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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前来听课，并且花3000元买化妆品入会后，便能通过拉下线赚钱提成，一旦下线再发展下下线，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如此以来，带着下线越多提成越高的发财梦，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竟然有716人陷入了传销“漩涡”。
举报
西渡镇坐落在上海奉贤区。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这个地处偏僻远郊的村镇的名声随着房产广告的传播，也渐渐地“深入人心”，众多的上海市区市民纷纷在那里购房置业。西渡，成了一片“热土”。
可是，突然从2007年的10月初开始，奉贤警方不断接到匿名举报，说是有人在西渡地区租借房屋，招揽群众，统一住宿，举办讲座，似有在搞非法传销活动的嫌疑。但是，举报者只是说看到有许多男女老少在上课，并且吃住在里面，实行封闭式管理。至于讲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又来自于何处?举报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为此，西渡派出所和分局经侦支队根据举报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多次突击检查。发现确实是有人在举办讲座，据那些听课的人讲，他们是被朋友邀请来听医学和健康养生讲座的。而且，警方也没有在现场查获开展传销活动的证据。所以，每次检查都是“无功而返”。直到2007年12月的一天，在又一次的突击检查时，侦查员终于在举办讲座的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讲课者留下的笔记本，上面十分简略地写着一些商品营销方面的知识。但里面写着“要发财干新田”一行小字，顿时引起了侦查员的极大关注。据知，有一种在全国影响甚广的传销模式就是叫“新田”。该传销组织成立于武汉，早在1998年就被国家工商总局依法取缔，当时最高负责人叫王琼，这是一个被所有新田组织成员奉为鼻祖的人。虽然被取缔，新田传销组织依然在地下发展，2002年这个组织彻底分裂，3名骨干分子在东北“开拓事业”，其他地方基本销声匿迹。2003年初经历“非典”的冲击、当地政府对外来人口管理力度加大，3名骨干分子代理的新田传销团队到2003年6月份只有不到400人，活动城市只有吉林四平、辽宁辽阳、本溪3个城市。但是到了2004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传销组织又迅速在全国各地膨胀。
但是，仅凭笔记本留下的这么一行字，还很难断定这伙人是在搞传销。于是为了进一步摸清真相，奉贤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找到了曾经听过讲座，了解内幕的赵先生。
内幕
今年26岁赵先生，在上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工作。据他介绍，大约是在2007年10月的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朋友说她在上海奉贤区西渡地区做了个项目，那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可以发大财，叫他过去看看，不要错过机会。他问她究竟是什么生意，她说眼见为实，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叫他有空亲自到西渡地区了解一下。
过了几天，那个朋友又打来电话。这次说只是邀请他去听课。于是，赵先生便答应了。接着，那个朋友对他说如果前去上课的话最好要住在那里，这样可以集中精力。他说他不住，那个朋友说那你第一天可以不住，但是正式上课后就一定要住在宿舍的。到了周末，那个朋友就带着他去听课。上课地点是在西渡社区靠近好友多超市东北方向的农民自建的两层住宅房。他进去后，看到里面已经有30来个人端坐着，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小到十几岁，大到五六十岁的都有。
赵先生在朋友的引导下，在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坐好后，只见一个主持人走上台，先向大家寒暄几句，接着，他便请出一个老师为大家上课。那个老师一上来便宣布说上课的内容要认真听，好好记，但是不准用笔记，要记在心里，上完课后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后才能参加下一步的正式活动。
讲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什么三商法、公司制度、“兰望德”化妆品介绍等。那个老师在讲课时眉飞色舞、慷慨激昂。用极具鼓动的语言说道：“我们要用三商法捍卫自己的祖国”。还说什么“根据国务院下达的命令，他们要在全国构建一张5亿人的国家人际网，并且要将这个人际网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打造成诞生百万个、千万个富翁的摇篮。”
上课从上午6：15进场，6：30开始上课，上到中午11点左右，中途甚至连上厕所也不允许。然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寝室吃中饭，吃饭的费用是他们自己出的，每个人一天的伙食费10元，大家轮着烧饭，由寝室长安排。在讨论学习中，很多人对上课内容都深信不疑，个个在讨论时热泪盈眶。晚上9点则要求大家一律睡觉。完全是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
课间，主持人严肃地对大家说道：“现在你们首要任务就是去发展人员继续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当你们发展的人数达到400个左右时，你们可以拿到20多万元的月薪，并且在发展人员期间还能得到提成奖励，自己的级别随着发展的人数数量增加而提高。”
主持人又讲了很多经济学概念，阐述他们主要是采用“三商法”的理念进行经营的，如果扣除中间环节的费用，产品直接从生产商到消费者，大家可以有60jj；的利润。
在朋友的再三恳求下，赵先生最后还是住了下来。学员们居住的寝室坐落在西渡社区的某花园新村内，每间寝室住十个人左右，男女分开住，大家一律睡地铺。每个寝室都有一个寝室长，负责每天安排人去买菜、烧饭、扫地等工作。并且由他带着这个寝室的人去上课。每次去上课前，寝室长都会要求大家讲话声音要轻，而且要分散走到上课地点。每个人进去还要和里面站在后排的几个人握手致敬，新来的人被安排坐在前面第一、二排，第一次去听课的人都是要求自我介绍下自己从哪来的，叫什么名字等等。
赵先生告诉侦查员，当他听完课后，觉得这家公司不太正规，似乎有骗人之嫌，便没有参加考试，独自离开了那里。所以他们考试地点在哪里他也不太清楚，考试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的朋友继续不停地打电话要他去上课，并且动员他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去听课。而他自己通过上网查询，感觉这样像是在搞传销活动。于是，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向警方作了举报。
出击
奉贤警方初步断定这伙人极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犯罪团伙，因为从他们的组织结构上来看，即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5个级别，你如果想晋级，就必须不断发展下家入会，只有达到了一定的人数后，你才能获得晋级。在这过程中的全部数据均输入电脑转化为点数，然后有电脑系统按点数的多少自动晋级以及计算提成。这显然是一种“五级三阶制”的传销模式，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和打击的。
三阶制是首先要让参加的人认为，他们参加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合法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主持人会煞有介事或断章取义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讲话，从宏观经济谈到微观经济，也就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洗脑”过程。其次要让他们觉得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很有前途的， 前景是很光明的，是可以赚到大钱的。最后则是所谓的分享课，组织者会向每人收取3000元的入会费，这也是课程中最关键的部分。
通过分析，侦查员肯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沿用新田模式进行传销诈骗团伙。于是，奉贤警方立即成立了以经侦支队为主的专案组，开始了为期2个多月的外围侦查。
这个传销团伙的头目是谁?团伙中有多少骨干分子?入会费收取了多少，资金的具体流向是哪里?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明白，打击传销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挖出传销团伙的组织者。通过侦查发现，在上课地点负责培训讲课、考试收钱的都是一些培训员级别的人物，而还有一伙人则躲在他们的身后遥控操纵。
于是，围绕着那些培训员的社会关系以及行动轨迹，在汇总了众多的线索后，一个名叫陶红的退休妇女逐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
经查，陶红是上海本地人，目前居住在西渡地区，已经取得了代理员级别。陶红是这个点的负责人，在西渡地区的传销点里经常活动的30多人，在她的下面有4个培训员负责上课、收钱。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发现，在奉贤的奉城镇、金山的枫泾镇很有可能还有她的传销“连锁”点。于是，侦查员立即兵分几路，赶赴上述地点。
在金山枫泾镇的一个居民住宅区内，侦查员发现了一个传销窝点。但“遗憾”的是在里面上课的总共只有五、六个人，这显然和事先掌握的情报不符。经过进一步的搜寻，终于又在离这个住宅区200米左右的一个工厂的仓库发现了规模庞大的传销点。而赶赴奉城镇的侦查员也在一幢别墅内，发现了传销点。和别处传销点不同的是，这里传销课堂和宿舍均安排在别墅里。这个点的负责人同样是一个叫封红英的退休妇女，她是陶红发展的下线，也已经取得了代理员的级别。
至此，这个传销网络在上海的3个窝点，已经全部被警方掌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防止团伙成员逃跑，2008年1月21日，奉贤警方决定同时在西渡、枫泾、奉城3个地区实施抓捕行动，彻底取缔这一非法活动。
凌晨4点30分，天还没有放亮，70多名侦查员，20多辆警车已经悄悄地在分局大院集结。指挥员宣布，全体人员分5路，向西渡、枫泾、奉城以及陶红、封红英的居住地进发，力争一网打尽。
6点40分，各路侦查员同时到达了西渡、枫泾、奉城，将现场牢牢包围。此时，里面正在热火朝天地上课。侦查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当场抓获数十余名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与此同时，负责抓捕陶红的那路侦查员赶到她的住处后，看到房间的窗帘紧闭着，敲门也没有人应答。分析她有可能在儿子家。但当部分侦查员前往陶红的儿子家时，发现陶红并不在此。她儿子说他母亲刚打过电话给他，说她正在外面办事。
“咦，那就奇怪了。我们凌晨5点就守候在陶红家附近了，难道她竟然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飞了出去?”侦查员暗自纳闷道。侦查员冷静分析后，意识到也许是敲门惊动了陶红，她很有可能仍躲在家里。但就在此时，侦查员发现从她家的厨房窗口里飘出阵阵烟雾。“不好，陶红很有可能在销毁罪证。”说时迟，那时快。侦查员迅速从楼上的一户居民家，直接翻阳台冲进她的家，当场将正在厨房里焚烧传销网络的人员结构关系图、工资单、笔记本等资料的陶红抓获。
忏悔
警方查明，截至2008年3月，陶红共给山东上家汇去钱款共计237.98万元，其中封红英汇给陶红的有91.67万元。同时，根据陶红、封红英两人绘制的组织人员结构图，侦查员发现从该传销组织2007年8月进入上海活动，到最后被一举摧毁，已有716人加入其中。
据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如果仅仅从涉案的金额237.98万元上来看，从全国已经破获的传销案件来说，也许并不算高。但上海破获的这起传销案件，在社会影响上却非常恶劣。因为该团伙入会门槛低，对不了解内情的市民很有诱惑力。参与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无业或退休在家中年人，他们人人心中都在梦想发财。很多人在她们鼓吹的发财梦迷惑下，掏钱入会时非常爽快。同时，为了在短时间里提高自己的级别，甚至还把子女亲戚朋友拖进来。等到真正醒悟，明白这完全是陶红、封红英等人设下的拉人头赚钱的骗局时，已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参与传销活动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即便案子破获，追回赃款，但按法律规定也是不能退还给参与者的。
据侦查员介绍，陶红可谓山东新田传销组织在上海的“一姐”。2007年4月，她在山东听完课后，便参加成为会员，经过数月的努力“奋斗”，不久就晋升到代理员级别。让她看到了自己“辉煌”前程。于是，同年8月，她决定打回老家，在上海开始“自主创业”，她选择的第一站就是奉贤西渡地区。果不出其所料，她的“事业”发展十分顺利，在她精心编织的传销网络中，很快就出现多个代理员，封红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那些代理员从各自上课点收到入会费后，每十天将入会费统一打入封红英的银行账户，由她汇总后再汇给陶红。然后，由陶红负责每月10日、20日、30日，把入会费汇给山东上家，一层层上交到组织最上层。同时，每月初山东总部会给陶红快递工资单，由其负责发工资给那些代理员。为了进一步拓展“事业”，她们接着又各自带团队到奉城、枫泾等地发展。
今年56岁的陶红，初中文化。儿子无业在家，女儿正在读大学。案发后，她的丈夫就没再出现过，只有女儿到看守所探视过她几次。回忆起自己坠入传销深渊的过程，陶红痛哭流涕：“去年4月，朋友叫我到山东去考察项目，据说是国家试点行业，前景诱人。于是，我就叫了6个小姐妹一起去。当时，我们约好，只要有1个人不同意就回来。在山东兰溪一家宾馆会议室里，有20多个人听课。3天听下来，想不到，我们6个人都动心了。但回到上海后，坚持到最后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按山东总部的规定，每人只能发展两个直接下线，以2的倍数递增，很快就能开枝散叶。我挑选了几个朋友，逐一打电话过去，叫他们来看看，封红英就是这么被我拉进来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陈刚，他们都是我的直接下线。这期间，丈夫曾经劝过我，说传销活动是非法的。可是，当时自己早已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丈夫的话。反而以丈夫和女儿的名义各付了一笔入会费。”
当侦查员问陶红，通过做传销，她究竟赚到了多少钱时，她扳着指头算了笔账，“租借上课点的教室和宿舍等费用，都是由我们做代理员先行垫付的。光这笔钱自己就花了3万多元，可从山东总部拿到的工资奖金才1万多元。”
今年60多岁的封红英，原本在金山区开了一家化工厂，规模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小康。但在陶红的鼓动下，竟然也深信，做传销是一条又快又好的发财致富的捷径。于是，不听家人劝告，放下自己的化工厂业务，跟随陶红全身心投入到传销活动中，最终只得自食其果，落得了一个害人又害己的下场。 相比陶红、封红英而言，那些受蒙骗而参与传销的普通会员的境遇则更为让人同情。
今年49岁的田阿姨，是某养老院的服务员。笔者在采访时，她正在经侦支队做笔录，提起自己误入传销的圈套，她几乎痛不欲生：“今年1月初，我接到一个叫周萍的朋友电话，她父母以前在养老院里住过，所以我们很熟悉。5年前她父母从养老院搬走后，我们还不时联系。电话里，她说她现在在做旅游，为了感谢我对她父母的照顾，想邀请我和儿子一起去免费旅游。顺便听个投资项目。我儿子精神上受过刺激，常年在家休息。我想能够有免费旅游的机会，带他出去散散心也蛮好，就答应了。过了几天，周萍带着我们母子2人来到了奉贤西渡。把我们安排在一间民房里住下后，再三叮嘱我们不许外出。否则推荐人要受到罚款处理的。碍于她的面子，我们听了3天课。上课的老师说这是国家的项目，花钱投资肯定能赚取。我想花3000元买套化妆品，将来还能赚钱，这生意挺不错的。由于规定一人只能买一份，我特地ATH机取了6000元交给周萍。可化妆品却一直没有拿到，周萍说先付款再生产，要耐心等一段时间。回去后我很后悔，再打周萍手机已联系不上……我和丈夫月收入2000元还不到，儿子生病又没有工作，传销把我们一家害惨了!”
在办案过程中，侦查员接触到了大量的类似田阿姨这样的被害人。他们说，传销的真相在于只有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极少数几个人才有可能赚钱，而处于下面的人几乎赚不到钱。为了挽回成本，赚取下家的入门费，有人不惜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变成自己的下家，这样被害人就又变成了害人的人了，雪球越滚越大。
那么参加者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受骗上当呢?侦查员“揭秘”道：“这其中有一个对参加者不断洗脑，疲劳轰炸的过程。参加者一般都是抱着一种想快速致富的心态去参加的。因此，传销的组织者掌握他们这种心理，用一些貌似正统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来模糊他们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他们慢慢地会对这个组织产生一种信任感、归宿感。这样参加的人员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这个传销组织者所希望的状态中去”。
日前，犯罪嫌疑人陶红、封红英，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对于被陶红转移走的237.98万元的涉案资金，警方已经展开全力追查，争取为被害人挽回一些损失。但是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这些传销组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快速分配资金的渠道，要全部追回这些资金难度非常大。为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随便听信别人关于快速致富的花言巧语，对于传销活动要坚决抵制。因为一旦陷入传销的陷阱，结果往往是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有可能牵涉到家人和朋友。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在打击传销活动中还存在着盲点。由于非法传销涉及人数众多，涉及金额巨大，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近年来，国家虽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然而，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调研却发现，一方面打击力度很大，另一方面传销犯罪势头还非常猛。在多年来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的过程中，现有法律打击力度偏轻，打击门槛偏高，打击留有空白，是传销犯罪屡打不绝的主因。这也造成传销的组织者、房屋出租者、授受传销课的老师等关键人物屡屡逃避打击，致使传销活动经常能在各地死灰复燃。因此，亟待有关部门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给予明确。
就在撰写此文之时，笔者又获悉，据南京市工商局披露，该市33所高校中，有834名大学生卷入到一起传销案，其中竟然还有河北省某县的高考状元。善良的人们啊!请记住，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编辑：靳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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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镇坐落在上海奉贤区。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这个地处偏僻远郊的村镇的名声随着房产广告的传播，也渐渐地“深入人心”，众多的上海市区市民纷纷在那里购房置业。西渡，成了一片“热土”。
可是，突然从2007年的10月初开始，奉贤警方不断接到匿名举报，说是有人在西渡地区租借房屋，招揽群众，统一住宿，举办讲座，似有在搞非法传销活动的嫌疑。但是，举报者只是说看到有许多男女老少在上课，并且吃住在里面，实行封闭式管理。至于讲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又来自于何处?举报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为此，西渡派出所和分局经侦支队根据举报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多次突击检查。发现确实是有人在举办讲座，据那些听课的人讲，他们是被朋友邀请来听医学和健康养生讲座的。而且，警方也没有在现场查获开展传销活动的证据。所以，每次检查都是“无功而返”。直到2007年12月的一天，在又一次的突击检查时，侦查员终于在举办讲座的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讲课者留下的笔记本，上面十分简略地写着一些商品营销方面的知识。但里面写着“要发财干新田”一行小字，顿时引起了侦查员的极大关注。据知，有一种在全国影响甚广的传销模式就是叫“新田”。该传销组织成立于武汉，早在1998年就被国家工商总局依法取缔，当时最高负责人叫王琼，这是一个被所有新田组织成员奉为鼻祖的人。虽然被取缔，新田传销组织依然在地下发展，2002年这个组织彻底分裂，3名骨干分子在东北“开拓事业”，其他地方基本销声匿迹。2003年初经历“非典”的冲击、当地政府对外来人口管理力度加大，3名骨干分子代理的新田传销团队到2003年6月份只有不到400人，活动城市只有吉林四平、辽宁辽阳、本溪3个城市。但是到了2004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传销组织又迅速在全国各地膨胀。
但是，仅凭笔记本留下的这么一行字，还很难断定这伙人是在搞传销。于是为了进一步摸清真相，奉贤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找到了曾经听过讲座，了解内幕的赵先生。
内幕
今年26岁赵先生，在上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工作。据他介绍，大约是在2007年10月的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朋友说她在上海奉贤区西渡地区做了个项目，那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可以发大财，叫他过去看看，不要错过机会。他问她究竟是什么生意，她说眼见为实，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叫他有空亲自到西渡地区了解一下。
过了几天，那个朋友又打来电话。这次说只是邀请他去听课。于是，赵先生便答应了。接着，那个朋友对他说如果前去上课的话最好要住在那里，这样可以集中精力。他说他不住，那个朋友说那你第一天可以不住，但是正式上课后就一定要住在宿舍的。到了周末，那个朋友就带着他去听课。上课地点是在西渡社区靠近好友多超市东北方向的农民自建的两层住宅房。他进去后，看到里面已经有30来个人端坐着，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小到十几岁，大到五六十岁的都有。
赵先生在朋友的引导下，在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坐好后，只见一个主持人走上台，先向大家寒暄几句，接着，他便请出一个老师为大家上课。那个老师一上来便宣布说上课的内容要认真听，好好记，但是不准用笔记，要记在心里，上完课后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后才能参加下一步的正式活动。
讲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什么三商法、公司制度、“兰望德”化妆品介绍等。那个老师在讲课时眉飞色舞、慷慨激昂。用极具鼓动的语言说道：“我们要用三商法捍卫自己的祖国”。还说什么“根据国务院下达的命令，他们要在全国构建一张5亿人的国家人际网，并且要将这个人际网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打造成诞生百万个、千万个富翁的摇篮。”
上课从上午6：15进场，6：30开始上课，上到中午11点左右，中途甚至连上厕所也不允许。然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寝室吃中饭，吃饭的费用是他们自己出的，每个人一天的伙食费10元，大家轮着烧饭，由寝室长安排。在讨论学习中，很多人对上课内容都深信不疑，个个在讨论时热泪盈眶。晚上9点则要求大家一律睡觉。完全是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
课间，主持人严肃地对大家说道：“现在你们首要任务就是去发展人员继续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当你们发展的人数达到400个左右时，你们可以拿到20多万元的月薪，并且在发展人员期间还能得到提成奖励，自己的级别随着发展的人数数量增加而提高。”
主持人又讲了很多经济学概念，阐述他们主要是采用“三商法”的理念进行经营的，如果扣除中间环节的费用，产品直接从生产商到消费者，大家可以有60jj；的利润。
在朋友的再三恳求下，赵先生最后还是住了下来。学员们居住的寝室坐落在西渡社区的某花园新村内，每间寝室住十个人左右，男女分开住，大家一律睡地铺。每个寝室都有一个寝室长，负责每天安排人去买菜、烧饭、扫地等工作。并且由他带着这个寝室的人去上课。每次去上课前，寝室长都会要求大家讲话声音要轻，而且要分散走到上课地点。每个人进去还要和里面站在后排的几个人握手致敬，新来的人被安排坐在前面第一、二排，第一次去听课的人都是要求自我介绍下自己从哪来的，叫什么名字等等。
赵先生告诉侦查员，当他听完课后，觉得这家公司不太正规，似乎有骗人之嫌，便没有参加考试，独自离开了那里。所以他们考试地点在哪里他也不太清楚，考试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的朋友继续不停地打电话要他去上课，并且动员他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去听课。而他自己通过上网查询，感觉这样像是在搞传销活动。于是，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向警方作了举报。
出击
奉贤警方初步断定这伙人极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犯罪团伙，因为从他们的组织结构上来看，即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5个级别，你如果想晋级，就必须不断发展下家入会，只有达到了一定的人数后，你才能获得晋级。在这过程中的全部数据均输入电脑转化为点数，然后有电脑系统按点数的多少自动晋级以及计算提成。这显然是一种“五级三阶制”的传销模式，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和打击的。
三阶制是首先要让参加的人认为，他们参加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合法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主持人会煞有介事或断章取义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讲话，从宏观经济谈到微观经济，也就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洗脑”过程。其次要让他们觉得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很有前途的， 前景是很光明的，是可以赚到大钱的。最后则是所谓的分享课，组织者会向每人收取3000元的入会费，这也是课程中最关键的部分。
通过分析，侦查员肯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沿用新田模式进行传销诈骗团伙。于是，奉贤警方立即成立了以经侦支队为主的专案组，开始了为期2个多月的外围侦查。
这个传销团伙的头目是谁?团伙中有多少骨干分子?入会费收取了多少，资金的具体流向是哪里?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明白，打击传销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挖出传销团伙的组织者。通过侦查发现，在上课地点负责培训讲课、考试收钱的都是一些培训员级别的人物，而还有一伙人则躲在他们的身后遥控操纵。
于是，围绕着那些培训员的社会关系以及行动轨迹，在汇总了众多的线索后，一个名叫陶红的退休妇女逐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
经查，陶红是上海本地人，目前居住在西渡地区，已经取得了代理员级别。陶红是这个点的负责人，在西渡地区的传销点里经常活动的30多人，在她的下面有4个培训员负责上课、收钱。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发现，在奉贤的奉城镇、金山的枫泾镇很有可能还有她的传销“连锁”点。于是，侦查员立即兵分几路，赶赴上述地点。
在金山枫泾镇的一个居民住宅区内，侦查员发现了一个传销窝点。但“遗憾”的是在里面上课的总共只有五、六个人，这显然和事先掌握的情报不符。经过进一步的搜寻，终于又在离这个住宅区200米左右的一个工厂的仓库发现了规模庞大的传销点。而赶赴奉城镇的侦查员也在一幢别墅内，发现了传销点。和别处传销点不同的是，这里传销课堂和宿舍均安排在别墅里。这个点的负责人同样是一个叫封红英的退休妇女，她是陶红发展的下线，也已经取得了代理员的级别。
至此，这个传销网络在上海的3个窝点，已经全部被警方掌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防止团伙成员逃跑，2008年1月21日，奉贤警方决定同时在西渡、枫泾、奉城3个地区实施抓捕行动，彻底取缔这一非法活动。
凌晨4点30分，天还没有放亮，70多名侦查员，20多辆警车已经悄悄地在分局大院集结。指挥员宣布，全体人员分5路，向西渡、枫泾、奉城以及陶红、封红英的居住地进发，力争一网打尽。
6点40分，各路侦查员同时到达了西渡、枫泾、奉城，将现场牢牢包围。此时，里面正在热火朝天地上课。侦查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当场抓获数十余名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与此同时，负责抓捕陶红的那路侦查员赶到她的住处后，看到房间的窗帘紧闭着，敲门也没有人应答。分析她有可能在儿子家。但当部分侦查员前往陶红的儿子家时，发现陶红并不在此。她儿子说他母亲刚打过电话给他，说她正在外面办事。
“咦，那就奇怪了。我们凌晨5点就守候在陶红家附近了，难道她竟然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飞了出去?”侦查员暗自纳闷道。侦查员冷静分析后，意识到也许是敲门惊动了陶红，她很有可能仍躲在家里。但就在此时，侦查员发现从她家的厨房窗口里飘出阵阵烟雾。“不好，陶红很有可能在销毁罪证。”说时迟，那时快。侦查员迅速从楼上的一户居民家，直接翻阳台冲进她的家，当场将正在厨房里焚烧传销网络的人员结构关系图、工资单、笔记本等资料的陶红抓获。
忏悔
警方查明，截至2008年3月，陶红共给山东上家汇去钱款共计237.98万元，其中封红英汇给陶红的有91.67万元。同时，根据陶红、封红英两人绘制的组织人员结构图，侦查员发现从该传销组织2007年8月进入上海活动，到最后被一举摧毁，已有716人加入其中。
据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如果仅仅从涉案的金额237.98万元上来看，从全国已经破获的传销案件来说，也许并不算高。但上海破获的这起传销案件，在社会影响上却非常恶劣。因为该团伙入会门槛低，对不了解内情的市民很有诱惑力。参与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无业或退休在家中年人，他们人人心中都在梦想发财。很多人在她们鼓吹的发财梦迷惑下，掏钱入会时非常爽快。同时，为了在短时间里提高自己的级别，甚至还把子女亲戚朋友拖进来。等到真正醒悟，明白这完全是陶红、封红英等人设下的拉人头赚钱的骗局时，已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参与传销活动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即便案子破获，追回赃款，但按法律规定也是不能退还给参与者的。
据侦查员介绍，陶红可谓山东新田传销组织在上海的“一姐”。2007年4月，她在山东听完课后，便参加成为会员，经过数月的努力“奋斗”，不久就晋升到代理员级别。让她看到了自己“辉煌”前程。于是，同年8月，她决定打回老家，在上海开始“自主创业”，她选择的第一站就是奉贤西渡地区。果不出其所料，她的“事业”发展十分顺利，在她精心编织的传销网络中，很快就出现多个代理员，封红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那些代理员从各自上课点收到入会费后，每十天将入会费统一打入封红英的银行账户，由她汇总后再汇给陶红。然后，由陶红负责每月10日、20日、30日，把入会费汇给山东上家，一层层上交到组织最上层。同时，每月初山东总部会给陶红快递工资单，由其负责发工资给那些代理员。为了进一步拓展“事业”，她们接着又各自带团队到奉城、枫泾等地发展。
今年56岁的陶红，初中文化。儿子无业在家，女儿正在读大学。案发后，她的丈夫就没再出现过，只有女儿到看守所探视过她几次。回忆起自己坠入传销深渊的过程，陶红痛哭流涕：“去年4月，朋友叫我到山东去考察项目，据说是国家试点行业，前景诱人。于是，我就叫了6个小姐妹一起去。当时，我们约好，只要有1个人不同意就回来。在山东兰溪一家宾馆会议室里，有20多个人听课。3天听下来，想不到，我们6个人都动心了。但回到上海后，坚持到最后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按山东总部的规定，每人只能发展两个直接下线，以2的倍数递增，很快就能开枝散叶。我挑选了几个朋友，逐一打电话过去，叫他们来看看，封红英就是这么被我拉进来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陈刚，他们都是我的直接下线。这期间，丈夫曾经劝过我，说传销活动是非法的。可是，当时自己早已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丈夫的话。反而以丈夫和女儿的名义各付了一笔入会费。”
当侦查员问陶红，通过做传销，她究竟赚到了多少钱时，她扳着指头算了笔账，“租借上课点的教室和宿舍等费用，都是由我们做代理员先行垫付的。光这笔钱自己就花了3万多元，可从山东总部拿到的工资奖金才1万多元。”
今年60多岁的封红英，原本在金山区开了一家化工厂，规模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小康。但在陶红的鼓动下，竟然也深信，做传销是一条又快又好的发财致富的捷径。于是，不听家人劝告，放下自己的化工厂业务，跟随陶红全身心投入到传销活动中，最终只得自食其果，落得了一个害人又害己的下场。 相比陶红、封红英而言，那些受蒙骗而参与传销的普通会员的境遇则更为让人同情。
今年49岁的田阿姨，是某养老院的服务员。笔者在采访时，她正在经侦支队做笔录，提起自己误入传销的圈套，她几乎痛不欲生：“今年1月初，我接到一个叫周萍的朋友电话，她父母以前在养老院里住过，所以我们很熟悉。5年前她父母从养老院搬走后，我们还不时联系。电话里，她说她现在在做旅游，为了感谢我对她父母的照顾，想邀请我和儿子一起去免费旅游。顺便听个投资项目。我儿子精神上受过刺激，常年在家休息。我想能够有免费旅游的机会，带他出去散散心也蛮好，就答应了。过了几天，周萍带着我们母子2人来到了奉贤西渡。把我们安排在一间民房里住下后，再三叮嘱我们不许外出。否则推荐人要受到罚款处理的。碍于她的面子，我们听了3天课。上课的老师说这是国家的项目，花钱投资肯定能赚取。我想花3000元买套化妆品，将来还能赚钱，这生意挺不错的。由于规定一人只能买一份，我特地ATH机取了6000元交给周萍。可化妆品却一直没有拿到，周萍说先付款再生产，要耐心等一段时间。回去后我很后悔，再打周萍手机已联系不上……我和丈夫月收入2000元还不到，儿子生病又没有工作，传销把我们一家害惨了!”
在办案过程中，侦查员接触到了大量的类似田阿姨这样的被害人。他们说，传销的真相在于只有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极少数几个人才有可能赚钱，而处于下面的人几乎赚不到钱。为了挽回成本，赚取下家的入门费，有人不惜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变成自己的下家，这样被害人就又变成了害人的人了，雪球越滚越大。
那么参加者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受骗上当呢?侦查员“揭秘”道：“这其中有一个对参加者不断洗脑，疲劳轰炸的过程。参加者一般都是抱着一种想快速致富的心态去参加的。因此，传销的组织者掌握他们这种心理，用一些貌似正统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来模糊他们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他们慢慢地会对这个组织产生一种信任感、归宿感。这样参加的人员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这个传销组织者所希望的状态中去”。
日前，犯罪嫌疑人陶红、封红英，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对于被陶红转移走的237.98万元的涉案资金，警方已经展开全力追查，争取为被害人挽回一些损失。但是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这些传销组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快速分配资金的渠道，要全部追回这些资金难度非常大。为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随便听信别人关于快速致富的花言巧语，对于传销活动要坚决抵制。因为一旦陷入传销的陷阱，结果往往是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有可能牵涉到家人和朋友。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在打击传销活动中还存在着盲点。由于非法传销涉及人数众多，涉及金额巨大，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近年来，国家虽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然而，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调研却发现，一方面打击力度很大，另一方面传销犯罪势头还非常猛。在多年来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的过程中，现有法律打击力度偏轻，打击门槛偏高，打击留有空白，是传销犯罪屡打不绝的主因。这也造成传销的组织者、房屋出租者、授受传销课的老师等关键人物屡屡逃避打击，致使传销活动经常能在各地死灰复燃。因此，亟待有关部门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给予明确。
就在撰写此文之时，笔者又获悉，据南京市工商局披露，该市33所高校中，有834名大学生卷入到一起传销案，其中竟然还有河北省某县的高考状元。善良的人们啊!请记住，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