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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始终保持了团结统一，而党的团结统一又与高度重视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密不可分。回顾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重要政治纪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增强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自觉性，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政治纪律的初步形成
尽管政治规矩是近年才出现的词汇，但纪律与规矩意识与中共组织的建立几乎同时出现。1921年7月的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强调成为中共党员必须“承认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并且在入党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入党之后，“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可以说，这是党给自己的成员最初定下的政治规矩。
对党员来说，守规矩无疑首先要遵守党章。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从此使党为自己立下了“总规矩”。这部总共二十九条组成的党章，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共九条，党迄今为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其中都有所体现。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这实际上确定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准则，对于确保中央的权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十分重要。
1927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题为《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文件，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纪律”的表述。该文件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这说明此时党不但已经意识到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更意识到在诸多纪律中政治纪律的重要性乃是第一位的。
开创革命新路中立下新规矩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再次强调：“严格地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
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关于政治纪律的文件。该决议案明确提出：“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要求全党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自觉树立政治纪律的意识。
在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红军的纪律建设。在前往井冈山的途中，他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连队设支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几项措施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说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政治规矩之一。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这次会议不但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案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来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要求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正因为这次会议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成功化解了此前红四军内部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分歧，促进了红四军的团结，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四个服从”的提出
在党的革命历史上，因违背政治纪律后果最严重的，当属1935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此外，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不但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如何看待敌后游击战的作用、怎样保卫武汉等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而且重大问题上不请示中央，闹独立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中央全会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鉴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由于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亦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建立党内报告制度
1947年7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各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日显重要。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更是明確提出要将各战略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提出，“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其目的在于“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该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具体规定。
1948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共中央在这年制定的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对于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时形成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增强各级干部的组织纪律性，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责任编辑：袁瑛）
政治纪律的初步形成
尽管政治规矩是近年才出现的词汇，但纪律与规矩意识与中共组织的建立几乎同时出现。1921年7月的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强调成为中共党员必须“承认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并且在入党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入党之后，“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可以说，这是党给自己的成员最初定下的政治规矩。
对党员来说，守规矩无疑首先要遵守党章。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从此使党为自己立下了“总规矩”。这部总共二十九条组成的党章，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共九条，党迄今为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其中都有所体现。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这实际上确定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准则，对于确保中央的权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十分重要。
1927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题为《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文件，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纪律”的表述。该文件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这说明此时党不但已经意识到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更意识到在诸多纪律中政治纪律的重要性乃是第一位的。
开创革命新路中立下新规矩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再次强调：“严格地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
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关于政治纪律的文件。该决议案明确提出：“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要求全党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自觉树立政治纪律的意识。
在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红军的纪律建设。在前往井冈山的途中，他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连队设支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几项措施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说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政治规矩之一。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这次会议不但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案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来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要求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正因为这次会议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成功化解了此前红四军内部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分歧，促进了红四军的团结，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四个服从”的提出
在党的革命历史上，因违背政治纪律后果最严重的，当属1935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此外，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不但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如何看待敌后游击战的作用、怎样保卫武汉等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而且重大问题上不请示中央，闹独立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中央全会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鉴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由于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亦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建立党内报告制度
1947年7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各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日显重要。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更是明確提出要将各战略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提出，“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其目的在于“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该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具体规定。
1948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共中央在这年制定的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对于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时形成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增强各级干部的组织纪律性，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责任编辑：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