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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感文化是典型的东方文化观念，罪感文化则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尽管东西方文化差异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这两种观念的不同，但是乐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文化的缩影。从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得以更好的理解。因此，本文从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文化起源，存在方式，以及显著特征三个方面浅析了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进而对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诠释。
关键词：乐感文化；罪感文化；起源；存在方式；显著特征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模式来诠释中西方文化差异。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虽然其中的某些痕迹会被历史的长河所冲刷掉，但是关键部分的信息是不会流失的。文化模式指的就是那些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洗礼逐渐沿袭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所形成的某种特定模式。衣俊卿在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一书中写道“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存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文化模式对该民族的心理、行为都具有无形的作用。
二、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文化起源
20世纪30年代，在对人类文化特征的研究中，露斯·本尼迪克特首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概念。他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罪感文化”则是基督教国家文化的代表。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随后关于这两种文化的研究便层出不穷，随着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该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各国之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也开始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概括中国文化品格。
中国的乐感文化的发展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以儒学为发展基础的，其起源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在自述生平时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意为他这个人发奋读书，连吃饭都忘记了，快乐的把忧愁全都忘了，以至于自己快老了都没有觉察。这充分反映了孔子积极乐观，忧乐圆融的心性，而孔子的“乐以忘忧”对中国国民的品性的影响即使时至今日也是有增无减。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孔子所提倡的忧乐圆融的心性，尽管救灾过程困难重重，但人们相信只要前赴后继，不断实践，终有一天会柳暗花明，未来仍是充满希望的。人存在于社会，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形体和肉体也许很难获得逍遥和自由，但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可以获得逍遥和自由的。庄子的逍遥观饱含了乐观和随遇而安的心性，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三、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存在方式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展。李泽厚强调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李泽厚指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而他对于“情感”的理解则是从对“道”“天”“命”“性”“心”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他解释道所谓的“天”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秘力量，但这种神秘力量不同于西方的超神力量。乐感文化坚持一个世界的设定，即不谈论也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而上学世界或天堂地狱。乐感文化是立足于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所遇到的所有幸福和坎坷都是偶然性的结果，个人应将关注重点放在“现实”这个的世界，而不是彼岸世界。
与乐感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罪感文化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欢乐。圣经上写道人死后灵魂所到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怀里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应许的强盗的乐园；另一处是那个财主所在的阴间，那里有火焰，有黑暗，灵魂在那里极其痛苦。西方对两个世界的划分，使得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天国的追寻，现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死后能进入天国。一旦人们将美好幻想寄托在死后的天国上，他们就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处境。一方面，上帝是唯一能准许他们进入天国的力量，所以人们都不遗余力的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中又写道就算人们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也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想要感化上帝，关键在于所为要具备复归上帝的“禀赋”，而对于何种行为具备复归上帝的禀赋又没有具体说明。因此，一旦人们犯了错，一方面可能会忏悔并做善事以补救，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极力掩饰自己的罪行，因为无论如何罪感都是无法消弭的。
四、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显著特征
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乐感文化由于中国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特点，具有信仰情感功能。李泽厚指出乐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情本体，其中的情的含义十分复杂。他曾说：“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华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情本体这一特征都是极其鲜明的。另外，乐感文化的思想最终归宿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存。李泽厚将审美与理性和伦理道德相联系，提出审美是第一哲学，进而认为审美是人与宇宙共在的最终的归宿。
罪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人们的罪恶感更多的源于内在约束而非外在约束。一个人是否有罪不是靠外界来监督的，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和愧疚感是自己内心强加给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也就是说引导人向善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自发力量。在思想归宿方面，与乐感文化不同的是，罪感文化的归宿点是用爱来消除罪恶之感。罪感文化强调爱的伟大力量和重要地位，即无论是穷人还是夫人，每个人都应该怀有满满的爱并尽可能的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要做到爱兄弟姐妹爱陌生人爱世上的所有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而一旦违背善的道德标准，就要用更多的爱来行善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五、结语
乐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在文化起源，存在方式和特征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文化起源方面，中国的乐感文化源于先秦的儒学，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源于基督教的原罪学说。在存在方式方面，乐感文化是立足于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强调人应该关注现实世界，而罪感文化则强调两个世界的存在，强调人们应该对天国怀有憧憬。在显著特征方面，乐感文化的两大特征是情本体特征和宇宙和谐的思想归宿，而罪感文化的两大特征则是内在约束的罪恶感和爱来消除罪恶的思想归宿。通过比较这两种文化模式，我们发现中西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起源、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有关。因此，想要更好的处理中西文化之争，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各民族的文化起源并对不同的文化模式持有宽容的心态。
参考文献：
[1]刘伟.浅析“乐感文化”的主要特征[J].世界宗教文化.2015.
[2]庄严.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
关键词：乐感文化；罪感文化；起源；存在方式；显著特征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模式来诠释中西方文化差异。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虽然其中的某些痕迹会被历史的长河所冲刷掉，但是关键部分的信息是不会流失的。文化模式指的就是那些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洗礼逐渐沿袭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所形成的某种特定模式。衣俊卿在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一书中写道“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存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文化模式对该民族的心理、行为都具有无形的作用。
二、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文化起源
20世纪30年代，在对人类文化特征的研究中，露斯·本尼迪克特首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概念。他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罪感文化”则是基督教国家文化的代表。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随后关于这两种文化的研究便层出不穷，随着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该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各国之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也开始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概括中国文化品格。
中国的乐感文化的发展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以儒学为发展基础的，其起源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在自述生平时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意为他这个人发奋读书，连吃饭都忘记了，快乐的把忧愁全都忘了，以至于自己快老了都没有觉察。这充分反映了孔子积极乐观，忧乐圆融的心性，而孔子的“乐以忘忧”对中国国民的品性的影响即使时至今日也是有增无减。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孔子所提倡的忧乐圆融的心性，尽管救灾过程困难重重，但人们相信只要前赴后继，不断实践，终有一天会柳暗花明，未来仍是充满希望的。人存在于社会，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形体和肉体也许很难获得逍遥和自由，但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可以获得逍遥和自由的。庄子的逍遥观饱含了乐观和随遇而安的心性，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三、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存在方式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展。李泽厚强调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李泽厚指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而他对于“情感”的理解则是从对“道”“天”“命”“性”“心”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他解释道所谓的“天”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秘力量，但这种神秘力量不同于西方的超神力量。乐感文化坚持一个世界的设定，即不谈论也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而上学世界或天堂地狱。乐感文化是立足于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所遇到的所有幸福和坎坷都是偶然性的结果，个人应将关注重点放在“现实”这个的世界，而不是彼岸世界。
与乐感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罪感文化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欢乐。圣经上写道人死后灵魂所到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怀里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应许的强盗的乐园；另一处是那个财主所在的阴间，那里有火焰，有黑暗，灵魂在那里极其痛苦。西方对两个世界的划分，使得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天国的追寻，现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死后能进入天国。一旦人们将美好幻想寄托在死后的天国上，他们就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处境。一方面，上帝是唯一能准许他们进入天国的力量，所以人们都不遗余力的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中又写道就算人们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也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想要感化上帝，关键在于所为要具备复归上帝的“禀赋”，而对于何种行为具备复归上帝的禀赋又没有具体说明。因此，一旦人们犯了错，一方面可能会忏悔并做善事以补救，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极力掩饰自己的罪行，因为无论如何罪感都是无法消弭的。
四、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之显著特征
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乐感文化由于中国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特点，具有信仰情感功能。李泽厚指出乐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情本体，其中的情的含义十分复杂。他曾说：“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华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情本体这一特征都是极其鲜明的。另外，乐感文化的思想最终归宿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存。李泽厚将审美与理性和伦理道德相联系，提出审美是第一哲学，进而认为审美是人与宇宙共在的最终的归宿。
罪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人们的罪恶感更多的源于内在约束而非外在约束。一个人是否有罪不是靠外界来监督的，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和愧疚感是自己内心强加给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也就是说引导人向善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自发力量。在思想归宿方面，与乐感文化不同的是，罪感文化的归宿点是用爱来消除罪恶之感。罪感文化强调爱的伟大力量和重要地位，即无论是穷人还是夫人，每个人都应该怀有满满的爱并尽可能的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要做到爱兄弟姐妹爱陌生人爱世上的所有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而一旦违背善的道德标准，就要用更多的爱来行善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五、结语
乐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在文化起源，存在方式和特征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文化起源方面，中国的乐感文化源于先秦的儒学，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源于基督教的原罪学说。在存在方式方面，乐感文化是立足于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强调人应该关注现实世界，而罪感文化则强调两个世界的存在，强调人们应该对天国怀有憧憬。在显著特征方面，乐感文化的两大特征是情本体特征和宇宙和谐的思想归宿，而罪感文化的两大特征则是内在约束的罪恶感和爱来消除罪恶的思想归宿。通过比较这两种文化模式，我们发现中西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起源、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有关。因此，想要更好的处理中西文化之争，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各民族的文化起源并对不同的文化模式持有宽容的心态。
参考文献：
[1]刘伟.浅析“乐感文化”的主要特征[J].世界宗教文化.2015.
[2]庄严.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