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比率可以衡量股价高估吗？-—基于崩盘风险视角的经验证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威、宋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冯璐，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李春涛 本文节选自《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本文利用事后的股价崩盘风险检验锚定比率衡量股价高估的有效性。之所以选择股价崩盘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根据资产定价的均值回归理论，股价高估状态无法永远维持，一种可能的调整方式便是股价发生崩盘。若定价效率的缺失使得股价无法及时向内在价值回归，将导致股价高估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旦公司遭受负面消息冲击，投资人的踩踏抛售可能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此外，锚定比率除了可以衡量股价高估，还可能意味着投资者存在股价高点的锚定效应。借鉴相关研究，本文还可以探讨崩盘事件发生时，投资者对股价高点的锚定效应是否会加剧其对负面消息的反应强度，利用崩盘事件后长期股价表现与锚定比率之间的关系，从股价收益率的角度提供锚定比率衡量股价高估有效性的进一步证据。
　　结果表明：锚定比率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方面，较少的分析师跟踪、较高的散户持股与较高的股票流动性均会强化锚定比率对崩盘风险的影响。分别控制常用的股价高估指标、两类代理问题和管理层“捂盘”行为后，结果依然成立。崩盘事件发生时，锚定比率影响投资者对负面消息的反应强度，表明锚定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确实存在。而长期看来股价保持“惯性”而非发生“反转”，表明锚定比率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股价高度的认知，更意味着一种事实上的高估。

新《预算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吗？—来自四川省市州的证据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李建军、刘媛 本文节选自《财政研究》2020年第7期

　　全球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引发大众的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例如，G20成员占世界人口2/3，但其GDP却从2012年的占世界80%上升至2019年的85%以上。在G20内部，中美两国GDP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比重则缩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因全球化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高的。在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占领市场便利的同时，全球化挤压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的生存空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第四年就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估计，这场疫情使4.2亿—5.8亿人口返贫，约占全球人口的8%。疫情加剧了边缘化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引发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原则侵蚀国家主权。参加全球化，一国政府就得减少对跨国事务的控制，甚至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当跨境活动对一国造成严重伤害时，政府就会采取逆全球化行为，重新控制跨境活动的自由。
　　全球化加大相互依存度，当全球性危机加剧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时，政府考虑主动地去全球化策略。全球化增大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依存度超过10%形成依赖，超过30%则为绝对依赖。当全球性危机发生时，相互依附的脆弱性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化了控制金融流动的政策。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也是主动减少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度。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家体会到国际产业链断裂的危害，于是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危险，并开始制定主动地去全球化策略。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使美国从推动全球化转向去全球化。中国GDP于2010年升至全球第二，2019年达到美国的2/3。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讲道：“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两极趋势的形成使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加快下降，于是美国从全球化推手变为去全球化的主力。
　　民粹主义兴起，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方向。在两极趋势形成的过程中，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使自由主义式微。2016年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兴起，这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重大影响。美国曾是冷战后推行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如今美国政府成了自由主义外交原则的批判者，提出以原则现实主义指导对外政策。由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已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因此其外交原则中的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对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外交指导思想與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包容的观念对立，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思想。最突出的国际表现是多边主义衰退，单边主义盛行。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地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