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女士陷入了两难。
她的父亲已经86岁，于去年12月中风住院。医生告诉她，父亲今后生活需有专人看护。于是，陈女士第一时间来到武汉市硚口区社会福利院，但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儿住满了，只能排队，排多久不好说。”
虽然武汉近年出现了很多私立养老机构，但陈女士父亲的退休金每月仅2000多元，若选择其中的品牌机构，月费至少4000元起步，负担太重；若选择月费低、不知名的机构，环境、设施、服务水平似乎难以让人放心。
从全国视野来看，左右为难的陈女士绝非个例。
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5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其中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在武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两成。在养老问题上，不少家庭都有苦恼与困惑。
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提供方，武汉乃至全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如何？近年来，大量私立养老机构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机构的运营主体、运营方式有何特点？存在哪些问題与提升空间？
围绕以上问题，支点财经记者采访了武汉市民政局、泰康保险集团、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通”），以及武汉多家养老机构。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秉持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一个家庭子女越多，代表越能相互分担养老压力。然而，在现实中，父母需要养老时，子女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经历了计划生育的这一代人而言，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不同——“4个老人—1对夫妇—1个孩子”的结构，使家庭养老难度骤升。
怎么办？以养老院为主要形态的养老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类机构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使老人获得看护和照料。而且，机构养老是规模性经营，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个人立场看，都会更加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前秘书长唐钧说。
从运营方式看，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公办公营”性质，首要职责是提供基本性民生保障，收费相对较低，但床位也相对紧张。以武汉为例，武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硚口区社会福利院等，就是“公办公营”。
二是“公建民营”性质，指养老机构在产权属于国有的情况下，引进民间资本来建设和运营，政府主要进行服务质量监督、惠民补贴发放等工作。
由武汉市社会福利院、九州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逸仙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的华中最大养老机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武汉九州通人寿堂养老院，就属这一类型。
三是完全市场化的养老机构。泰康保险集团旗下的“泰康之家·楚园养老社区”、华润置地旗下的“悦年华·颐养中心（武汉石桥）”，就属于这一类型。
以上类型中，第二和第三种是民营资本的“主战场”。不过，由于养老机构存在一定政策门槛，且公建公办机构在资金、政策、民众认可度方面有一定优势，民营资本的活力有待充分释放。
变化出现在2013年。这一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
老龄化的加速，则添了一把火——截至2012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4.3%。
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养老领域吸引了大量知名企业的关注。支点财经盘点发现，这类“新玩家”大体分为三类：房企系，如万科、绿城、远洋，央企背景的华润置地也涉足其中；保险系，如泰康、平安、太平洋等；医药系，如复星、九州通。
为何是保险、房地产、医药三类企业入局？这三类企业不但资本充裕，而且所在领域与养老服务都有着天生的契合点。
先聊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与早些年部分民营养老机构的“散乱差”、主要聚焦低端市场不同，近年入局的企业更青睐中高端市场。
中高端体现在哪里？支点财经记者发现，除注重居住环境、生活照料外，“医养结合”是一大亮点。
“医”指医疗，“养”指养老。这类业态通常包括一个具备持续护理功能的社区或公寓，以及一家以康复、老年病等为特色的护理院或专科医院。泰康之家便是典型案例。
近期，支点财经记者走访了位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泰康之家·楚园”，这里是泰康之家在全国设立的第六家养老社区，于去年12月正式运营。
楚园建筑面积达19.25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1000户养老单元，还配建了约120张床位的二级康复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楚园第一期开放的200余户已全被预订，对象多是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工业企业退休人士，其中70岁以上占比65.5%。
除医养外，这类机构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也格外下功夫。譬如泰康之家推广“时间银行”概念，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义工、教授知识等活动，将服务时长兑换成相应产品或服务，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
“企业加入高端养老市场是件好事，高中低端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反而更能促进市场细分、规范和养老服务质量提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养老机构协会秘书长李波表示。
销售层面，不同机构则有不同特征。地产系一般主推租售并举，相对简单。而保险系企业的养老项目则有保险联动制、押金制等多个模式。 比如，获取“泰康之家·楚园”的入住权有两种方式。一是与公司保险产品关联，购买泰康人寿相关保险产品后，可锁定社区入住权；二是缴纳楚园社区预订费用，获得一定时限内的等待入住权，预订费和押金等均可按规则退还。
通过这两种方式入住后，客户还需按不同户型支付月费，月费涵盖房屋及设备设施使用、居家生活能耗、文娱康体活动、乐泰学院课程、专属管家、健康管理等服务内容，但不包括餐饮、护理等需求。
太平人寿位于上海的“梧桐人家”项目，也采用了类似模式。该项目一是面向保险客户，购买相关产品达一定金额才能获得入住权；另一种则是会籍制，根据不同房型支付不等费用才能获得入住权。客户入住后，再根据具体情况收取不同档次的费用。
说完市场化养老机构，再聊聊“公建民营”。
一直以来，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其实做得“很累”——此类机构担负着一定的民生保障功能，收费受到严控，机构收入、人员负担相对较大。
于是，公建民营被视为出路之一。一方面，民营资本进入，能缓解公办机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更加灵活，能带来更多先进管理经验。武汉市民政局提供给支点财经的资料显示，该市已有5家公办养老机构实行了公建民营改革，具体包括PPP、委托经营、服务外包等多种模式。
去年12月，支点财经记者来到位于汉口火车站旁的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这里是全国第二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福利院大楼分A、B两座，A座为公办公营，由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运营管理。B座则为九州通人寿堂养老院，采取市场化方式为老人提供服务。
目前，九州通人寿堂拥有1200张床位，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夫妻间等，房间内有圆角家具、智能呼叫系统、助浴椅、安全扶手等一系列适老设施。支点财经记者发现，按最低单人标准计算，在此居住价格低于附近的一家城市便捷酒店。
同为全国第二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单位，2016年，武汉市新洲区社会福利院引入了武汉众联康公司，投资新建了新洲区夕阳红养老院。据了解，此前该院一度存在部分资源闲置、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等问题。
按照约定，众联康公司需完成相关设施配套，并优先保证城镇“三无”老人、优抚对象入住。“以前院里只服务几位优抚对象，大量床位闲置，现在已住进了160多位社会代养老人。”养老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除傳统意义上的专业养老机构外，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也可采取“公建民营”模式。
武汉九康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康养老”）在武汉布局了30多个社区试点养老服务，此类服务站由政府提供场地，一般在300-1000平方米左右，九康养老负责提供专业设备和人员。
江汉区唐家墩西桥社区养老服务站是其中之一。该服务站面积300多平方米，有活动室、保健区、食堂，不少附近居住的老人都来这活动和就餐。“8张床位和医疗设备都已配齐，在社区里，老人就能享受托管护理。”服务站工作人员说。
当家人有事脱不开身，比如出差或外出旅游时，可以将老人托付给服务站，根据时间长短，价格从80-120元/天不等。此外，该服务站还可以向社区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清洁、肌肉按摩等服务。
2018年，武汉提出2018-2020年布局300家覆盖社区、街道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站。这类站点一般在社区内，以50-400张床位的中小型机构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失能一般有个过程，健康、轻微失能的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部分失能的老人以社区养老为主，完全失能老人则由专业养老机构提供服务。因此，兼具社区养老、专业养老功能的老年服务企业具有获客优势。
可以想象，当这类企业切入社区养老，随着渐进式的运营及时间的演进，这些老年人也可能成为其专业养老服务的客户。
尽管新玩家的民营项目已然热火朝天，但从盈利角度看，支点财经采访的多个民营机构都还没发展到“掘金”的阶段。
其一，养老机构投入巨大，盈利来源则通常为房租或床位费、护理费、餐饮及其他费用，回收周期相对漫长。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表示，一个成熟的养老社区做到收支平衡需6-8年，真正盈利则要20年以上。
其二，“地难找、租金高”制约了养老机构的发展。“在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兴办养老机构的主要困难是地点难找。即便考虑改造闲置厂房、校舍等设施，协调难度也很大。”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于是，武汉95%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用房（地）都以租赁形式经营，推高了运营成本。“武汉稍微好一点的地方，租金就要50元/平方米，30平方米就得1500元。对每位老人收3000元钱床位费，一半都得拿去交租。”九州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建明告诉支点财经。
其三，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据了解，武汉有60.14万名退休人员的月养老金低于2822元。如涉及到护理和医疗，养老费用将远超老年人承受能力，不少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只能望而却步。
对此，武汉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正在起草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相关实施方案。长护险能为住进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提供每月上千元的资金，也能支付一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费用。此举被视为提高老年人养老支付能力的途径之一。
2016年以来，国家在15个城市进行了长护险试点工作，荆门是湖北唯一试点城市。截至2018年底，该制度已覆盖荆门245万人，享受待遇人数已超过3400人，基金月人均支付2380元，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四，护理人员缺口较大。按国际惯例，每3位老人就需要1名护理人员。以中国目前4400万左右的失能老人为基数测算，需要护理员1000多万人。然而，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只有30万人取得护理员资格证，缺口达千万量级。
从结构来看，目前护理人员很多都是“4050人员”，即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下岗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养老护理人员过去至少得具备初中学历，由于人才短缺，2019年国家将该职业门槛降至“无学历要求”。
具体来说，养老护理员工作待遇低，职业前景不明，成长空间小，却需要高强度的劳动和责任心。尤其是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更要24小时不间断护理，包括做导尿、吸痰等工作，年轻人很难适应。
有调查表明，中专学历以上护理员就业一般首选公办养老机构，民营企业“抢人”难度颇大。对此，武汉已建立了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制，将居家养老护理员纳入市、区、机构三级培训体系，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的人员给予500-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以及每月100元的岗位补贴。
此外，传统养老理念也是阻碍养老机构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开头提及的陈女士，她的弟弟就坚决反对老人入住养老院，执意自己照顾中风的父亲。
可见，养老机构市场是一片蓝海，同时也任重道远。
她的父亲已经86岁，于去年12月中风住院。医生告诉她，父亲今后生活需有专人看护。于是，陈女士第一时间来到武汉市硚口区社会福利院，但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儿住满了，只能排队，排多久不好说。”
虽然武汉近年出现了很多私立养老机构，但陈女士父亲的退休金每月仅2000多元，若选择其中的品牌机构，月费至少4000元起步，负担太重；若选择月费低、不知名的机构，环境、设施、服务水平似乎难以让人放心。
从全国视野来看，左右为难的陈女士绝非个例。
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5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其中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在武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两成。在养老问题上，不少家庭都有苦恼与困惑。
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提供方，武汉乃至全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如何？近年来，大量私立养老机构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机构的运营主体、运营方式有何特点？存在哪些问題与提升空间？
围绕以上问题，支点财经记者采访了武汉市民政局、泰康保险集团、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通”），以及武汉多家养老机构。
“新玩家”入局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秉持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一个家庭子女越多，代表越能相互分担养老压力。然而，在现实中，父母需要养老时，子女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经历了计划生育的这一代人而言，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不同——“4个老人—1对夫妇—1个孩子”的结构，使家庭养老难度骤升。
怎么办？以养老院为主要形态的养老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类机构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使老人获得看护和照料。而且，机构养老是规模性经营，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个人立场看，都会更加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前秘书长唐钧说。
从运营方式看，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公办公营”性质，首要职责是提供基本性民生保障，收费相对较低，但床位也相对紧张。以武汉为例，武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硚口区社会福利院等，就是“公办公营”。
二是“公建民营”性质，指养老机构在产权属于国有的情况下，引进民间资本来建设和运营，政府主要进行服务质量监督、惠民补贴发放等工作。
由武汉市社会福利院、九州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逸仙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的华中最大养老机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武汉九州通人寿堂养老院，就属这一类型。
三是完全市场化的养老机构。泰康保险集团旗下的“泰康之家·楚园养老社区”、华润置地旗下的“悦年华·颐养中心（武汉石桥）”，就属于这一类型。
以上类型中，第二和第三种是民营资本的“主战场”。不过，由于养老机构存在一定政策门槛，且公建公办机构在资金、政策、民众认可度方面有一定优势，民营资本的活力有待充分释放。
变化出现在2013年。这一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
老龄化的加速，则添了一把火——截至2012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4.3%。
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养老领域吸引了大量知名企业的关注。支点财经盘点发现，这类“新玩家”大体分为三类：房企系，如万科、绿城、远洋，央企背景的华润置地也涉足其中；保险系，如泰康、平安、太平洋等；医药系，如复星、九州通。
为何是保险、房地产、医药三类企业入局？这三类企业不但资本充裕，而且所在领域与养老服务都有着天生的契合点。
市场化机构：青睐“中高端”
先聊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与早些年部分民营养老机构的“散乱差”、主要聚焦低端市场不同，近年入局的企业更青睐中高端市场。
中高端体现在哪里？支点财经记者发现，除注重居住环境、生活照料外，“医养结合”是一大亮点。
“医”指医疗，“养”指养老。这类业态通常包括一个具备持续护理功能的社区或公寓，以及一家以康复、老年病等为特色的护理院或专科医院。泰康之家便是典型案例。
近期，支点财经记者走访了位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泰康之家·楚园”，这里是泰康之家在全国设立的第六家养老社区，于去年12月正式运营。
楚园建筑面积达19.25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1000户养老单元，还配建了约120张床位的二级康复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楚园第一期开放的200余户已全被预订，对象多是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工业企业退休人士，其中70岁以上占比65.5%。
除医养外，这类机构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也格外下功夫。譬如泰康之家推广“时间银行”概念，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义工、教授知识等活动，将服务时长兑换成相应产品或服务，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
“企业加入高端养老市场是件好事，高中低端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反而更能促进市场细分、规范和养老服务质量提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养老机构协会秘书长李波表示。
销售层面，不同机构则有不同特征。地产系一般主推租售并举，相对简单。而保险系企业的养老项目则有保险联动制、押金制等多个模式。 比如，获取“泰康之家·楚园”的入住权有两种方式。一是与公司保险产品关联，购买泰康人寿相关保险产品后，可锁定社区入住权；二是缴纳楚园社区预订费用，获得一定时限内的等待入住权，预订费和押金等均可按规则退还。
通过这两种方式入住后，客户还需按不同户型支付月费，月费涵盖房屋及设备设施使用、居家生活能耗、文娱康体活动、乐泰学院课程、专属管家、健康管理等服务内容，但不包括餐饮、护理等需求。
太平人寿位于上海的“梧桐人家”项目，也采用了类似模式。该项目一是面向保险客户，购买相关产品达一定金额才能获得入住权；另一种则是会籍制，根据不同房型支付不等费用才能获得入住权。客户入住后，再根据具体情况收取不同档次的费用。
“公建民营”激发新活力
说完市场化养老机构，再聊聊“公建民营”。
一直以来，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其实做得“很累”——此类机构担负着一定的民生保障功能，收费受到严控，机构收入、人员负担相对较大。
于是，公建民营被视为出路之一。一方面，民营资本进入，能缓解公办机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更加灵活，能带来更多先进管理经验。武汉市民政局提供给支点财经的资料显示，该市已有5家公办养老机构实行了公建民营改革，具体包括PPP、委托经营、服务外包等多种模式。
去年12月，支点财经记者来到位于汉口火车站旁的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这里是全国第二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福利院大楼分A、B两座，A座为公办公营，由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运营管理。B座则为九州通人寿堂养老院，采取市场化方式为老人提供服务。
目前，九州通人寿堂拥有1200张床位，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夫妻间等，房间内有圆角家具、智能呼叫系统、助浴椅、安全扶手等一系列适老设施。支点财经记者发现，按最低单人标准计算，在此居住价格低于附近的一家城市便捷酒店。
同为全国第二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单位，2016年，武汉市新洲区社会福利院引入了武汉众联康公司，投资新建了新洲区夕阳红养老院。据了解，此前该院一度存在部分资源闲置、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等问题。
按照约定，众联康公司需完成相关设施配套，并优先保证城镇“三无”老人、优抚对象入住。“以前院里只服务几位优抚对象，大量床位闲置，现在已住进了160多位社会代养老人。”养老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除傳统意义上的专业养老机构外，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也可采取“公建民营”模式。
武汉九康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康养老”）在武汉布局了30多个社区试点养老服务，此类服务站由政府提供场地，一般在300-1000平方米左右，九康养老负责提供专业设备和人员。
江汉区唐家墩西桥社区养老服务站是其中之一。该服务站面积300多平方米，有活动室、保健区、食堂，不少附近居住的老人都来这活动和就餐。“8张床位和医疗设备都已配齐，在社区里，老人就能享受托管护理。”服务站工作人员说。
当家人有事脱不开身，比如出差或外出旅游时，可以将老人托付给服务站，根据时间长短，价格从80-120元/天不等。此外，该服务站还可以向社区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清洁、肌肉按摩等服务。
2018年，武汉提出2018-2020年布局300家覆盖社区、街道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站。这类站点一般在社区内，以50-400张床位的中小型机构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失能一般有个过程，健康、轻微失能的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部分失能的老人以社区养老为主，完全失能老人则由专业养老机构提供服务。因此，兼具社区养老、专业养老功能的老年服务企业具有获客优势。
可以想象，当这类企业切入社区养老，随着渐进式的运营及时间的演进，这些老年人也可能成为其专业养老服务的客户。
需翻过多座“大山”
尽管新玩家的民营项目已然热火朝天，但从盈利角度看，支点财经采访的多个民营机构都还没发展到“掘金”的阶段。
其一，养老机构投入巨大，盈利来源则通常为房租或床位费、护理费、餐饮及其他费用，回收周期相对漫长。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表示，一个成熟的养老社区做到收支平衡需6-8年，真正盈利则要20年以上。
其二，“地难找、租金高”制约了养老机构的发展。“在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兴办养老机构的主要困难是地点难找。即便考虑改造闲置厂房、校舍等设施，协调难度也很大。”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于是，武汉95%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用房（地）都以租赁形式经营，推高了运营成本。“武汉稍微好一点的地方，租金就要50元/平方米，30平方米就得1500元。对每位老人收3000元钱床位费，一半都得拿去交租。”九州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建明告诉支点财经。
其三，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据了解，武汉有60.14万名退休人员的月养老金低于2822元。如涉及到护理和医疗，养老费用将远超老年人承受能力，不少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只能望而却步。
对此，武汉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正在起草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相关实施方案。长护险能为住进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提供每月上千元的资金，也能支付一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费用。此举被视为提高老年人养老支付能力的途径之一。
2016年以来，国家在15个城市进行了长护险试点工作，荆门是湖北唯一试点城市。截至2018年底，该制度已覆盖荆门245万人，享受待遇人数已超过3400人，基金月人均支付2380元，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四，护理人员缺口较大。按国际惯例，每3位老人就需要1名护理人员。以中国目前4400万左右的失能老人为基数测算，需要护理员1000多万人。然而，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只有30万人取得护理员资格证，缺口达千万量级。
从结构来看，目前护理人员很多都是“4050人员”，即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下岗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养老护理人员过去至少得具备初中学历，由于人才短缺，2019年国家将该职业门槛降至“无学历要求”。
具体来说，养老护理员工作待遇低，职业前景不明，成长空间小，却需要高强度的劳动和责任心。尤其是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更要24小时不间断护理，包括做导尿、吸痰等工作，年轻人很难适应。
有调查表明，中专学历以上护理员就业一般首选公办养老机构，民营企业“抢人”难度颇大。对此，武汉已建立了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制，将居家养老护理员纳入市、区、机构三级培训体系，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的人员给予500-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以及每月100元的岗位补贴。
此外，传统养老理念也是阻碍养老机构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开头提及的陈女士，她的弟弟就坚决反对老人入住养老院，执意自己照顾中风的父亲。
可见，养老机构市场是一片蓝海，同时也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