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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重庆，骄阳似火。
在重庆大学一幢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内，一群年轻人却未受炎热的影响，围坐在一起，展开了长达一个星期的研习。
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中，既有高校的青年教师、在读的硕博研究生，也有来自社会组织的一线实践者。他们讨论的话题从21世纪中国的新挑战到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从民国的乡村建设到土改中的文学作品，横跨文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
研习营的主办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重大高研院”）表示，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这一活动，让更多青年学者能够摆脱传统科学分类的束缚，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营员叶守礼来自台湾东海大学，是一名在读的社会学博士生。他告诉记者，研习营的授课老师中很多人的书，他都读过。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阵容”。“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真的是非常难得。”
不过，除了教师阵容外，更吸引叶守礼的是这次研习营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现代中国。
“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有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
重大高研院副院长李放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之所以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经过新世纪以来长时间的思想实践和知识积累，‘文化自觉’正在成为新的整合性的知识范式，开启了对当代中国诸多现象的重新理解，因此有必要将其意涵进行梳理与阐释。”
他还认为，中国通过“文化自觉”的实践，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理念以及未来方案，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不容忽视的声音”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是这次研习营授课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近十几年来，温铁军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乡村建设。
早在2003年，他就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亲自担任理事长。此后，他又陆续在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和乡村振兴中心，并出任执行院长（或中心主任）等职。
温铁军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危机，之所以最终能够化解，没有演变成大的社会动荡，乡村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他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就好比一个托盘，托着城市，一旦城市出现危机，只要能够顺畅向乡村转化，危机就能化解，实现软着陆。
在讲座中，他举例说，为什么2009年全球危机之下我们仍然能软着陆？因为中国2005年实行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使超过95%的村实现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网络。这个“五通”，本来是办开发区的要求。当危机爆发，沿海出口经济数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遭遇危机但没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补贴出口的13%退税，改为补贴农民消费的13%折扣，并且告诉农民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短期大量购买家电汽车造成国内消费大幅度增长，补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这些年温铁军一直在呼吁，对一味追求城市化进行反思。他认为，如果过快过早地把乡村社会破坏殆尽，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
温铁军告诉营员们，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要消灭乡村，是要怎样建立一个城市和乡村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很难照搬西方的经验，需要从乡土传统和乡建实践中寻找答案。
重大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对记者说，“文化自觉”意味着对自身的文化、历史与文明传统的“自知”，而“温铁军教授所倡导的乡村建设，正体现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主体性这一基本诉求”。
在授课老师中同样强调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问题的，还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行龙自本世纪初开始收集、研究集体化时代山西基层农村的档案。如今，经过持续十多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并整理了近500档案柜，总计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涉及的200多个村庄从南到北遍布整个山西。
行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作为收集和研究对象，并不是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将其视为“红色文物”期望它增值，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时期，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是中国有史以来农村保存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献资料”。
不过即便如此，收集工作对行龙和他的团队来说也是异常艰难，常常是在与时间赛跑。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郭心钢告诉记者，由于经费所限，他们没法直接从旧货市场购买所需的旧档案，只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地去找。
但随着农村的发展，尤其是农舍的翻新，当年绝大部分的档案资料都已经散失。“有时候我们到一个村子，一打听却得知存放多年的档案因房屋拆迁，刚刚被收废品的车拉走，晚了一步，真的是非常遗憾！”郭心钢感慨道。
在行龙看来，他和他的团队从事这项工作，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是在抢救中国的乡村文化。
最初，行龙选择“走向田野与社会”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這个方向太“土”，与西方的理论不接轨。“但我感觉，这些年我们太注意跟进（西方）了，都有些疲倦了。”行龙对记者说。
如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把文献和田野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得到了国内社会史学界的认可，也赢得了很多国外或海外同行的关注。一些国外的学者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与他们合作共同推进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国外的学者看我们这些东西越有价值。”行龙对记者说，“你研究中国，一定要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出发。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文化自觉”这一文化现象的学者之一。她告诉记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谈论“文化自觉”，包括一些年轻学者对这个话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正在成为当前知识界不容忽视的声音”。
从一个概念到一个话题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真正在知识界产生影响力，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的倡导。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是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费孝通之所以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这位社会学家对当时现代化的一种忧思。
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追求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等。
“费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中国知识界在试图与西方接轨的過程中，渐渐失去了中国主体性意识。”罗岗对记者说，“正是带着这种忧思，他才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
贺桂梅也认为，费孝通提出这个概念，是想“表达当时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既包含着对作为‘自我’的中国文化的重新认知，同时也试图勾勒出一种中国式的世界观”。
费孝通的倡导很快就得到了知识界的响应。2004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批学者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其基本宗旨正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这一论坛的具体工作，是聚集各学科的学者，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每年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年度论坛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如“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孔子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文化自觉”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除了“中国文化论坛”之外，贺桂梅还注意到，还有很多学者虽然没有采用“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但同样“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世界”，视“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为基本共识。
比如，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讨论，以及学者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学者强世功的香港论述，学者温铁军对中国经验的阐释，等等。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确立有关中国主体性的知识表述作为基本诉求。”贺桂梅把这些研究称之为：一个有着相近文化诉求的表述群。
在她看来，相比于费孝通原意，新世纪的“文化自觉”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表述。“但就整体而论，也存在基本共识，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主体性，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主能力。”贺桂梅说。
与“文化自觉”在知识界的兴起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日常生活方面，唐装汉服的回归、传统节日的恢复，以及很多乡村开始重修族谱和祠堂。
在大众消费文化方面，以重讲中国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等节目受到热捧，《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强调中国元素的中国电影大片，以及重编帝王将相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逐渐占据荧屏。
在政府层面，也开始借助中国的文化传统，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比如，对“国学”的制度性扶植、对儒学与孔子的重新塑造、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等，无一不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
贺桂梅说：“事实上，文化自觉并不仅仅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变化。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文化市场、民众认同与知识界实践在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这一点上，共同促成了一种民族性心态在新世纪之交的转变。”
在她看来，此时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已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演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而这种转变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变密不可分。
一种新的知识范式
贺桂梅注意到，知识界几乎所有的“文化自觉”的相关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现象的回应。
比如，学者甘阳在讨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集中论述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因何“起飞”，构成了他讨论问题的核心所在；学者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也是由“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别的课题”这一现象着手，并更为简洁地将这一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文化问题表述为：“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
贺桂梅认为，正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在全球格局中位置变化引起的国际与国内情势互动，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处境，而“文化自觉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复杂处境的回应”。
在罗岗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遵循的并不是一个经典的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某种程度上，这改变了中国人之前的心态，我们开始重拾自信，重新认识中国。”他对记者说。
不过，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罗岗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文化自觉”这种带有批判立场的新的知识范式。他说，这也正是“文化自觉”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所在。
在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其中的核心议题。
贺桂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此前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曾经主导中国认同的叙述方式，比如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比如冷战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叙述，以及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都已经难以整合起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她看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文化自觉”打破了西方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类体制，采取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与知识实践形态，重新激活传统中国知识范畴，在重新建构“中国”叙述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探索。 在这个探索中，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文化及其基本表述范畴的活力被激发或重新创造出来。比如，“多元一体”（费孝通）、“跨体系社会”（汪晖）、“天下”“中间圈”（汪铭铭）、“天下体系”（赵汀阳）、“当代中华体制”（潘维）、“文明体”（甘阳）等，成为了表述中国的新的政治与文化语汇。
“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批判那种从均质化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方式，而试图强调中国经验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复杂性，尤其是中国社会内部族群的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性的中国新叙述的可能。”贺桂梅说。
很多学者认为，“文化自觉”论正是在解释当下中国问题，尤其是重构“中国”叙述中获得了发展和认可。但也有学者指出，理解“文化自觉”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应该把它纳入全球视野中去审视。
重大高研院副院长李放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文化自覺”在中国的兴起，虽然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但两者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新世纪兴起的“文化自觉”现象，很大程度上乃是在全球语境下一种国际性的理论实践互动中形成的。
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的李放春，一直很关注西方知识界的动态。在他看来，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知识重构的大时代，重构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现代化、全球化等支配性叙事的持续反思、批判和突破。
比如，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晚年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对西方现代化进程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往所承认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具有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自觉’论不是孤立发生的。”李放春说，“它与多元现代性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其实是一个统一战线，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或明或暗的呼应。”
超越“左”“右”之争
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文化自觉”虽然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在中国的知识界远不是主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认为，这与当前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他对记者说，现在大学里都提倡与国际接轨，把是否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要想被那些刊物所接受，你就必须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包括议题设置、思维理念、数据模型，等等。”罗岗说，“这导致我们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跟着西方走，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文化自觉所强调的恰恰是对西方知识范式的反思。”
在不少学者看来，要做到“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放春就表示“尽管现在有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意识到跟你实际去做，还是有一个很大落差”。他认为，这中间需要学者自身的努力，是一个很艰巨的自我转化的过程。
贺桂梅则认为，费孝通当年提“文化自觉”，首先针对的就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因此，需要将“行动”转化为理性认知，从“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而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她说。
很多人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回归传统、坚守传统。在李放春看来，这是对“文化自觉”极大的误解。
“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初，就强调‘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李放春说，“这不是说现在富裕了，我们要给大款们讲一讲孔子、老子。”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视野。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是常常被人们关注的问题，其中“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战，文化保守主义、新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思想理路的展开，显示出上世纪80年代在“新启蒙”立场上聚集起来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不同走向。
贺桂梅在研究中注意到，与上述思潮相比，“文化自觉”有着不同的现实诉求、问题意识与知识建构。她说，“它的出现使得知识界的格局在新世纪之交，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
贺桂梅认为，“中国文化论坛”提出“文化自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打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左”“右”的对立，“他们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形成共识，实实在在地回应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李放春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化自觉”论已经超越了“左”“右”之争。因为随着全球知识的重构，今天“文化自觉”论所展现出的问题意识与现实诉求，无论是当年的“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具备的。
作为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知识实践形态，在不少学者看来，“文化自觉”论正在试图以新的理论探讨方式回应中国社会问题，同时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和想象的可能性。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是可以改造人的思想的。”李放春说，“如果有几代人沿着这个方向推进，谁能说它不会产生现实影响呢？”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在重庆大学一幢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内，一群年轻人却未受炎热的影响，围坐在一起，展开了长达一个星期的研习。
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中，既有高校的青年教师、在读的硕博研究生，也有来自社会组织的一线实践者。他们讨论的话题从21世纪中国的新挑战到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从民国的乡村建设到土改中的文学作品，横跨文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
研习营的主办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重大高研院”）表示，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这一活动，让更多青年学者能够摆脱传统科学分类的束缚，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营员叶守礼来自台湾东海大学，是一名在读的社会学博士生。他告诉记者，研习营的授课老师中很多人的书，他都读过。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阵容”。“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真的是非常难得。”
不过，除了教师阵容外，更吸引叶守礼的是这次研习营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现代中国。
“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有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
重大高研院副院长李放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之所以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经过新世纪以来长时间的思想实践和知识积累，‘文化自觉’正在成为新的整合性的知识范式，开启了对当代中国诸多现象的重新理解，因此有必要将其意涵进行梳理与阐释。”
他还认为，中国通过“文化自觉”的实践，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理念以及未来方案，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不容忽视的声音”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是这次研习营授课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近十几年来，温铁军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乡村建设。
早在2003年，他就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亲自担任理事长。此后，他又陆续在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和乡村振兴中心，并出任执行院长（或中心主任）等职。
温铁军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危机，之所以最终能够化解，没有演变成大的社会动荡，乡村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他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就好比一个托盘，托着城市，一旦城市出现危机，只要能够顺畅向乡村转化，危机就能化解，实现软着陆。
在讲座中，他举例说，为什么2009年全球危机之下我们仍然能软着陆？因为中国2005年实行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使超过95%的村实现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网络。这个“五通”，本来是办开发区的要求。当危机爆发，沿海出口经济数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遭遇危机但没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补贴出口的13%退税，改为补贴农民消费的13%折扣，并且告诉农民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短期大量购买家电汽车造成国内消费大幅度增长，补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这些年温铁军一直在呼吁，对一味追求城市化进行反思。他认为，如果过快过早地把乡村社会破坏殆尽，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
温铁军告诉营员们，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要消灭乡村，是要怎样建立一个城市和乡村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很难照搬西方的经验，需要从乡土传统和乡建实践中寻找答案。
重大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对记者说，“文化自觉”意味着对自身的文化、历史与文明传统的“自知”，而“温铁军教授所倡导的乡村建设，正体现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主体性这一基本诉求”。
在授课老师中同样强调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问题的，还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行龙自本世纪初开始收集、研究集体化时代山西基层农村的档案。如今，经过持续十多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并整理了近500档案柜，总计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涉及的200多个村庄从南到北遍布整个山西。
行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作为收集和研究对象，并不是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将其视为“红色文物”期望它增值，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时期，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是中国有史以来农村保存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献资料”。
不过即便如此，收集工作对行龙和他的团队来说也是异常艰难，常常是在与时间赛跑。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郭心钢告诉记者，由于经费所限，他们没法直接从旧货市场购买所需的旧档案，只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地去找。
但随着农村的发展，尤其是农舍的翻新，当年绝大部分的档案资料都已经散失。“有时候我们到一个村子，一打听却得知存放多年的档案因房屋拆迁，刚刚被收废品的车拉走，晚了一步，真的是非常遗憾！”郭心钢感慨道。
在行龙看来，他和他的团队从事这项工作，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是在抢救中国的乡村文化。
最初，行龙选择“走向田野与社会”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這个方向太“土”，与西方的理论不接轨。“但我感觉，这些年我们太注意跟进（西方）了，都有些疲倦了。”行龙对记者说。
如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把文献和田野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得到了国内社会史学界的认可，也赢得了很多国外或海外同行的关注。一些国外的学者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与他们合作共同推进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国外的学者看我们这些东西越有价值。”行龙对记者说，“你研究中国，一定要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出发。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文化自觉”这一文化现象的学者之一。她告诉记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谈论“文化自觉”，包括一些年轻学者对这个话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正在成为当前知识界不容忽视的声音”。
从一个概念到一个话题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真正在知识界产生影响力，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的倡导。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是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费孝通之所以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这位社会学家对当时现代化的一种忧思。
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追求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等。
“费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中国知识界在试图与西方接轨的過程中，渐渐失去了中国主体性意识。”罗岗对记者说，“正是带着这种忧思，他才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
贺桂梅也认为，费孝通提出这个概念，是想“表达当时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既包含着对作为‘自我’的中国文化的重新认知，同时也试图勾勒出一种中国式的世界观”。
费孝通的倡导很快就得到了知识界的响应。2004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批学者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其基本宗旨正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这一论坛的具体工作，是聚集各学科的学者，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每年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年度论坛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如“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孔子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文化自觉”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除了“中国文化论坛”之外，贺桂梅还注意到，还有很多学者虽然没有采用“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但同样“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世界”，视“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为基本共识。
比如，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讨论，以及学者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学者强世功的香港论述，学者温铁军对中国经验的阐释，等等。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确立有关中国主体性的知识表述作为基本诉求。”贺桂梅把这些研究称之为：一个有着相近文化诉求的表述群。
在她看来，相比于费孝通原意，新世纪的“文化自觉”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表述。“但就整体而论，也存在基本共识，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主体性，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主能力。”贺桂梅说。
与“文化自觉”在知识界的兴起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日常生活方面，唐装汉服的回归、传统节日的恢复，以及很多乡村开始重修族谱和祠堂。
在大众消费文化方面，以重讲中国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等节目受到热捧，《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强调中国元素的中国电影大片，以及重编帝王将相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逐渐占据荧屏。
在政府层面，也开始借助中国的文化传统，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比如，对“国学”的制度性扶植、对儒学与孔子的重新塑造、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等，无一不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
贺桂梅说：“事实上，文化自觉并不仅仅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变化。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文化市场、民众认同与知识界实践在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这一点上，共同促成了一种民族性心态在新世纪之交的转变。”
在她看来，此时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已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演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而这种转变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变密不可分。
一种新的知识范式
贺桂梅注意到，知识界几乎所有的“文化自觉”的相关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现象的回应。
比如，学者甘阳在讨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集中论述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因何“起飞”，构成了他讨论问题的核心所在；学者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也是由“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别的课题”这一现象着手，并更为简洁地将这一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文化问题表述为：“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
贺桂梅认为，正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在全球格局中位置变化引起的国际与国内情势互动，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处境，而“文化自觉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复杂处境的回应”。
在罗岗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遵循的并不是一个经典的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某种程度上，这改变了中国人之前的心态，我们开始重拾自信，重新认识中国。”他对记者说。
不过，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罗岗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文化自觉”这种带有批判立场的新的知识范式。他说，这也正是“文化自觉”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所在。
在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其中的核心议题。
贺桂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此前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曾经主导中国认同的叙述方式，比如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比如冷战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叙述，以及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都已经难以整合起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她看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文化自觉”打破了西方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类体制，采取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与知识实践形态，重新激活传统中国知识范畴，在重新建构“中国”叙述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探索。 在这个探索中，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文化及其基本表述范畴的活力被激发或重新创造出来。比如，“多元一体”（费孝通）、“跨体系社会”（汪晖）、“天下”“中间圈”（汪铭铭）、“天下体系”（赵汀阳）、“当代中华体制”（潘维）、“文明体”（甘阳）等，成为了表述中国的新的政治与文化语汇。
“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批判那种从均质化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方式，而试图强调中国经验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复杂性，尤其是中国社会内部族群的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性的中国新叙述的可能。”贺桂梅说。
很多学者认为，“文化自觉”论正是在解释当下中国问题，尤其是重构“中国”叙述中获得了发展和认可。但也有学者指出，理解“文化自觉”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应该把它纳入全球视野中去审视。
重大高研院副院长李放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文化自覺”在中国的兴起，虽然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但两者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新世纪兴起的“文化自觉”现象，很大程度上乃是在全球语境下一种国际性的理论实践互动中形成的。
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的李放春，一直很关注西方知识界的动态。在他看来，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知识重构的大时代，重构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现代化、全球化等支配性叙事的持续反思、批判和突破。
比如，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晚年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对西方现代化进程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往所承认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具有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自觉’论不是孤立发生的。”李放春说，“它与多元现代性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其实是一个统一战线，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或明或暗的呼应。”
超越“左”“右”之争
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文化自觉”虽然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在中国的知识界远不是主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认为，这与当前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他对记者说，现在大学里都提倡与国际接轨，把是否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要想被那些刊物所接受，你就必须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包括议题设置、思维理念、数据模型，等等。”罗岗说，“这导致我们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跟着西方走，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文化自觉所强调的恰恰是对西方知识范式的反思。”
在不少学者看来，要做到“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放春就表示“尽管现在有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意识到跟你实际去做，还是有一个很大落差”。他认为，这中间需要学者自身的努力，是一个很艰巨的自我转化的过程。
贺桂梅则认为，费孝通当年提“文化自觉”，首先针对的就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因此，需要将“行动”转化为理性认知，从“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而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她说。
很多人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回归传统、坚守传统。在李放春看来，这是对“文化自觉”极大的误解。
“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初，就强调‘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李放春说，“这不是说现在富裕了，我们要给大款们讲一讲孔子、老子。”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视野。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是常常被人们关注的问题，其中“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战，文化保守主义、新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思想理路的展开，显示出上世纪80年代在“新启蒙”立场上聚集起来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不同走向。
贺桂梅在研究中注意到，与上述思潮相比，“文化自觉”有着不同的现实诉求、问题意识与知识建构。她说，“它的出现使得知识界的格局在新世纪之交，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
贺桂梅认为，“中国文化论坛”提出“文化自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打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左”“右”的对立，“他们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形成共识，实实在在地回应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李放春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化自觉”论已经超越了“左”“右”之争。因为随着全球知识的重构，今天“文化自觉”论所展现出的问题意识与现实诉求，无论是当年的“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具备的。
作为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知识实践形态，在不少学者看来，“文化自觉”论正在试图以新的理论探讨方式回应中国社会问题，同时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和想象的可能性。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是可以改造人的思想的。”李放春说，“如果有几代人沿着这个方向推进，谁能说它不会产生现实影响呢？”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