区。这次搬家的直接原因，就是官菜园的房租升高，张问陶已无力负担。他在《七月二十二日自官菜园上街移居北半截胡同》诗中说“菜园屋券价已昂，我宁扣俸租官房”。可见北半截胡同是相对便宜的官方提供的“廉租房”。这次搬家是在癸丑年，故创作《京朝集》时，张问陶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住在北半截胡同。
虽然债务缠身，但作为翰林，张问陶的居住条件比起今天的普通上班族要优越得多。在《寓斋杂咏》中，张问陶前后题咏八处房间，赐这八间房以雅名，分别为“飞鸿延年之室”“、忍冻读书斋”、“小游仙馆”、“怀人书屋”、“绣佛斋”、“夜思早作之斋”、“画眉写韵之室”、“橘师轩”，各有名家题匾。这八间房都是供张问陶起居、待客、读书之用。如果再加上盥洗室、厨房以及专供仆人、车马的房间等，张问陶在京师寓所的房间应在十几间之上，这是今日工薪阶层望尘莫及的。除了住房面积的闲敞，寓所的环境也是值得一提的。就稿本《京朝集》透露的信息来看，张问陶在庭院中植有丁香、紫丁香各一株，为客居生活增添许多乐趣，“客窗全仗汝，妆点艳阳天”，鲜花盛开时，船山也会在其中饮酒赋诗，自得其乐。除了花，船山还在门外插上湿苇，编成篱笆，使寓斋俨然有“风趣野人家”的意味。
张问陶的房前屋后、室内室外虽都有雅意，但终究是京师风尘中的一处民宅。在世风日下、治安渐趋混乱的乾隆末世，免不了有盗贼侵扰之苦。稿本《京朝集》中，就记载了盗贼先后三次“光临”其寓所。诗题分别为《五月二日夜贼入飞鸿延年之室，尽卷壁上书画去，作诗纪之》、《五月二十七黎明贼复来入怀人书屋捆书四十余卷将登屋，为犬所扑，弃之而去》、《七月二十七日五鼓贼复来，为贼窃去澄泥砚一、歙砚二、雪舫水晶印一、王子卿刻陶子小钟印一、胡城东刻船山狮纽小玉印一、黄仲则铸长毋相忘汉瓦当铜印一，作诗记之》。从这些记叙性的诗题来看，被盗贼掠去的都是书画砚印。张问陶自嘲道：“平生有天性，遇贼亦不俗……虽取不伤廉，虽多不为虐……不重刀泉重风雅，悠悠谁是知君者。”张问陶作为诗人和画家，当时已小有名气，作为翰林的他，身无长物，最容易被窃贼盯上的恐怕就是书画与印章。当时琉璃厂等文玩市场已经兴起，名人的字画有着很好的牟利空间。作品能被以这种方式看中，真不知是穷文人的幸还是不幸？
张问陶的京官生涯尽管清贫，他的家庭生活却堪称和乐。其妻林颀美慧多才，能诗善画，与张问陶自是一对佳偶。更重要的是，她对船山拮据的生活并不介怀，不以富贵动其心志，曾赋诗曰：“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故稿本《京朝集》中呈现给我们的，除了清寒的翰林生活，还有缱绻的夫妻情爱。张问陶将其房间命以“画眉写韵之室”之名，在这室内室外，多有浓情蜜意被船山记于笔下。《八月二十八夜内子以针线帖索诗为题七律二首》正是才子夫妻雅事的写照，船山在诗中安慰妻子的操劳：“齑盐苦累卿”，怜惜她的清苦，“自看手爪心犹惜”，并将其引为同道，“夜窗风味两书生”，还说“夫婿才华恐不如”。其他如月下饮酒、春日看花等韵事，在诗中也有不少呈现。清代闺秀文学盛极一时，文人对闺秀才华肯定者居多，闺秀与文人的结合并不稀奇，张问陶的朋友如孙渊如、王芑孙等人的妻子也都以诗画颇有声誉。红袖添香，泼茶赌书，是考察当日翰林生活不能忽视的一面。
写作《京朝集》时，张问陶已年近而立，“婚宦已过皆幻影”，其名心不竞，利心不浓，子嗣问题恐怕最不能令其释怀。张问陶兄弟三人，长兄张问安此时尚无子，弟张问来尚年幼，家族绵延的重任自然就摊在他的身上。林颀是张问陶的第二任妻子，张问陶二十一岁时娶妻周氏，生下一女，不久周氏与其女皆亡。林颀嫁给张问陶后第一次生下的也是女儿。连得两女的张问陶作为传统文人，在而立之年，对儿子的盼望可想而知。甲寅年，当林颀再次待产时，张问陶不禁欣喜若狂，写了《二月二日预作生子诗》，说“三十生儿乐有余，精神髣髴拜官初。频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还想把这喜讯及时传给在家乡的母亲：“抱孙宛转廿年情，预卜高堂笑语声。”他更在此时把孩子的名字都已想好，名从谢灵运叫康乐，字从司马相如曰长卿。三天后，难以接受的事实再次出现。他自嘲道：“自笑中年得子词，癫狂先赋弄璋诗。那知绣榻香三日，又捧瑶林玉一枝。”此时的他情绪远不如三天前那样亢奋，只是在《二月五日生女》诗中淡淡地说“一颗明珠慰寂寥”，落落若失的情绪显而易见。次年的三月十三日，张问陶再得一女，心情更为落寞，《三月十三日复举一女仍用去年预作生子韵》诗道：“羡人金玉寻常得，笑我虺蛇次第生。”此时的他不仅怀疑自己的言行，“欲凭此事忏虚名”，更觉得难以面对长辈：“最是高堂难报与，抱孙深望未消除。”在京城的冷官生涯中，无子一直是困扰张问陶的一大遗憾，一大念想，真是“玉川贫已惯，何日赋添丁”。
张问陶虽是闲官，为了生活方便和官场威仪，其家中还是蓄有仆婢的。婢女主要由林氏管理，男仆则主要是张问陶负责。在张问陶对幸福生活的叙述中，仆婢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僮仆抄诗婢捧书”、“墨残奴学字，针冷婢装书”。《京朝集》有实际姓名的仆人有刘升、张芳和赵才。实际仆人应不止这三人。刘升、张芳因为形貌又被戏称为刘山魈、张僬侥。刘、张应是贴身仆人，而赵是车夫。在张问陶专门为他们写的诗中，三人都是不辞劳苦、忠于职守且略有书卷气的人。关于张、刘二人的品行，问陶说“先生贫极僬侥瘦，山魈遥遥如学究……山魈僬侥也颇落落无威仪”。至于赵才，船山更为体恤和赞赏：“三更不敢蒙头睡，更驾疲驴送酒人。”“也染车中寒士气，寻常拥盖不扬扬。”出身下层的平民为官员作仆人，都盼着能养家糊口甚至狐假虎威。船山的赞赏总归是赞赏，如果没有切实的额外的利益，是没人诚心供其差遣的。清贫的张问陶在诗中对此也屡有抱怨，如“呼僮不应官无势”、“官无起色奴多叛”、“纷纷僮仆去”。在《送赵老仆归成都》中，船山直言其离开的原因是“厮养缘初尽，钱财愿久违”。 四
其实，翰林官也并不是完全靠每年固定的俸禄过活，如果想发财致富，办法肯定还是有的。其中每逢乡试时，被外派各省作考官是油水最大的差事，越是偏远的省份则收益越多。据清人笔记记载，每办一回这样的差事，获得的银两足够十年的用度。但也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在《京朝集》创作的乾隆晚年，清朝国势日下，贪腐之风盛行，和珅等势焰熏天，官员的任用几乎都到了须金钱铺路的地步。为谋取外出的机会，钻营运作都是不可少的工夫。张问陶在诗中多有对此种行径的描摹：“君不见厂东厂西车马集，辕下疲骡声歙歙。数钱怀刺万人忙，污雨淋头有底急。”他把这种“朝谒城东客，暮饮城西酒”的人称为“终日皇皇丧家狗”。船山认为“求官已累身”，自己“性僻谋生拙，心粗处世真”，自不屑于钻营攀附的生活。别人都是怀着名刺急急奔走，他却常闭，人高卧，甘于平淡，“米盐生计任粗疏”。对于当前的生活，他也没那么急着要去改变，“保此清衔过百年，散朝时拂浣花笺”。正因当时的官场风气和淡泊的处官态度，张问陶十载翰林生涯中，仅两次出任乡试主考，且都是顺天乡试，在乡试考官中也应是所得最为微薄的。
当时不仅是京城的官场风气已坏，就是天气也不那么顺心顺意，张问陶为此在诗中常常抱怨，最令他受不了的就是风沙。在他的笔下，京城的生态环境已开始恶化，有“终日在风沙”之感。春天出游时，也会“游人气与沙吞吐”。更可怕的是，有时候狂风中带来的不仅是沙子，还会有其他的秽物，张问陶曾记道：“都城落日风萧萧，风萧萧，沙入口，马勃牛溲无不有。”在他的诗中，风沙扑人已是常态。其实，清人多部日记都记载过京城的沙尘暴，但多是对天气的简单交代，以诗的语言生动地描绘沙尘暴的肆虐，张问陶当是翘楚。
正因为京城的自然环境、生存处境已非常堪忧，加之兄弟、母亲此时皆在四川老家，在京城为官的张问陶归乡的心情非常炽烈，这种感情几乎笼罩着他在京城的生活，随时随地便会表露出来。比如晨起自照时，他思归：“揽镜自伤蒲柳质，曰归何日七星桥？”深夜不眠时，他思归：“剧怜妻女人三口，枉占风尘屋数间。薄宦浮名俱可笑，骑驴何日剑门关。”他人乔迁新居时，他思归：“坐中我是无家客，何日西归筑草堂？”客中搬家时，他思归：“登车欲别增惆怅，羸马何年入剑关？”送人归乡时，他思归：“褒斜是我还乡路，他日来听单父琴。”甚至在作题画诗时，照样思归：“池南老屋几时还，想象琴书镇日闲。”
可事实上，张问陶并未还乡。如此思归却终究不归，原因何在，难道只是文人故作套语吗？当然不是，船山作诗向来主张书写真情，且京师的生活时时让他感到艰难，回乡是很容易萌生的想法。翰林的“清衔”、密友的唱酬，都可能是他流连京师的原因，但他迟迟未归的根本性因素还是经济问题。张问陶的曾祖虽曾官至大学士，但为官清廉，家产不丰，更随着生齿日繁而家业衰落。张问陶此时已独立成家，要想回乡，首先要解决房子的问题，故他屡次在诗中说要“买青山”、“筑草堂”。张问陶在京师就手头拮据，更不能有所积蓄，回乡置业对他来说只是奢想，如他所说“债积囊空归未得，那能遥问草堂赀”。就算回家和兄弟同住也是不可能的，其老家的住房更不宽松，他写过一首《得家书知以五月九日移居城北廨舍，慨然有作》，表现得更为绝望：“他乡方避债，故国又移居。贫极家无定，愁深梦有余。悠悠天壤内，何处信吾庐。”
值得一说的是，袁枚与张问陶同是清代诗坛上性灵派的代表人物，二人的家世、性格、才华甚至早期经历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袁枚的生活就比张问陶优裕得多。袁枚做过三年庶吉士后就外放为官，历任江苏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知县。他后来厌倦官场，在南京筑起随园，从此过上了太平富贵闲人的优游生活，可谓安乐一生。张问陶也推崇袁的际遇是“万物供游戏，婆娑八十年”。以此来反观张问陶的翰林生涯，令人感慨顿生。
古人谈起诗歌与文章的区别时，往往会说“诗言志，文载道”，可是要在某位文人的诗集中读出他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容易的事。且不说古今文字用语的不同，时间长河中诗歌的亡佚，古人对“志”的理解，就与今天有很大的出入。对大多数古人来说，“诗言志”之“志”，多半说的不是个人情志，古时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做圣贤，圣贤的思想世界里怎么能容得下那么些鸡零狗碎呢，他们的“志”多指向国家、君主，还可以是百姓。更要留心的是，描写个人生活的诗作也不可完全当真，文人们多有夸饰的倾向。哭穷或夸富的诗歌常常是流于模式，惯用套语，反而遮蔽真相。就算到了明、清两代鼓吹性灵、抒写真情的诗人们那里，反映日常生活的诗作还是不多，他们更看重的是闲情与逸气。即使有少数如实描绘日常琐事的诗歌，最终也会在后来的诗集整理中难逃被删改的命运，袁枚对其早年诗作《双柳堂诗集》的粉饰即是突出的一例。因此，我们要想从诗歌来窥探诗人的日常生活，恐终究是所得甚微，看到的要么是残留的片段，要么是粉饰的假象。就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上来说，诗歌的功能远比不上尺牍、笔记、日记等边缘性文体。
凡事皆有例外。从诗集中探寻出某段时间内一个诗人的生活全貌，也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诗人和一部真实的文本。这样的条件，张问陶和他的稿本《京朝集》完全可以满足。
张问陶，号船山，乾嘉年间的性灵派殿军人物，被人称为清代巴蜀诗人第一，连一向自负的袁枚也对他夸誉之至，居然说“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张问陶论诗主张“写出此身真阅历”，诗歌语言晓畅平易，绝少夸饰，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图书馆存其稿本《京朝集》三卷。张问陶乾隆癸丑年四月开始任翰林检讨，《京朝集》记载其自乾隆癸丑年三月至乙卯年腊月的近三年翰林生活，有诗七百八十二首，平均每两天就有三首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其个人生活琐事的记录，甚至可以说是日记的诗化表现。在这七百八十二首诗歌中，近半数是通行《船山诗草》及《船山诗草补遗》所未收者，也即是张问陶晚年删定诗稿后的幸存品。因此，《京朝集》是张问陶三载翰林生活新鲜而真实的原始记录，由此入手，对于了解整个乾隆末期的翰林群体都极有意义。
清代的翰林，是个充满矛盾意义的存在。翰林院被视为储才之地，身入翰林院，往往就是致身显贵的起点，点翰林也就成为传统读书人的梦想。而另一方面，翰林生活的穷困在当时却也让人唏嘘。尤其对出身寒微的士子来说，翰林经历就意味着困窘与清雅并存，辛酸与荣耀同在。历史的吊诡是，百年后，再翻阅当年的载籍，虽不乏“穷翰林”的传说，但已鲜见翰林们对当日生活的直接全面的记述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稿本《京朝集》的文献价值尤显得珍贵。张问陶的曾祖虽在康熙年间曾官至大学士，但家政到了乾隆末年时早已没落。张问陶感受最多的不是名门之后的荣耀，而是翰林生活的清贫。
二
据清《户部例则》，从七品的翰林检讨年俸银四十五两，乾隆时怜悯翰林生活清苦，规定例支双俸，分春、秋两季发放。这样，翰林每年的正式收入有九十两银，再加上朝廷每年赏赐的粮食，可得银一百余两。《红楼梦》中刘姥姥说二十两银子就足够小户人家生活一年，可对于在京的翰林而言，一百多两银子却是入不敷出的。全家的衣食住行、官场的人情来往、奴仆的犒赏都眼巴巴地指望着这些俸禄。张问陶的情况更是如此，他全家的基本生活全靠俸禄来维持，《京朝集》中屡叹“米貴思春俸”、“谋生凭禄米，计月望官钱”等等。他又好酒，酒钱也是一大开支，“酒券医方损俸钱”、“秋俸新支得，官钱足酒钱”。船山喝酒并不仅是独饮，与官场同僚、风雅同好们时时举行的文酒之会比起独酌似乎要花费更多。当时麇集京师、以下层官吏为主体的文人定期都要聚会，这些聚会的由头名目繁多，就《京朝集》中的表现来看，有花朝节、上巳节、端午节、重阳节、苏轼生日、欧阳修生日，不定期的夏日消夏集、冬日的消寒会，此外还有送别的祖筵离亭、偶尔的出游遣兴。每次聚会都要纵酒赋诗，在这文酒风流背后，总有沉甸甸的酒价支出。不得不说的是，张问陶在生活吃紧的时候是回避这样的往来的，他在《贫居遣怀》中说“渐渐友朋疏”，其原因多半是经济上的负担。
微薄的收入，浩繁的支出，张问陶的翰林生涯常捉襟见肘，对物价的升降也极为敏感。就拿他最为嗜好的酒来说，每次酒价的攀升都牵动着他的神经，稿本《京朝集》中就有《夏日酒价骤贵慨然有作》、《夏日酒贵，衣装典质殆尽……》，小京官的生活压力可见一斑。杜甫曾言“途穷仗友生”，船山好酒，在朋友圈中早已有名，在他酒资匮乏时，朋友们慷慨相助的事情也不少见。在一首诗的题目中，他提到“查小山送菊花酒一大瓮，孙少迂送酒票一纸，直三十觔，松筠庵淡如上人亦送酒一坛”。稿本《京朝集》中反映接受朋友馈赠的诗歌还有《腊月十日灯下，查小山有圻送祭酒二壶，作诗谢之》、《正月五日谢封町给谏馈醉蟹》、《七夕雨中查小山送酒一瓮、巧果一盘并索诗为谢，口占一绝调之》、《九月六日雨中邵寿民送蟹十八、酒一瓶，作小句谢之》、《小山赠菊》、《十一月七日微雪，谢王香圃送酒》等。六朝毕茂世曾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蟹与酒堪称文人的雅好，朋友之间以此相赠，与其说是救生活之急难，毋宁看作是风雅之共鸣。
张问陶时为翰林院检讨，他在京中的至交好友也多是翰林或六部郎官，生活同样不宽裕，如其所言“良友人人贫似我”，如果要靠朋友的接济渡过难关，于情于理于势都不现实。这样，在生活困顿时，摆在张问陶面前的基本上只有两条路，一为典当，一为借债。张问陶毕竟出身世家，家中还有些值钱旧物，缓急之际，作为翰林的他也不得不求助于典当。“典衣且捄贫交急”。但典当所获较少，主要用来垫付酒资，“典衣独享三升酒”、“忍看新典鹔鷞裘，梦绕青山旧酒楼”。这也主要源于其文人天性，爱酒胜过米盐，“莫笑米盐多债主，公然不负酒家钱”。久而久之，典衣成了张问陶在急难之时的习惯举动，如其在《咏敝裘》所言“典惯成孤注”。对于张问陶来说，借债也是常年性、持续性行为。就《京朝集》记载而言，每年的年关前后，是其还旧债、借新债的时候。《癸丑小除日口号》道：“随手千金都散尽，又书新券买明年”，甲寅年末作《除夕和铁夫岁暮自述元韵》诗说：“退笔如飞删旧债，明年书券又重新”，可谓年年皆借债度日，也常常是岁除发现已债务缠身，“岁除搜书箧，券纸忽千金”。正因为此，除夕前后，也正是张问陶最难熬的日子，他在诗中如实地写出被催债的窘迫。作于甲寅年的《初春感兴》言“忍饥辞债主，烹雪祭钱神”，《二月初旬病中作》则说“上宾惟债主”。张问陶喜作诗，可面对债主，不仅生活更为困顿，就连诗情也大为衰减，“酒兴多时退，诗情一例除”，以至于“敲门债急诗全废”；内心更承受着巨大的煎熬，“累多常废学，债积已伤廉”。由此，他浩然长叹：“堕地先营避债台，靑蚨那肯逼人来。”在岁末，除了债主逼债，偶尔也有朝廷的“宽宏”之举，如甲寅年十二月十二日，朝廷下旨，赏借半俸，供京官度年之用，张问陶特地作诗谢恩。诗曰：“残冬愁积债，借俸喜新恩。拜赐先夸客，催租莫打门。知时真雨露，饯岁且饔飧。一例霑殊渥，千官笑语温。”宽慰、自得之意溢于纸上。 三
房子是当代人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尤为如此。张问陶彼时客居北京，也早已面对着这一困扰。在《京朝集》所记载的三年里，张问陶搬过一次家，先后住在官菜园上街和北半截胡同，都位于今天的宣武区。这次搬家的直接原因，就是官菜园的房租升高，张问陶已无力负担。他在《七月二十二日自官菜园上街移居北半截胡同》诗中说“菜园屋券价已昂，我宁扣俸租官房”。可见北半截胡同是相对便宜的官方提供的“廉租房”。这次搬家是在癸丑年，故创作《京朝集》时，张问陶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住在北半截胡同。
虽然债务缠身，但作为翰林，张问陶的居住条件比起今天的普通上班族要优越得多。在《寓斋杂咏》中，张问陶前后题咏八处房间，赐这八间房以雅名，分别为“飞鸿延年之室”“、忍冻读书斋”、“小游仙馆”、“怀人书屋”、“绣佛斋”、“夜思早作之斋”、“画眉写韵之室”、“橘师轩”，各有名家题匾。这八间房都是供张问陶起居、待客、读书之用。如果再加上盥洗室、厨房以及专供仆人、车马的房间等，张问陶在京师寓所的房间应在十几间之上，这是今日工薪阶层望尘莫及的。除了住房面积的闲敞，寓所的环境也是值得一提的。就稿本《京朝集》透露的信息来看，张问陶在庭院中植有丁香、紫丁香各一株，为客居生活增添许多乐趣，“客窗全仗汝，妆点艳阳天”，鲜花盛开时，船山也会在其中饮酒赋诗，自得其乐。除了花，船山还在门外插上湿苇，编成篱笆，使寓斋俨然有“风趣野人家”的意味。
张问陶的房前屋后、室内室外虽都有雅意，但终究是京师风尘中的一处民宅。在世风日下、治安渐趋混乱的乾隆末世，免不了有盗贼侵扰之苦。稿本《京朝集》中，就记载了盗贼先后三次“光临”其寓所。诗题分别为《五月二日夜贼入飞鸿延年之室，尽卷壁上书画去，作诗纪之》、《五月二十七黎明贼复来入怀人书屋捆书四十余卷将登屋，为犬所扑，弃之而去》、《七月二十七日五鼓贼复来，为贼窃去澄泥砚一、歙砚二、雪舫水晶印一、王子卿刻陶子小钟印一、胡城东刻船山狮纽小玉印一、黄仲则铸长毋相忘汉瓦当铜印一，作诗记之》。从这些记叙性的诗题来看，被盗贼掠去的都是书画砚印。张问陶自嘲道：“平生有天性，遇贼亦不俗……虽取不伤廉，虽多不为虐……不重刀泉重风雅，悠悠谁是知君者。”张问陶作为诗人和画家，当时已小有名气，作为翰林的他，身无长物，最容易被窃贼盯上的恐怕就是书画与印章。当时琉璃厂等文玩市场已经兴起，名人的字画有着很好的牟利空间。作品能被以这种方式看中，真不知是穷文人的幸还是不幸？
张问陶的京官生涯尽管清贫，他的家庭生活却堪称和乐。其妻林颀美慧多才，能诗善画，与张问陶自是一对佳偶。更重要的是，她对船山拮据的生活并不介怀，不以富贵动其心志，曾赋诗曰：“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故稿本《京朝集》中呈现给我们的，除了清寒的翰林生活，还有缱绻的夫妻情爱。张问陶将其房间命以“画眉写韵之室”之名，在这室内室外，多有浓情蜜意被船山记于笔下。《八月二十八夜内子以针线帖索诗为题七律二首》正是才子夫妻雅事的写照，船山在诗中安慰妻子的操劳：“齑盐苦累卿”，怜惜她的清苦，“自看手爪心犹惜”，并将其引为同道，“夜窗风味两书生”，还说“夫婿才华恐不如”。其他如月下饮酒、春日看花等韵事，在诗中也有不少呈现。清代闺秀文学盛极一时，文人对闺秀才华肯定者居多，闺秀与文人的结合并不稀奇，张问陶的朋友如孙渊如、王芑孙等人的妻子也都以诗画颇有声誉。红袖添香，泼茶赌书，是考察当日翰林生活不能忽视的一面。
写作《京朝集》时，张问陶已年近而立，“婚宦已过皆幻影”，其名心不竞，利心不浓，子嗣问题恐怕最不能令其释怀。张问陶兄弟三人，长兄张问安此时尚无子，弟张问来尚年幼，家族绵延的重任自然就摊在他的身上。林颀是张问陶的第二任妻子，张问陶二十一岁时娶妻周氏，生下一女，不久周氏与其女皆亡。林颀嫁给张问陶后第一次生下的也是女儿。连得两女的张问陶作为传统文人，在而立之年，对儿子的盼望可想而知。甲寅年，当林颀再次待产时，张问陶不禁欣喜若狂，写了《二月二日预作生子诗》，说“三十生儿乐有余，精神髣髴拜官初。频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还想把这喜讯及时传给在家乡的母亲：“抱孙宛转廿年情，预卜高堂笑语声。”他更在此时把孩子的名字都已想好，名从谢灵运叫康乐，字从司马相如曰长卿。三天后，难以接受的事实再次出现。他自嘲道：“自笑中年得子词，癫狂先赋弄璋诗。那知绣榻香三日，又捧瑶林玉一枝。”此时的他情绪远不如三天前那样亢奋，只是在《二月五日生女》诗中淡淡地说“一颗明珠慰寂寥”，落落若失的情绪显而易见。次年的三月十三日，张问陶再得一女，心情更为落寞，《三月十三日复举一女仍用去年预作生子韵》诗道：“羡人金玉寻常得，笑我虺蛇次第生。”此时的他不仅怀疑自己的言行，“欲凭此事忏虚名”，更觉得难以面对长辈：“最是高堂难报与，抱孙深望未消除。”在京城的冷官生涯中，无子一直是困扰张问陶的一大遗憾，一大念想，真是“玉川贫已惯，何日赋添丁”。
张问陶虽是闲官，为了生活方便和官场威仪，其家中还是蓄有仆婢的。婢女主要由林氏管理，男仆则主要是张问陶负责。在张问陶对幸福生活的叙述中，仆婢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僮仆抄诗婢捧书”、“墨残奴学字，针冷婢装书”。《京朝集》有实际姓名的仆人有刘升、张芳和赵才。实际仆人应不止这三人。刘升、张芳因为形貌又被戏称为刘山魈、张僬侥。刘、张应是贴身仆人，而赵是车夫。在张问陶专门为他们写的诗中，三人都是不辞劳苦、忠于职守且略有书卷气的人。关于张、刘二人的品行，问陶说“先生贫极僬侥瘦，山魈遥遥如学究……山魈僬侥也颇落落无威仪”。至于赵才，船山更为体恤和赞赏：“三更不敢蒙头睡，更驾疲驴送酒人。”“也染车中寒士气，寻常拥盖不扬扬。”出身下层的平民为官员作仆人，都盼着能养家糊口甚至狐假虎威。船山的赞赏总归是赞赏，如果没有切实的额外的利益，是没人诚心供其差遣的。清贫的张问陶在诗中对此也屡有抱怨，如“呼僮不应官无势”、“官无起色奴多叛”、“纷纷僮仆去”。在《送赵老仆归成都》中，船山直言其离开的原因是“厮养缘初尽，钱财愿久违”。 四
其实，翰林官也并不是完全靠每年固定的俸禄过活，如果想发财致富，办法肯定还是有的。其中每逢乡试时，被外派各省作考官是油水最大的差事，越是偏远的省份则收益越多。据清人笔记记载，每办一回这样的差事，获得的银两足够十年的用度。但也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在《京朝集》创作的乾隆晚年，清朝国势日下，贪腐之风盛行，和珅等势焰熏天，官员的任用几乎都到了须金钱铺路的地步。为谋取外出的机会，钻营运作都是不可少的工夫。张问陶在诗中多有对此种行径的描摹：“君不见厂东厂西车马集，辕下疲骡声歙歙。数钱怀刺万人忙，污雨淋头有底急。”他把这种“朝谒城东客，暮饮城西酒”的人称为“终日皇皇丧家狗”。船山认为“求官已累身”，自己“性僻谋生拙，心粗处世真”，自不屑于钻营攀附的生活。别人都是怀着名刺急急奔走，他却常闭，人高卧，甘于平淡，“米盐生计任粗疏”。对于当前的生活，他也没那么急着要去改变，“保此清衔过百年，散朝时拂浣花笺”。正因当时的官场风气和淡泊的处官态度，张问陶十载翰林生涯中，仅两次出任乡试主考，且都是顺天乡试，在乡试考官中也应是所得最为微薄的。
当时不仅是京城的官场风气已坏，就是天气也不那么顺心顺意，张问陶为此在诗中常常抱怨，最令他受不了的就是风沙。在他的笔下，京城的生态环境已开始恶化，有“终日在风沙”之感。春天出游时，也会“游人气与沙吞吐”。更可怕的是，有时候狂风中带来的不仅是沙子，还会有其他的秽物，张问陶曾记道：“都城落日风萧萧，风萧萧，沙入口，马勃牛溲无不有。”在他的诗中，风沙扑人已是常态。其实，清人多部日记都记载过京城的沙尘暴，但多是对天气的简单交代，以诗的语言生动地描绘沙尘暴的肆虐，张问陶当是翘楚。
正因为京城的自然环境、生存处境已非常堪忧，加之兄弟、母亲此时皆在四川老家，在京城为官的张问陶归乡的心情非常炽烈，这种感情几乎笼罩着他在京城的生活，随时随地便会表露出来。比如晨起自照时，他思归：“揽镜自伤蒲柳质，曰归何日七星桥？”深夜不眠时，他思归：“剧怜妻女人三口，枉占风尘屋数间。薄宦浮名俱可笑，骑驴何日剑门关。”他人乔迁新居时，他思归：“坐中我是无家客，何日西归筑草堂？”客中搬家时，他思归：“登车欲别增惆怅，羸马何年入剑关？”送人归乡时，他思归：“褒斜是我还乡路，他日来听单父琴。”甚至在作题画诗时，照样思归：“池南老屋几时还，想象琴书镇日闲。”
可事实上，张问陶并未还乡。如此思归却终究不归，原因何在，难道只是文人故作套语吗？当然不是，船山作诗向来主张书写真情，且京师的生活时时让他感到艰难，回乡是很容易萌生的想法。翰林的“清衔”、密友的唱酬，都可能是他流连京师的原因，但他迟迟未归的根本性因素还是经济问题。张问陶的曾祖虽曾官至大学士，但为官清廉，家产不丰，更随着生齿日繁而家业衰落。张问陶此时已独立成家，要想回乡，首先要解决房子的问题，故他屡次在诗中说要“买青山”、“筑草堂”。张问陶在京师就手头拮据，更不能有所积蓄，回乡置业对他来说只是奢想，如他所说“债积囊空归未得，那能遥问草堂赀”。就算回家和兄弟同住也是不可能的，其老家的住房更不宽松，他写过一首《得家书知以五月九日移居城北廨舍，慨然有作》，表现得更为绝望：“他乡方避债，故国又移居。贫极家无定，愁深梦有余。悠悠天壤内，何处信吾庐。”
值得一说的是，袁枚与张问陶同是清代诗坛上性灵派的代表人物，二人的家世、性格、才华甚至早期经历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袁枚的生活就比张问陶优裕得多。袁枚做过三年庶吉士后就外放为官，历任江苏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知县。他后来厌倦官场，在南京筑起随园，从此过上了太平富贵闲人的优游生活，可谓安乐一生。张问陶也推崇袁的际遇是“万物供游戏，婆娑八十年”。以此来反观张问陶的翰林生涯，令人感慨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