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9年，翻译家周旭良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发现在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刀锋》中，主人公拉里的原型人物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为这一发现找了诸多根据，比如，他们都喜欢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尤其是他的《心理学原理》;他们都把财产分给了别人，选择自食其力;他们都参加过战争，并且因为战争而改变了自己;他们都不喜欢社交活动;他们一生都在苦苦寻觅安顿自己灵魂的居所……
1944年，《刀锋》出版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毛姆在小说开头时说，“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但无论如何形似，二者在精神样貌上存在极大差别。这种差别在读完小说、了解完维特根斯坦其人后，一望即知。
维特根斯坦究竟何许人也？他的一生都经历了些什么？比起了解虚构的小说情节，我们更希望知晓一个活生生的人留在这世界上的印记，何况这个人还是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座奇峰。
一、不同寻常的出身
维特根斯坦，188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族。这个犹太家族非常特殊，一直致力于淡化自己的犹太血统，甚至从家族成员身上还能嗅出一丝反犹气味，这种气味在维特根斯坦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痛苦于自己的犹太血统，一度到了自我憎恨的程度。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瘤、一种病，说犹太人“像一种有害的细菌，只要有利的环境一招手就四处传播”。
虽然在厌恶犹太人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无意中和希特勒站在了一个立场，但他并未和纳粹分子建立起任何亲密关系。在他眼中，纳粹是一群暴徒。维特根斯坦对犹太人的态度使得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因自己出生于犹太家族而有太多不利，只是有人讨厌他时会骂上一句：“那个犹太佬！”
与淡化了的犹太气味相反，维特根斯坦家族被浓浓的文化基调所笼罩。门德尔松、勃拉姆斯、马勒等大音乐家和这一家族的成员过从甚密，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音乐品位，以至于他毕其一生都认为，勃拉姆斯之后的音乐家的作品根本不值得一听，能上得了他的私人音乐家名单的，只有以下六位：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拉博。
犹太人擅于经商的论断至今都十分流行，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存在为证实这一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维特根斯坦的曾祖父摩西·迈尔是德国贵族“塞恩—维特根斯坦”的土地经理商，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808年拿破仑下令规定犹太人要有姓氏时，摩西·迈尔才随自己的雇主姓了“维特根斯坦”。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这个犹太家族早已有之，但这个姓却是从摩西·迈尔开始有的，到了维特根斯坦这里，是第四代。
第三代中，最特立独行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他从小抗拒权威，抗拒家族为他定制好的古典教育。他的抗拒不只是态度上的，而且落实到了行动。11岁尝试过离家出走;17岁写了一篇否定灵魂不朽的作文，被学校开除。后来干脆跑到纽约，做侍应生、沙龙乐师、酒吧服务生，或者各种门类的教师：小提琴、喇叭、数学、德语，一切他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当他再度回到维也纳，这些特立独行为他带来的结果是，不必追随父亲和哥哥从事资产管理，而是被鼓励做自己喜欢的实干性和技术性工作。
于是，卡尔·维特根斯坦去一所技术学校待了一年，其间参加各种见习，后来到了一家波希米亚轧钢厂做绘图员，并以惊人的速度升职，五年后成了总经理。此后十年之间，他几乎称得上是奥匈帝国最精明的工业家，公司和他个人财富的成倍成倍地增长。19世纪最后十年，他已经是整个帝国钢铁工业中的领军人物，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1898年，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卡尔·维特根斯坦退出生意场，把自己的投资转向了美国证券。十几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卡尔·维特根斯坦这一举动为家族安然度过一战后奥地利通货膨胀做出了决定性贡献。退出生意场时，卡尔·维特根斯坦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父亲。长女赫尔米勒和幼子路德维希之间差了15岁。而路德维希就是后来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那个为人熟知的天才人物维特根斯坦。
童年时，维特根斯坦不仅没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赋，反而是八个孩子中最迟钝的那一个，四岁时才开始说话。而且，和那些抗拒父亲权威的哥哥姐姐不同，维特根斯坦从小就具有和父亲一样的志趣，喜欢技术性强的游戏。比如用各种材料做一个可运转的缝纫机模型，当时他只有10岁。在性情上，他也表现得十分宜人。他以恰如其分的礼貌得到了大人们的赞美和喜爱。而这，与他成人后的行事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种反差并非没有根据，宜人性情的背后是对这种宜人的严重怀疑。八九岁时，维特根斯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关乎“真诚”。不难想到，他小时候表现出的宜人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委屈”真实的自己，谈不上“真诚”。
“真誠”二字一直处在维特根斯坦人生字典中最显眼的位置上，在与他后来的老师罗素的通信中，“真诚”屡屡出现。可以说，这两字构成了他除哲学之外最常思考的命题。维特根斯坦思考的“谎言”和“真诚”问题，不是简单的诸如干了坏事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说一个人是否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压倒一切地要求自己必须是真诚的，是否应当真实地做自己。成年后的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是个不恰当的提问，因此不能回答。真诚，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不该就此提出疑问。
意识到这一点的维特根斯坦，决心不隐藏“自己之所是”。这也是他从一个“宜人”的人转向真实的人的重要拐点，也是他将来无论在谁面前都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吐为快的根本动机。以至于后来在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不能理解他的论文的主考官，他毫不客气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罗素、摩尔。而这二者丝毫不认为这有任何失礼之处，因为维特根斯坦说的是实话。
二、和罗素的相识与分离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不仅给自己的孩子们创造了财富，还制造了一系列灾难。他以强权要求孩子们从事他所规定的事务，毫不考虑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在这种家教氛围下，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哥都选择了自杀。虽然自杀的具体原因各异，但究其本质，与从小身处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维特根斯坦一生中也不时有自杀的冲动，对此，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但他还是屡屡获得活下来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是机缘，有的是他自己给出的。 最初挽救他生命的是当时极具声望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罗素。他们相遇的时间是1911年，维特根斯坦刚二十出头。此时，他正在读航空学专业，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罗素的一本书，叫《数学原则》。罗素深知这本书就某些数学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但还不足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于是，在书的结尾处，他写道：
此困难的完全解决会是什么，我尚未成功地发现;但因其损害了推理的终极基础，我诚挚地提请每一个逻辑学学生注意对之的研究。
正是这段话给了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生命中出场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自我拯救和自我发现的机会。
1911年10月18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羅素办公室里，维特根斯坦私自出现了。第一次见面后，罗素给他当时的情人奥特琳写信说：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
此后，关于这个陌生德国人的消息不时出现在他给奥特琳的信中。提及时，罗素的口吻在欣赏和不耐烦之间来回切换，由此可见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复杂心态。他起初称他是笨蛋，后来又称他是天才。无论是笨蛋维特根斯坦还是天才维特根斯坦，他的顽固、执拗、爱争辩、自以为是等，都被罗素一一记录在案。同时记录在案的还有：
爱好文学，非常爱好音乐，举止宜人……而且，我觉得真是聪明……
我开始喜欢他了……
我爱他。
在读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篇手稿后，罗素猛然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爱徒，可以接着他的道路继续探索逻辑问题的那种爱徒。他把他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这种被另眼相看的待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认可，而且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换句话说，罗素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蜜月期”。这期间，维特根斯坦课上课下都会找罗素谈论哲学问题，罗素会带他参与到学者们的各种沙龙中开阔眼界。在别人眼中，维特根斯坦早已是罗素当之无愧的接班人，罗素也对此十分确信，只有维特根斯坦似乎未曾这样想过。而罗素决心放弃维特根斯坦这个接班人则要等到他意识到他们在思考维度上存在分歧之后。
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说，他很欣赏这句话：“若一人赢得整个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于他又有何益。”维特根斯坦对这句话的欣赏态度令罗素很惊讶，他一直以为维特根斯坦和自己一样，对灵魂的有无抱有怀疑，没想到他的爱徒的想法竟然和他背道而驰，竟然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事业都重要。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这个原因后来发酵成了宗教问题和信仰问题。罗素不喜欢基督徒，终其一生对宗教都持批判态度。直到1927年，他还致力于在各地进行反基督教的一系列演讲，因此还诞生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罗素认为宗教有两种危害：一，宗教让不同信仰之间互生敌意，有损世界和平;二，宗教影响国家教育，有损青年心智发展。对这样的结论，他进行了详细阐释，这些阐释都建基于一个态度：不信。
和罗素相反，维特根斯坦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神秘领域，这个神秘领域不可言说，只能默会。因此，在他的语言哲学理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这样的：“能说出的东西能清楚地说出;不能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而这也正是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全部精髓。至于宗教，维特根斯坦认为其意义在于摆脱烦恼，给人以不在乎会发生什么的勇气。
停留在逻辑问题上的罗素当然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需要对之保持沉默的神秘领域究竟是什么。在他的头脑中，并不存在沉默和神秘，或者说，罗素的使命就是杀死沉默和神秘，让一切都可以言说可以显现，这才是哲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不过，罗素出于对维特根斯坦的欣赏，在出版《逻辑哲学论》一事上可以说尽心尽力，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仅没有言中要害，甚至还曲解了他的意思，但这篇序言对该书出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维特根斯坦，许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花钱印刷他的作品，最终只有一家出版社勉强答应了，前提是，必须保留罗素的序。
三、在战争中自我救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谁也没有料到维特根斯坦这个潜心研究哲学问题的人竟然会选择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他的确是个爱国者，但让他决心加入军队的，是一个私人理由。
他的姐姐赫尔米勒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为了让自己经受一点困难的事，做一些和纯智力工作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有助于他转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一判断没错，维特根斯坦认为直面死亡将会让他更好地改进自己，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也许就像孟德斯鸠说的，“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比起自杀，他更愿意选择战死沙场这种体面的死法。
无论如何，他在1914年8月7日，也就是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入伍了。他被编入了东线的一个炮兵团，他起初为此感到兴奋，但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和那些士兵完全是两类人的时候，便表现出了极度的难以忍受。他断言那些士兵是一伙罪犯，“对任何事都没有热情。难以置信地粗鲁、愚蠢和恶毒”。在维特根斯坦眼中，这些人都是“非人”。
炮火连天，自杀的念头又浮上脑海。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这本脱胎于《圣经》的小册子拯救了维特根斯坦的性命。很显然，这个一直被罗素引以为傲的学生开始直接接触信仰了。他不仅成了一个信徒，甚至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他向每一个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的人极力推荐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并在后来告诉朋友费克尔，“如果你不熟悉它，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
战争中的维特根斯坦一面克服着自杀的念头，一面继续哲学思考。他那本晦涩难懂的《逻辑哲学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他一面记录，一面把记录下来的手稿誊抄后寄给罗素，因为他时刻提防自己命不久矣，这对一个身处战场的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何况还是一个时常有自杀念头的士兵。他嘱咐罗素，如果自己不能活着回去，就一定要想办法把手稿原封不动地出版，让自己的思想大白于天下。 研究哲学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但渴望在困难中转变自己的想法又要求他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感受死亡。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渴望的这两件事竟然都实现了。
在对特伦蒂诺山区的英法意军队发起进攻时，他作为观察哨所上站岗的哨兵，一直在敌人黑洞洞的枪炮口下工作，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危险的岗位。夜里炮击猛烈，他异常紧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渴求是如此强烈。但他的紧张只留给了自己，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冷静、沉稳、反应灵敏、勇敢无畏的好兵。因此，进攻结束后，他被授予剑条军事勋章。这一年，已经是1918年。这也是他人生中经历的最后一次进攻。
随着战争的结束，1918年夏，《邏辑哲学论》在一所位于萨尔茨堡附近哈莱恩的房子里画下了句号。此后，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友人们开始为该书的出版四处奔波。求理解而不得的痛苦再一次将维特根斯坦推向了自我怀疑。
四、这本难产的书究竟讲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这本千辛万苦才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而出版之后又无人能参透的《逻辑哲学论》究竟讲了什么？这当然不是普通人能说清楚的。但我们可以就其形式和核心内容尝试着做一些理解。
形式上，该书采用十进制编码，将每一段论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其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作者对哲学本身的看法上。在4.112条中，他写道：
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本身从本质上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
其实，这种哲学观是早期分析哲学致思方向的一个概括。
这种哲学观可以进一步阐释为：
第一，哲学不再以构建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是以澄清思想为目的。以往哲学家构建宏大体系之所以最终令人生厌，使哲学裹足不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规定好自己的任务。他们研究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因此，维特根斯坦提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其目的在于澄清我们的思想。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清楚的思想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又可以把那些没有意义的哲学思想同科学思想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哲学应当采取不同于科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
关于逻辑分析方法，首先分析哲学的两位先驱人物弗雷格和罗素，一方面是数理逻辑的创立者，另一方面是将逻辑分析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哲学领域的典范，维特根斯坦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自己从这两位先驱的成果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不过，维特根斯坦没有像他们二人那样假定日常语言有逻辑缺陷，相反，他主张：“事实上，我们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命题，正如它们本来的那样，在逻辑上是完全有条理的。”
借助逻辑分析的手段，拨开语言的伪装，找到隐藏在日常用语背后的真正逻辑形式是维特根斯坦提倡我们要做的。他欣赏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但不同意后者关于理想语言的构想。他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命题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完全的分析。”从逻辑上对命题进行分析的工作就是哲学的工作。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仅限于澄清问题本身，而不再有构造替代性的理论体系或语言系统的功能。
他说：“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讨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他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神秘领域，这个领域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不可言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它交给沉默。这样一个领域的存在自有其价值，它的模糊性恰似人类行走时所需要的摩擦力，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一个人执着于用语言对其加以描述，得到的一定是失望，所以维特根斯坦劝我们：“不要再痴迷于纯之又纯的先天秩序、绝对清晰的逻辑定义了，回到日常生活这块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五、作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
维特根斯坦是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苦难的人。从战场上下来，他有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前往一个位于奥地利南部山区的纯粹的村子里当小学教师。这个决定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大跌眼镜。更让他们诧异的是，1919年9月，经公证人公证，维特根斯坦把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了哥哥保尔和两个姐姐。这一次，他彻底从自己的特权背景中走了出来。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尤其是来自亲人的“接济”，甚至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把姐姐寄来的食物和金钱拒之门外。
一面教书，一面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逻辑哲学论》难以出版的消息，一面与自杀的念头斗争，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推着他进一步走向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他把自己的不良状态归结为一个原因：“我没有信仰！”
作为教师的维特根斯坦给特拉滕巴赫当地人留下了“怪异”的印象。村民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他是个有钱的男爵。村民不理解，这样一个有钱的男爵为什么来这个偏僻贫穷的地方自讨苦吃。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位男爵将把他们的孩子引向何处。
他精力充沛，教学方法与众不同。教解剖学的时候，就真的搭起一只猫的骨架;教天文学知识，就带着学生在夜晚凝望夜空;教植物学时，就一起到乡间漫步，识草木之名;教建筑学，就往维也纳的方向走去，沿途辨认各种建筑风格……这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最应该的教学方法却成了村民指认他怪异的原因。
与他的教学有方相反，他对那些没有天分的孩子表现出了“暴君”的一面。即便是女孩，只要她们在学习上显得愚笨、被动，维特根斯坦就会毫不留情地抓住她们的头发拽来拽去，甚至施以巴掌。这些粗鲁举动让村民们气愤至极，他们不理解为何一个女孩子不可以对数学无动于衷。
这种局面的结束得益于一个契机。一次，维特根斯坦打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当即晕倒在地，维特根斯坦不知如何面对，趁乱跑了。他回到了他“应当”去的维也纳，那里有他的朋友们，虽然也是一群不能理解他的人。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通过了由罗素和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此后，他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并于1939年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 他因自己独有的讲课风格而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讲课没有讲稿，常常讲到中途就停下来作冥思苦想状，甚至干脆坐下来盯着自己的手发呆。他还常在课堂上咒骂自己，“我真是个傻瓜！”
课堂上的维特根斯坦决不给出任何哲学理论，而是给出豁免于理论所需要的方法。他提醒学生注意语言的边界，“我们不达到事物的地步，而是触到一个我们不能再前进的地方，一个我们不能再提问的地方。”
在剑桥教书的日子里，维特根斯坦重新梳理了他的哲学工作。他认为，哲学家的使命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建造一栋房子，而仅仅是“收拾屋子”。哲学的谜题不是用来回答的，而是用来消解的。如果继续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待哲学，不仅是对科学的滥用，也终将在哲学中迷失。他感觉自己身处文化衰落的时代，哲学家头顶的光环正在消失。
但就他个人而言，依旧步履不停。他走上了否定《逻辑哲学论》的道路，这意味着思想的一次重要更新。他明确告诉正在张罗以新的方式出版这本书的好友石里克：这本书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现在不同意的陈述！”尤其是对“基本命题”和“对象”的谈论。从这种否定中，维特根斯坦酝酿出了后期在语言哲学上的重要主张，即“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孩子开始使用词语时的语言形式。研究语言游戏，就是研究语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语言。”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已经从“基本命题”和“对象”的纯理论方向转到了语言实践上。这种转向为人们避开了这样一种哲学困惑，即丢开语言在生活之流中的处境，孤立地考虑语言。
虽然在语言哲学方面的主张发生了变化，但落实在纸上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快速运转的头脑总会让每一个业已形成的表述难免于被推倒重来的命运。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他先把论述写进小笔记本，然后挑出最好的，写进大笔记本，接着做进一步挑选，向记录员口述，得到打字稿之后，他会重新排列，然后，整个过程再来一遍。
这一操作持续了20年，但最终仍旧没有达到维特根斯坦想要的结果。他去世后，为他整理遗稿的人发现，只要经过恰当的排列组合，这些遗稿可以形成不同的几本书，但没有一本是彻底完成了的。
就在朝着自己的哲学新主张进发的同时，他又有了彻底放弃学术生活的念头。他希望和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好友斯金纳前往俄国，做一份体力活。他对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见充满向往，但这时的俄国，严格来讲是苏联，能给他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
那是1935年夏天，马克思主义在剑桥风起云涌，不少老师和学生带着朝圣的心情希望到苏联开开眼界。然而，维特根斯坦在苏联待了没多久就回到了剑桥，对于自己在苏联的见闻，他一直讳莫如深。
1936年8月，他去了挪威。在那里，他一面思考上帝，一面继续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思考。这一时期形成的稿件大致构成了最终出版的《哲学研究》的前四分之一。有趣的是，这部书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錄》中的话，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对《忏悔录》十分推崇，更准确地说，是对“忏悔”十分推崇。
他一生都在防范自己的不得体，也就是骄傲。他曾这样自我警戒：“必须拆毁你的骄傲之殿。而那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他要做得体的人，写得体的哲学，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因为那太痛苦、不愿降入自身之中，写作时就脱不了肤浅”。
他谨防自己在灵魂深处犯下罪，这种谨防在他八九岁时提出那个关于说谎的问题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他最终走上了不同于罗素的思考路径。对他而言，哲学不是要说清楚什么，恰恰是要明白什么事情不能言说。妨碍一个人进行哲学思考的，不是他的智识，而是他的骄傲。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维特根斯坦的“集中忏悔期”。他不时给朋友去信，在信中如实交代自己犯下的罪，或者约他们当面聆听他的忏悔。然而，朋友们给的反馈却是，那些所谓罪行不过是些疏漏，远远够不上“罪”。
不过，其中确实有一桩值得忏悔的罪过，发生在维特根斯坦做小学教师期间。他被村民起诉，罪名是施暴，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暴力。在法庭上，维特根斯坦撒了谎。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于是，在“集中忏悔期”，他出现在了奥特塔尔村民们的门阶上，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几个孩子当面道歉。大部分孩子和家长十分大度，只有一个女孩的回应表现出了某种轻蔑。
此后的人生中，忏悔、赎罪、灵魂、信仰等字眼依然是维特根斯坦逃不开的主题，他认为自己要想从罪中得救，光有智慧是不够的，他需要的是信仰，是上帝的爱。
六、政治风波及风波之后
真正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遇到麻烦是在1938年。这一年，希特勒开始着手落实他对奥地利的政策。3月11日，他宣布奥地利是纳粹统治下的独立邦国。可是转天，也就是3月12日，奥地利就被宣布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这一转变，对维特根斯坦家族而言意味深长，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也猛然意识到了作为德国人却拥有犹太血统又意味着什么。
3月14日，希特勒在维也纳举行胜利游行的这一天，维特根斯坦的好友斯拉法写信给他，详细告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处境。斯拉法认为，维特根斯坦目前最好的选择是离开奥地利，回到英格兰，拿到英国国籍，确保无忧。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斯拉法强调：千万不能去维也纳。维特根斯坦按照斯拉法说的做了。
为了获得英国国籍，维特根斯坦不得不说服自己回到剑桥大学，承担某个学术职位。无论他多么讨厌剑桥的教师生活，毕竟比起做个德国犹太人，在剑桥教书的处境会稍好一些。1939年6月2日，他获得了英国护照，紧接着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的身份成为英国公民。
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同时，他忧心着自己的亲人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突变。
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家族极力撇清自己的犹太血统，比以往更甚。他们为纳粹党人提供各种可供证明自己“非犹太血统”的证据，为的就是免于被关到集中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人脉为维特根斯坦家族赢得了喘息之机：大笔家族财富从瑞士转到德国国家银行，“家谱研究部”最终开出证明，说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人要么是德国血统，要么是犹太混血，而不是什么犹太人。此时已经是1939年8月。 风波过后，维特根斯坦眼前要面对的是在剑桥的教师生涯。在此期间，他开始对科学偶像化现象作出反思，他认为，科学偶像化是文化衰落的重要表征，甚至是助因之一。以此为立场，他收获了大批“敌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阿兰·图灵。
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反思逐渐扩大到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在与一位朋友就“哲学的意义”展开讨论时，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果哲学只是看似有理地讨论深奥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改进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思考，那么哲学就没有意义。
大概是知音难觅，剑桥的气氛让维特根斯坦有种窒息感，他急切地想要逃离。机会来的时候是1941年9月。他通过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弟弟约翰·赖尔得到了一份工作——在盖斯医院做药房勤务工，主要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病房的病人们。不久后，他被调到制造实验室当制药技师。当时的一个职员称，维特根斯坦做出来的拉萨尔软膏好得前所未见。
在剑桥之外，他依旧没有停止思考，尤其是关于《哲学研究》这本写了多年却仍未完成的书。最终，这本书在1945年有了基本样貌。这一年也是二战结束的一年，战争中技术的使用让维特根斯坦更加坚信：人类正在奔向灾难——机械杀人已成常态，技术封神指日可待。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進步的无底线信任。这一切都把人拉向生活尽头，可悲的是，人们还以为那才是理想的应许之地。
与时代潮流相反，维特根斯坦始终以宗教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一位名叫摩根的牧师曾经问维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说：“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维特根斯坦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所说的信仰上帝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即以宗教态度对待生活。
七、“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包括一篇书评、一本儿童辞典、一本75页的《逻辑哲学论》。他最主要的思想都集中在了《逻辑哲学论》里。
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充满自信，同时又因为知音难觅而陷入自我怀疑。当他开口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可以滔滔不绝，但当他一个人陷入沉思的时候，自我否定就像魔鬼一样不时找上门来。这样一个天才人物饱受精神折磨，他最终没有和哥哥们一样选择自尽，而是以坚强的心灵走过了完整的一生。
1951年4月29日，身患前列腺癌的维特根斯坦在好友比万医生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的一生被罗素称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富有激情、深刻、炽热并且有统治力。
无论是他的哲学观点，还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都让当时和后世的人惊愕不已。他写了一本没人能读懂的书，他做了很多没人能理解的选择，而这些，让他成为他自己。对这样的一个自己，他有时会羞于承认，当他离开剑桥大学的讲台跑去盖斯医院做勤务工的时候，有人问他：“请问您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吗？”他脸色刷白，冷冷地回了一句：“别告诉别人我是谁。”
晚年，这位出身豪门的哲学天才延续了他自愿选择的清贫生活，并在清贫中度过了余生。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可是谁能想象，在这个人幸福的一生中，有过无数个“结束幸福”的念头。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天才的意思是，他在学术上具有别人没有的洞见，他把天之所赋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灵敏的猎手，把每一个灵感闪现的瞬间都捕捉到了自己手中。这样的天才人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屈指可数。
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一步步从自己原有的优渥家庭中走出，放弃名利，一心扑在哲学思考上。而当哲学思考把他引向逼仄的小路上时，他又能以做体力活的方式让自己暂时放下头脑中的沉重负担。
他为了灵魂的救赎，甘愿冒险参战，在战争中感受人生的巨大苦难，从苦难中爬起，像个顶天立地的人一样站起来。他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主动选择人生道路并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起后果的真正的自由人。他留给世人的，远不止晦涩难懂的哲学主张，更多的是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当永远心存敬意，他度过了属于自己的虔诚的宗教性的一生。
责编：梁红
1944年，《刀锋》出版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毛姆在小说开头时说，“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但无论如何形似，二者在精神样貌上存在极大差别。这种差别在读完小说、了解完维特根斯坦其人后，一望即知。
维特根斯坦究竟何许人也？他的一生都经历了些什么？比起了解虚构的小说情节，我们更希望知晓一个活生生的人留在这世界上的印记，何况这个人还是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座奇峰。
一、不同寻常的出身
维特根斯坦，188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族。这个犹太家族非常特殊，一直致力于淡化自己的犹太血统，甚至从家族成员身上还能嗅出一丝反犹气味，这种气味在维特根斯坦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痛苦于自己的犹太血统，一度到了自我憎恨的程度。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瘤、一种病，说犹太人“像一种有害的细菌，只要有利的环境一招手就四处传播”。
虽然在厌恶犹太人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无意中和希特勒站在了一个立场，但他并未和纳粹分子建立起任何亲密关系。在他眼中，纳粹是一群暴徒。维特根斯坦对犹太人的态度使得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因自己出生于犹太家族而有太多不利，只是有人讨厌他时会骂上一句：“那个犹太佬！”
与淡化了的犹太气味相反，维特根斯坦家族被浓浓的文化基调所笼罩。门德尔松、勃拉姆斯、马勒等大音乐家和这一家族的成员过从甚密，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音乐品位，以至于他毕其一生都认为，勃拉姆斯之后的音乐家的作品根本不值得一听，能上得了他的私人音乐家名单的，只有以下六位：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拉博。
犹太人擅于经商的论断至今都十分流行，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存在为证实这一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维特根斯坦的曾祖父摩西·迈尔是德国贵族“塞恩—维特根斯坦”的土地经理商，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808年拿破仑下令规定犹太人要有姓氏时，摩西·迈尔才随自己的雇主姓了“维特根斯坦”。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这个犹太家族早已有之，但这个姓却是从摩西·迈尔开始有的，到了维特根斯坦这里，是第四代。
第三代中，最特立独行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他从小抗拒权威，抗拒家族为他定制好的古典教育。他的抗拒不只是态度上的，而且落实到了行动。11岁尝试过离家出走;17岁写了一篇否定灵魂不朽的作文，被学校开除。后来干脆跑到纽约，做侍应生、沙龙乐师、酒吧服务生，或者各种门类的教师：小提琴、喇叭、数学、德语，一切他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当他再度回到维也纳，这些特立独行为他带来的结果是，不必追随父亲和哥哥从事资产管理，而是被鼓励做自己喜欢的实干性和技术性工作。
于是，卡尔·维特根斯坦去一所技术学校待了一年，其间参加各种见习，后来到了一家波希米亚轧钢厂做绘图员，并以惊人的速度升职，五年后成了总经理。此后十年之间，他几乎称得上是奥匈帝国最精明的工业家，公司和他个人财富的成倍成倍地增长。19世纪最后十年，他已经是整个帝国钢铁工业中的领军人物，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1898年，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卡尔·维特根斯坦退出生意场，把自己的投资转向了美国证券。十几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卡尔·维特根斯坦这一举动为家族安然度过一战后奥地利通货膨胀做出了决定性贡献。退出生意场时，卡尔·维特根斯坦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父亲。长女赫尔米勒和幼子路德维希之间差了15岁。而路德维希就是后来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那个为人熟知的天才人物维特根斯坦。
童年时，维特根斯坦不仅没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赋，反而是八个孩子中最迟钝的那一个，四岁时才开始说话。而且，和那些抗拒父亲权威的哥哥姐姐不同，维特根斯坦从小就具有和父亲一样的志趣，喜欢技术性强的游戏。比如用各种材料做一个可运转的缝纫机模型，当时他只有10岁。在性情上，他也表现得十分宜人。他以恰如其分的礼貌得到了大人们的赞美和喜爱。而这，与他成人后的行事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种反差并非没有根据，宜人性情的背后是对这种宜人的严重怀疑。八九岁时，维特根斯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关乎“真诚”。不难想到，他小时候表现出的宜人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委屈”真实的自己，谈不上“真诚”。
“真誠”二字一直处在维特根斯坦人生字典中最显眼的位置上，在与他后来的老师罗素的通信中，“真诚”屡屡出现。可以说，这两字构成了他除哲学之外最常思考的命题。维特根斯坦思考的“谎言”和“真诚”问题，不是简单的诸如干了坏事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说一个人是否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压倒一切地要求自己必须是真诚的，是否应当真实地做自己。成年后的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是个不恰当的提问，因此不能回答。真诚，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不该就此提出疑问。
意识到这一点的维特根斯坦，决心不隐藏“自己之所是”。这也是他从一个“宜人”的人转向真实的人的重要拐点，也是他将来无论在谁面前都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吐为快的根本动机。以至于后来在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不能理解他的论文的主考官，他毫不客气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罗素、摩尔。而这二者丝毫不认为这有任何失礼之处，因为维特根斯坦说的是实话。
二、和罗素的相识与分离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不仅给自己的孩子们创造了财富，还制造了一系列灾难。他以强权要求孩子们从事他所规定的事务，毫不考虑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在这种家教氛围下，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哥都选择了自杀。虽然自杀的具体原因各异，但究其本质，与从小身处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维特根斯坦一生中也不时有自杀的冲动，对此，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但他还是屡屡获得活下来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是机缘，有的是他自己给出的。 最初挽救他生命的是当时极具声望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罗素。他们相遇的时间是1911年，维特根斯坦刚二十出头。此时，他正在读航空学专业，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罗素的一本书，叫《数学原则》。罗素深知这本书就某些数学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但还不足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于是，在书的结尾处，他写道：
此困难的完全解决会是什么，我尚未成功地发现;但因其损害了推理的终极基础，我诚挚地提请每一个逻辑学学生注意对之的研究。
正是这段话给了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生命中出场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自我拯救和自我发现的机会。
1911年10月18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羅素办公室里，维特根斯坦私自出现了。第一次见面后，罗素给他当时的情人奥特琳写信说：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
此后，关于这个陌生德国人的消息不时出现在他给奥特琳的信中。提及时，罗素的口吻在欣赏和不耐烦之间来回切换，由此可见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复杂心态。他起初称他是笨蛋，后来又称他是天才。无论是笨蛋维特根斯坦还是天才维特根斯坦，他的顽固、执拗、爱争辩、自以为是等，都被罗素一一记录在案。同时记录在案的还有：
爱好文学，非常爱好音乐，举止宜人……而且，我觉得真是聪明……
我开始喜欢他了……
我爱他。
在读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篇手稿后，罗素猛然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爱徒，可以接着他的道路继续探索逻辑问题的那种爱徒。他把他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这种被另眼相看的待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认可，而且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换句话说，罗素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蜜月期”。这期间，维特根斯坦课上课下都会找罗素谈论哲学问题，罗素会带他参与到学者们的各种沙龙中开阔眼界。在别人眼中，维特根斯坦早已是罗素当之无愧的接班人，罗素也对此十分确信，只有维特根斯坦似乎未曾这样想过。而罗素决心放弃维特根斯坦这个接班人则要等到他意识到他们在思考维度上存在分歧之后。
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说，他很欣赏这句话：“若一人赢得整个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于他又有何益。”维特根斯坦对这句话的欣赏态度令罗素很惊讶，他一直以为维特根斯坦和自己一样，对灵魂的有无抱有怀疑，没想到他的爱徒的想法竟然和他背道而驰，竟然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事业都重要。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这个原因后来发酵成了宗教问题和信仰问题。罗素不喜欢基督徒，终其一生对宗教都持批判态度。直到1927年，他还致力于在各地进行反基督教的一系列演讲，因此还诞生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罗素认为宗教有两种危害：一，宗教让不同信仰之间互生敌意，有损世界和平;二，宗教影响国家教育，有损青年心智发展。对这样的结论，他进行了详细阐释，这些阐释都建基于一个态度：不信。
和罗素相反，维特根斯坦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神秘领域，这个神秘领域不可言说，只能默会。因此，在他的语言哲学理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这样的：“能说出的东西能清楚地说出;不能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而这也正是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全部精髓。至于宗教，维特根斯坦认为其意义在于摆脱烦恼，给人以不在乎会发生什么的勇气。
停留在逻辑问题上的罗素当然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需要对之保持沉默的神秘领域究竟是什么。在他的头脑中，并不存在沉默和神秘，或者说，罗素的使命就是杀死沉默和神秘，让一切都可以言说可以显现，这才是哲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不过，罗素出于对维特根斯坦的欣赏，在出版《逻辑哲学论》一事上可以说尽心尽力，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仅没有言中要害，甚至还曲解了他的意思，但这篇序言对该书出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维特根斯坦，许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花钱印刷他的作品，最终只有一家出版社勉强答应了，前提是，必须保留罗素的序。
三、在战争中自我救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谁也没有料到维特根斯坦这个潜心研究哲学问题的人竟然会选择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他的确是个爱国者，但让他决心加入军队的，是一个私人理由。
他的姐姐赫尔米勒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为了让自己经受一点困难的事，做一些和纯智力工作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有助于他转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一判断没错，维特根斯坦认为直面死亡将会让他更好地改进自己，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也许就像孟德斯鸠说的，“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比起自杀，他更愿意选择战死沙场这种体面的死法。
无论如何，他在1914年8月7日，也就是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入伍了。他被编入了东线的一个炮兵团，他起初为此感到兴奋，但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和那些士兵完全是两类人的时候，便表现出了极度的难以忍受。他断言那些士兵是一伙罪犯，“对任何事都没有热情。难以置信地粗鲁、愚蠢和恶毒”。在维特根斯坦眼中，这些人都是“非人”。
炮火连天，自杀的念头又浮上脑海。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这本脱胎于《圣经》的小册子拯救了维特根斯坦的性命。很显然，这个一直被罗素引以为傲的学生开始直接接触信仰了。他不仅成了一个信徒，甚至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他向每一个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的人极力推荐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并在后来告诉朋友费克尔，“如果你不熟悉它，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
战争中的维特根斯坦一面克服着自杀的念头，一面继续哲学思考。他那本晦涩难懂的《逻辑哲学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他一面记录，一面把记录下来的手稿誊抄后寄给罗素，因为他时刻提防自己命不久矣，这对一个身处战场的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何况还是一个时常有自杀念头的士兵。他嘱咐罗素，如果自己不能活着回去，就一定要想办法把手稿原封不动地出版，让自己的思想大白于天下。 研究哲学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但渴望在困难中转变自己的想法又要求他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感受死亡。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渴望的这两件事竟然都实现了。
在对特伦蒂诺山区的英法意军队发起进攻时，他作为观察哨所上站岗的哨兵，一直在敌人黑洞洞的枪炮口下工作，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危险的岗位。夜里炮击猛烈，他异常紧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渴求是如此强烈。但他的紧张只留给了自己，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冷静、沉稳、反应灵敏、勇敢无畏的好兵。因此，进攻结束后，他被授予剑条军事勋章。这一年，已经是1918年。这也是他人生中经历的最后一次进攻。
随着战争的结束，1918年夏，《邏辑哲学论》在一所位于萨尔茨堡附近哈莱恩的房子里画下了句号。此后，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友人们开始为该书的出版四处奔波。求理解而不得的痛苦再一次将维特根斯坦推向了自我怀疑。
四、这本难产的书究竟讲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这本千辛万苦才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而出版之后又无人能参透的《逻辑哲学论》究竟讲了什么？这当然不是普通人能说清楚的。但我们可以就其形式和核心内容尝试着做一些理解。
形式上，该书采用十进制编码，将每一段论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其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作者对哲学本身的看法上。在4.112条中，他写道：
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本身从本质上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
其实，这种哲学观是早期分析哲学致思方向的一个概括。
这种哲学观可以进一步阐释为：
第一，哲学不再以构建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是以澄清思想为目的。以往哲学家构建宏大体系之所以最终令人生厌，使哲学裹足不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规定好自己的任务。他们研究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因此，维特根斯坦提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其目的在于澄清我们的思想。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清楚的思想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又可以把那些没有意义的哲学思想同科学思想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哲学应当采取不同于科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
关于逻辑分析方法，首先分析哲学的两位先驱人物弗雷格和罗素，一方面是数理逻辑的创立者，另一方面是将逻辑分析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哲学领域的典范，维特根斯坦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自己从这两位先驱的成果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不过，维特根斯坦没有像他们二人那样假定日常语言有逻辑缺陷，相反，他主张：“事实上，我们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命题，正如它们本来的那样，在逻辑上是完全有条理的。”
借助逻辑分析的手段，拨开语言的伪装，找到隐藏在日常用语背后的真正逻辑形式是维特根斯坦提倡我们要做的。他欣赏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但不同意后者关于理想语言的构想。他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命题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完全的分析。”从逻辑上对命题进行分析的工作就是哲学的工作。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仅限于澄清问题本身，而不再有构造替代性的理论体系或语言系统的功能。
他说：“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讨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他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神秘领域，这个领域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不可言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它交给沉默。这样一个领域的存在自有其价值，它的模糊性恰似人类行走时所需要的摩擦力，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一个人执着于用语言对其加以描述，得到的一定是失望，所以维特根斯坦劝我们：“不要再痴迷于纯之又纯的先天秩序、绝对清晰的逻辑定义了，回到日常生活这块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五、作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
维特根斯坦是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苦难的人。从战场上下来，他有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前往一个位于奥地利南部山区的纯粹的村子里当小学教师。这个决定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大跌眼镜。更让他们诧异的是，1919年9月，经公证人公证，维特根斯坦把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了哥哥保尔和两个姐姐。这一次，他彻底从自己的特权背景中走了出来。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尤其是来自亲人的“接济”，甚至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把姐姐寄来的食物和金钱拒之门外。
一面教书，一面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逻辑哲学论》难以出版的消息，一面与自杀的念头斗争，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推着他进一步走向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他把自己的不良状态归结为一个原因：“我没有信仰！”
作为教师的维特根斯坦给特拉滕巴赫当地人留下了“怪异”的印象。村民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他是个有钱的男爵。村民不理解，这样一个有钱的男爵为什么来这个偏僻贫穷的地方自讨苦吃。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位男爵将把他们的孩子引向何处。
他精力充沛，教学方法与众不同。教解剖学的时候，就真的搭起一只猫的骨架;教天文学知识，就带着学生在夜晚凝望夜空;教植物学时，就一起到乡间漫步，识草木之名;教建筑学，就往维也纳的方向走去，沿途辨认各种建筑风格……这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最应该的教学方法却成了村民指认他怪异的原因。
与他的教学有方相反，他对那些没有天分的孩子表现出了“暴君”的一面。即便是女孩，只要她们在学习上显得愚笨、被动，维特根斯坦就会毫不留情地抓住她们的头发拽来拽去，甚至施以巴掌。这些粗鲁举动让村民们气愤至极，他们不理解为何一个女孩子不可以对数学无动于衷。
这种局面的结束得益于一个契机。一次，维特根斯坦打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当即晕倒在地，维特根斯坦不知如何面对，趁乱跑了。他回到了他“应当”去的维也纳，那里有他的朋友们，虽然也是一群不能理解他的人。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通过了由罗素和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此后，他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并于1939年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 他因自己独有的讲课风格而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讲课没有讲稿，常常讲到中途就停下来作冥思苦想状，甚至干脆坐下来盯着自己的手发呆。他还常在课堂上咒骂自己，“我真是个傻瓜！”
课堂上的维特根斯坦决不给出任何哲学理论，而是给出豁免于理论所需要的方法。他提醒学生注意语言的边界，“我们不达到事物的地步，而是触到一个我们不能再前进的地方，一个我们不能再提问的地方。”
在剑桥教书的日子里，维特根斯坦重新梳理了他的哲学工作。他认为，哲学家的使命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建造一栋房子，而仅仅是“收拾屋子”。哲学的谜题不是用来回答的，而是用来消解的。如果继续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待哲学，不仅是对科学的滥用，也终将在哲学中迷失。他感觉自己身处文化衰落的时代，哲学家头顶的光环正在消失。
但就他个人而言，依旧步履不停。他走上了否定《逻辑哲学论》的道路，这意味着思想的一次重要更新。他明确告诉正在张罗以新的方式出版这本书的好友石里克：这本书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现在不同意的陈述！”尤其是对“基本命题”和“对象”的谈论。从这种否定中，维特根斯坦酝酿出了后期在语言哲学上的重要主张，即“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孩子开始使用词语时的语言形式。研究语言游戏，就是研究语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语言。”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已经从“基本命题”和“对象”的纯理论方向转到了语言实践上。这种转向为人们避开了这样一种哲学困惑，即丢开语言在生活之流中的处境，孤立地考虑语言。
虽然在语言哲学方面的主张发生了变化，但落实在纸上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快速运转的头脑总会让每一个业已形成的表述难免于被推倒重来的命运。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他先把论述写进小笔记本，然后挑出最好的，写进大笔记本，接着做进一步挑选，向记录员口述，得到打字稿之后，他会重新排列，然后，整个过程再来一遍。
这一操作持续了20年，但最终仍旧没有达到维特根斯坦想要的结果。他去世后，为他整理遗稿的人发现，只要经过恰当的排列组合，这些遗稿可以形成不同的几本书，但没有一本是彻底完成了的。
就在朝着自己的哲学新主张进发的同时，他又有了彻底放弃学术生活的念头。他希望和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好友斯金纳前往俄国，做一份体力活。他对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见充满向往，但这时的俄国，严格来讲是苏联，能给他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
那是1935年夏天，马克思主义在剑桥风起云涌，不少老师和学生带着朝圣的心情希望到苏联开开眼界。然而，维特根斯坦在苏联待了没多久就回到了剑桥，对于自己在苏联的见闻，他一直讳莫如深。
1936年8月，他去了挪威。在那里，他一面思考上帝，一面继续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思考。这一时期形成的稿件大致构成了最终出版的《哲学研究》的前四分之一。有趣的是，这部书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錄》中的话，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对《忏悔录》十分推崇，更准确地说，是对“忏悔”十分推崇。
他一生都在防范自己的不得体，也就是骄傲。他曾这样自我警戒：“必须拆毁你的骄傲之殿。而那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他要做得体的人，写得体的哲学，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因为那太痛苦、不愿降入自身之中，写作时就脱不了肤浅”。
他谨防自己在灵魂深处犯下罪，这种谨防在他八九岁时提出那个关于说谎的问题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他最终走上了不同于罗素的思考路径。对他而言，哲学不是要说清楚什么，恰恰是要明白什么事情不能言说。妨碍一个人进行哲学思考的，不是他的智识，而是他的骄傲。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维特根斯坦的“集中忏悔期”。他不时给朋友去信，在信中如实交代自己犯下的罪，或者约他们当面聆听他的忏悔。然而，朋友们给的反馈却是，那些所谓罪行不过是些疏漏，远远够不上“罪”。
不过，其中确实有一桩值得忏悔的罪过，发生在维特根斯坦做小学教师期间。他被村民起诉，罪名是施暴，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暴力。在法庭上，维特根斯坦撒了谎。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于是，在“集中忏悔期”，他出现在了奥特塔尔村民们的门阶上，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几个孩子当面道歉。大部分孩子和家长十分大度，只有一个女孩的回应表现出了某种轻蔑。
此后的人生中，忏悔、赎罪、灵魂、信仰等字眼依然是维特根斯坦逃不开的主题，他认为自己要想从罪中得救，光有智慧是不够的，他需要的是信仰，是上帝的爱。
六、政治风波及风波之后
真正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遇到麻烦是在1938年。这一年，希特勒开始着手落实他对奥地利的政策。3月11日，他宣布奥地利是纳粹统治下的独立邦国。可是转天，也就是3月12日，奥地利就被宣布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这一转变，对维特根斯坦家族而言意味深长，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也猛然意识到了作为德国人却拥有犹太血统又意味着什么。
3月14日，希特勒在维也纳举行胜利游行的这一天，维特根斯坦的好友斯拉法写信给他，详细告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处境。斯拉法认为，维特根斯坦目前最好的选择是离开奥地利，回到英格兰，拿到英国国籍，确保无忧。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斯拉法强调：千万不能去维也纳。维特根斯坦按照斯拉法说的做了。
为了获得英国国籍，维特根斯坦不得不说服自己回到剑桥大学，承担某个学术职位。无论他多么讨厌剑桥的教师生活，毕竟比起做个德国犹太人，在剑桥教书的处境会稍好一些。1939年6月2日，他获得了英国护照，紧接着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的身份成为英国公民。
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同时，他忧心着自己的亲人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突变。
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家族极力撇清自己的犹太血统，比以往更甚。他们为纳粹党人提供各种可供证明自己“非犹太血统”的证据，为的就是免于被关到集中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人脉为维特根斯坦家族赢得了喘息之机：大笔家族财富从瑞士转到德国国家银行，“家谱研究部”最终开出证明，说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人要么是德国血统，要么是犹太混血，而不是什么犹太人。此时已经是1939年8月。 风波过后，维特根斯坦眼前要面对的是在剑桥的教师生涯。在此期间，他开始对科学偶像化现象作出反思，他认为，科学偶像化是文化衰落的重要表征，甚至是助因之一。以此为立场，他收获了大批“敌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阿兰·图灵。
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反思逐渐扩大到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在与一位朋友就“哲学的意义”展开讨论时，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果哲学只是看似有理地讨论深奥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改进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思考，那么哲学就没有意义。
大概是知音难觅，剑桥的气氛让维特根斯坦有种窒息感，他急切地想要逃离。机会来的时候是1941年9月。他通过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弟弟约翰·赖尔得到了一份工作——在盖斯医院做药房勤务工，主要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病房的病人们。不久后，他被调到制造实验室当制药技师。当时的一个职员称，维特根斯坦做出来的拉萨尔软膏好得前所未见。
在剑桥之外，他依旧没有停止思考，尤其是关于《哲学研究》这本写了多年却仍未完成的书。最终，这本书在1945年有了基本样貌。这一年也是二战结束的一年，战争中技术的使用让维特根斯坦更加坚信：人类正在奔向灾难——机械杀人已成常态，技术封神指日可待。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進步的无底线信任。这一切都把人拉向生活尽头，可悲的是，人们还以为那才是理想的应许之地。
与时代潮流相反，维特根斯坦始终以宗教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一位名叫摩根的牧师曾经问维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说：“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维特根斯坦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所说的信仰上帝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即以宗教态度对待生活。
七、“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包括一篇书评、一本儿童辞典、一本75页的《逻辑哲学论》。他最主要的思想都集中在了《逻辑哲学论》里。
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充满自信，同时又因为知音难觅而陷入自我怀疑。当他开口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可以滔滔不绝，但当他一个人陷入沉思的时候，自我否定就像魔鬼一样不时找上门来。这样一个天才人物饱受精神折磨，他最终没有和哥哥们一样选择自尽，而是以坚强的心灵走过了完整的一生。
1951年4月29日，身患前列腺癌的维特根斯坦在好友比万医生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的一生被罗素称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富有激情、深刻、炽热并且有统治力。
无论是他的哲学观点，还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都让当时和后世的人惊愕不已。他写了一本没人能读懂的书，他做了很多没人能理解的选择，而这些，让他成为他自己。对这样的一个自己，他有时会羞于承认，当他离开剑桥大学的讲台跑去盖斯医院做勤务工的时候，有人问他：“请问您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吗？”他脸色刷白，冷冷地回了一句：“别告诉别人我是谁。”
晚年，这位出身豪门的哲学天才延续了他自愿选择的清贫生活，并在清贫中度过了余生。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可是谁能想象，在这个人幸福的一生中，有过无数个“结束幸福”的念头。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天才的意思是，他在学术上具有别人没有的洞见，他把天之所赋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灵敏的猎手，把每一个灵感闪现的瞬间都捕捉到了自己手中。这样的天才人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屈指可数。
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一步步从自己原有的优渥家庭中走出，放弃名利，一心扑在哲学思考上。而当哲学思考把他引向逼仄的小路上时，他又能以做体力活的方式让自己暂时放下头脑中的沉重负担。
他为了灵魂的救赎，甘愿冒险参战，在战争中感受人生的巨大苦难，从苦难中爬起，像个顶天立地的人一样站起来。他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主动选择人生道路并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起后果的真正的自由人。他留给世人的，远不止晦涩难懂的哲学主张，更多的是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当永远心存敬意，他度过了属于自己的虔诚的宗教性的一生。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