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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评判和道德生成
道德评判和道德生成是道德教育实施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道德标准是关键的中介因素，是道德评判的依据，是道德生成的质与量水平；道德评判检验道德标准，同时促进道德生成；道德生成会提高道德评判。人类的道德教育中道德评判和道德生成主要是对历史道德传统的继承。因为道德现象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标准和规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积累形成的，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相比具有稳定性和很强的继承性。中外历史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道德教育的遗产，历史上对道德问题的探究及成果是我们道德标准的重要来源。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实施道德评判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及后人对其所做的评价，为我们的道德素质提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或作为榜样，或作为教训。
道德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环。做人，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的内涵。讲道德、讲文明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基准，特别是对社会关系、天人关系的探索不乏精到之处，很多内容和观点应是解决目前世界范围的社会危机的有益途径。概括起来讲，在中国传统道德理想里有两点是非常关键的，对后世人格发展乃至今日仍起着重要影响：一是突出强调理想的人格。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国传统文化讲人，最为讲求的是道德修养的完善，反映在教育目的上是把“明人伦”作为对人最基本的要求。儒家所讲的德性，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上，重义轻利。二是其强烈的入世精神。有人将无为和消极遁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说明封建文化的衰落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片面的。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中所体现和流露的，是一种济国救民的情怀，是一种强烈的历史和道德的责任感。正如张载所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也正是从要求修身、齐家开始追求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要做事，先做人，在这一点上，中西传统是基本一致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也是将“义”看得高于生命，“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在今天的审判中，我这个迟钝的老人不能逃避死亡和危险，但聪明而敏捷的原告却不能逃避不义，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①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所谓道德是指人的道德。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无疑将对人们的道德形成和发展起着感召和示范的作用。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历史上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靠他们的权威、财富，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和杰弗逊功高权重，是英雄，因为他们代表了北美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以及为自由和民主而舍去一切的精神。同样，在独立战争中，纳森·黑尔，一个极不起眼的教师出身的中尉，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获得的情报送给部队就被英军绞杀，但他也是英雄，以其藐视敌人、大义赴死的精神成为与华盛顿比肩而立的伟人。他的临终遗言“我惟一的遗憾是我只能为我的民族牺牲一次”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品质和精神之一。
与此相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违背道义和正义的邪恶现象则会从反面给人的道德形成和发展提供教训。就个人而言，如历朝历代的奸佞之臣、荒淫之君：就国家民族而言，德意志及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世界和平和他国、本国人民利益的损害。值得我们反省和体察的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道德行为问题，还应进而扩大到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道德发展趋势和健康和谐发展的文明程度。
二、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关心
二十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学会生存”的教育口号。它在一份重要报告中指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学生在这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学会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和相处。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人们不把外国人当作抽象的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具体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性，有他们自己的快乐；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国际理解、人类友爱、民族间相互依存的意识，是现代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世界性的道德目标之一。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提出了“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的教育口号，将培养人类的相互的理解、友爱、合作精神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普遍理想和准则加以倡导。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世界教育大会，就以“学会关心”作为大会的主题，极力倡导人类间关心、友爱、尊重与合作为主体的和谐发展的社会新道德。
这些教育理念和口号的提出，是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对人类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形势而提出的。在此前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从法律理性的方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特别在发达国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和危机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对他人、对自然、对社会的冷漠，对自身价值和前途的迷惑和怀疑越来越成为人类进步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有进一步激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在讲法制、讲制度之外，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发展和协调矛盾。历史教育在这方面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历史加深国家民族之间的了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宽容友好相处，一个重要前提是相互了解和认识，特别需要在文化传统、历史、宗教和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理解与沟通。历史教育应该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阵地。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和理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出了“能群”的主张，即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怎样才能“能群”呢?儒家建立了一套道德规范，即“仁”、“爱人”，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古代的道家学派提出了“天和”的宝贵思想。“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②所谓“天和”，即指人和自然的和谐。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虽然是古代的产物，但它作为关于世界普遍规律的表述，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现代意义。
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及其他
这里，我们再次明确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具体的德育教育目标，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中小学德育大纲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均强调了这些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与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联系密切，基本上也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其中，除了专设德育课程进行德育教育外，要求各学科教学也要加强对德育教育的渗透。对于历史学科，大纲强调：“历史常识教学，最易于具体、形象、生动地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重大成就和对人类的杰出贡献；知道近代史上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我国的主要罪行以及中国人民受欺凌的主要史实；知道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捍卫中华的重大斗争和一些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事迹；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的主要事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教育学生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见，历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道德性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特性之一。
注释：
①色诺分.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早辩[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庄子·天道.
参考文献:
[1]杜时忠.人文教育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吴鹏，房列曙.人文社会科学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朱汉国，王斯德.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标准(实验稿)解读[M].北京师范大学山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常苧，男，陕西汉中人。青海省德令哈市教育局所属中学教师。200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攻读历史教育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道德评判和道德生成是道德教育实施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道德标准是关键的中介因素，是道德评判的依据，是道德生成的质与量水平；道德评判检验道德标准，同时促进道德生成；道德生成会提高道德评判。人类的道德教育中道德评判和道德生成主要是对历史道德传统的继承。因为道德现象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标准和规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积累形成的，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相比具有稳定性和很强的继承性。中外历史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道德教育的遗产，历史上对道德问题的探究及成果是我们道德标准的重要来源。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实施道德评判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及后人对其所做的评价，为我们的道德素质提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或作为榜样，或作为教训。
道德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环。做人，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的内涵。讲道德、讲文明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基准，特别是对社会关系、天人关系的探索不乏精到之处，很多内容和观点应是解决目前世界范围的社会危机的有益途径。概括起来讲，在中国传统道德理想里有两点是非常关键的，对后世人格发展乃至今日仍起着重要影响：一是突出强调理想的人格。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国传统文化讲人，最为讲求的是道德修养的完善，反映在教育目的上是把“明人伦”作为对人最基本的要求。儒家所讲的德性，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上，重义轻利。二是其强烈的入世精神。有人将无为和消极遁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说明封建文化的衰落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片面的。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中所体现和流露的，是一种济国救民的情怀，是一种强烈的历史和道德的责任感。正如张载所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也正是从要求修身、齐家开始追求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要做事，先做人，在这一点上，中西传统是基本一致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也是将“义”看得高于生命，“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在今天的审判中，我这个迟钝的老人不能逃避死亡和危险，但聪明而敏捷的原告却不能逃避不义，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①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所谓道德是指人的道德。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无疑将对人们的道德形成和发展起着感召和示范的作用。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历史上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靠他们的权威、财富，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和杰弗逊功高权重，是英雄，因为他们代表了北美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以及为自由和民主而舍去一切的精神。同样，在独立战争中，纳森·黑尔，一个极不起眼的教师出身的中尉，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获得的情报送给部队就被英军绞杀，但他也是英雄，以其藐视敌人、大义赴死的精神成为与华盛顿比肩而立的伟人。他的临终遗言“我惟一的遗憾是我只能为我的民族牺牲一次”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品质和精神之一。
与此相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违背道义和正义的邪恶现象则会从反面给人的道德形成和发展提供教训。就个人而言，如历朝历代的奸佞之臣、荒淫之君：就国家民族而言，德意志及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世界和平和他国、本国人民利益的损害。值得我们反省和体察的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道德行为问题，还应进而扩大到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道德发展趋势和健康和谐发展的文明程度。
二、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关心
二十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学会生存”的教育口号。它在一份重要报告中指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学生在这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学会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和相处。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人们不把外国人当作抽象的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具体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性，有他们自己的快乐；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国际理解、人类友爱、民族间相互依存的意识，是现代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世界性的道德目标之一。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提出了“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的教育口号，将培养人类的相互的理解、友爱、合作精神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普遍理想和准则加以倡导。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世界教育大会，就以“学会关心”作为大会的主题，极力倡导人类间关心、友爱、尊重与合作为主体的和谐发展的社会新道德。
这些教育理念和口号的提出，是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对人类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形势而提出的。在此前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从法律理性的方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特别在发达国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和危机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对他人、对自然、对社会的冷漠，对自身价值和前途的迷惑和怀疑越来越成为人类进步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有进一步激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在讲法制、讲制度之外，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发展和协调矛盾。历史教育在这方面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历史加深国家民族之间的了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宽容友好相处，一个重要前提是相互了解和认识，特别需要在文化传统、历史、宗教和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理解与沟通。历史教育应该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阵地。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和理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出了“能群”的主张，即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怎样才能“能群”呢?儒家建立了一套道德规范，即“仁”、“爱人”，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古代的道家学派提出了“天和”的宝贵思想。“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②所谓“天和”，即指人和自然的和谐。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虽然是古代的产物，但它作为关于世界普遍规律的表述，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现代意义。
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及其他
这里，我们再次明确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具体的德育教育目标，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中小学德育大纲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均强调了这些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与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联系密切，基本上也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其中，除了专设德育课程进行德育教育外，要求各学科教学也要加强对德育教育的渗透。对于历史学科，大纲强调：“历史常识教学，最易于具体、形象、生动地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重大成就和对人类的杰出贡献；知道近代史上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我国的主要罪行以及中国人民受欺凌的主要史实；知道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捍卫中华的重大斗争和一些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事迹；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的主要事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教育学生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见，历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道德性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特性之一。
注释：
①色诺分.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早辩[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庄子·天道.
参考文献:
[1]杜时忠.人文教育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吴鹏，房列曙.人文社会科学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朱汉国，王斯德.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标准(实验稿)解读[M].北京师范大学山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常苧，男，陕西汉中人。青海省德令哈市教育局所属中学教师。200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攻读历史教育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