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
　　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的七楼，举行着这片土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场地内人群涌动，在特区政府成立及宣誓就职仪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读出了他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高官问责制的推行，结束了几乎所有高官的传统公务员地位，标志着香港现代管治模式的开始，是实施“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典范。

　　高地上，一艘承载着“一国两制”大业的轮船已经启航，舵手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对于轮船，董建华再熟悉不过了，在航海业巨擘的家庭里成长，他似乎天生就带着这样的使命。
　　击倒风浪，勇敢前行。

平稳过渡

　　1995年年底以前，董建华还不是香港社会的公众人物，在他成为行政长官热门人选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
　　但是在全世界的航运业，这个名字无人不知。1937年，董建华作为董浩云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上海徐汇区一幢两层高的洋房，这位长子自诞生起，就被父亲寄予了厚望。
　　大海，是日后成为一方巨贾的董浩云近乎信仰的梦想，航运则被称之为他“心爱的事业”。二战时，董浩云因为碰上战争对航运业营造的巨大需求，生意如日中天，待董建华接手时，其家族已经拥有了各类船舶149 艘，总吨位达到了1100 万吨。
　　“船王之子”，是董建华所拥有的第一个称号。第二个称号，是他从没想过的另一条路。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最重要的宪制文件《基本法》开始起草。受到邀请，董建华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一起，开始了为期四年零八个月的咨询工作。
　　按照《基本法》的安排，主权移交后，原来的行政架构将会全部留任，改变的只有特区行政长官取代了英国政府派来的港督，以及特首委任行政会议取代了港督委任行政局。
　　但即便如此，没有人知道“一国两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变化，身处现实之中的香港人亦如是。流传在人群中间一个最经典的问题是，“7月1日醒来后，我下楼买早餐该用港元还是人民币？”
　　这样的探索，犹如需要把一块浸润了百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拼图，幾无缝隙，平整润滑地镶嵌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庞大版图中。新任特首则近乎孤身一人探入港英政府班底，他需要与这个系统日夜共事相处，保证这块1106.42平方公里的土地平稳过渡。
　　“一国两制”通过董建华的施政，得到了平稳的开局，回归前充斥在人们心里的不安和疑虑全部烟消云散。当选特首时，其实他已经年近60，但是董建华依然身体精壮，力求勤勉。每天他都在早上7点到来，在深夜11点下班，这样的作息为他博得了“711特首”的称号。而在他的任期内，留下了很多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需要胆量和智识开创的制度，无论成败，都见识了第一任特首的担当。

推行高管问责制

　　1998年7月6日，香港启用新的赤鱲角国际机场。开放当天全城瞩目，但是新机场的表现让人咋舌，兴致勃勃的乘客们发现几乎每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客运大楼发生电脑故障，航班资料无法显示；回程的飞机等待一个多小时只是为了一班舷梯；还多次发生停水和停电的情况，行李输送系统也出现了错误。
　　经过调查，委员会认为身兼机场发展策划委员会主席的时任政务司司长负有责任，但是她坚持公务员传统不愿道歉，认为是当时政府组织架构“集体决策”的结果，这样的处理方式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同时又因程序客观如此，十分无奈。
　　这次意外成为了酝酿董建华提出主要官员问责制（俗称为“高官问责制”）的催化剂。
　　港英政府时期的公务员沿袭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守“政治中立”的观念，也就是说无论上司的政治观念如何，都能专业高效地执行执政党的政策。在殖民地时期，这种不随着政党更替而保持稳定的行政体制好处是明显的，运行高效并且作风廉洁，但是在香港回归后，公务员虽然有权制定政策，却不需要为政策负上政治责任，也未必同意行政长官的政治理念，成为了施政的掣肘。比如董建华在1998年就提出，希望发展香港为国际中医药中心，也就是俗称的“中药港”计划，他希望利用香港严格规范的质检体系，通过采购药材在香港研发、深加工，推广中医，但是这个项目后来推进乏力，无疾而终。

董建华的管治风格是“不作秀”，他时刻都试图以道德、伦理教化去感召身边的人，不厌其烦解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道理。

　　在行政体系中近乎“单打独斗”的董建华发现，在公务员以外，他还需要有一层团队为通过公共政策和实现政治主张去争取社会的支持，积聚政治能量。并且回归以后，“当家做主”的想法开始在香港市民中普及，社会求变的心理在无形中推动了一股新潮流的到来。
　　这样的想法最终在董建华的第二任期成形，他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里比较具体地阐述了其设想内容，那就是让司局长脱离公务员团队，改以合约方式委任，任期五年。任内他们需要制定、解释政策，为政策作推介，争取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所以他们需要负责的对象就是行政长官本人。
　　高官问责制的推行，结束了几乎所有高官的传统公务员地位，标志着香港现代管治模式的开始，是实施“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典范。其后的行政长官在其基础上有过完善和改革，但仍然以问责制为起点，初衷是将“行政”和“政治”分开，建设一支更有凝聚力的管治团队。

“八万五”的尝试

　　早在担任特首前，董建华对于香港社会的现状已经有很强烈的感知。
　　回归前，他去到市区探访劏房人士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好“忟憎”（粤语，愤怒）、“心悒”（压抑），车水马龙的香港地，贫穷和富庶仅一街之隔，心里的悲悯和不甘始终萦绕着他。上任后，董建华很快揣着“利器”，希望往这个发达社会里最薄弱和核心的部位开刀，试图解决问题。
　　1997年的《施政报告》里，他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也就是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回归前，香港的楼价已经达到了高峰。为了避免殖民地政府在主权移交前把土地资源变成财政储备带走，《中英联合声明》限制了每年香港土地供应不得多于50公顷，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上扬而增加，但是供应量还是固定。这样的现象造成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很多人通过炒卖股票和地产致富，金融业和地产业成为香港经济重要支柱。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上升了68%。
　　董建华透彻地看到这种经济结构的畸形，他希望在土地问题还未走入死局之际下一剂猛药。带有新加坡经验影子的“八万五计划”甫一推出，赞成的声音是多于反对声的，当年政府就拍卖了总计24公顷的19块住宅用地。
　　但199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董建华上任初期便迎来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他的房屋政策未能幸免于风暴下。香港的主权移交翌日，东南亚便有一只蝴蝶的翅膀开始了扇动—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邻近国家的货币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横扫东南亚后，以索罗斯为首的炒家转移阵地到香港，他们认定香港政府挺不过维持联系汇率的高昂代价。十个月来，“大鳄”屡屡冲击港元，摧毁性的打击发生在1998年8月，他们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
　　遭受冲击的董建华表现出一位领导者应有的果断和毅力，危急时刻，他在半小时内就作出了动用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入市干预的决定，最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击退炒家。此举在外界有过质疑，因为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尚无先例，有影响自由港信誉的可能，但是参与了这场“战斗”的时任财务司司长曾荫权回忆道，在连番攻击之下，香港已经“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银行贷款利息将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后来当董建华回忆起这关键一役时，只是云淡风轻地说道，“金融市场的稳定，联系汇率的维护，是最基本我们要做到的。”
　　可惜的是，香港仍然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在金融風暴盘桓在维港上空十多个月的时间里，楼市出现了“跳水式”的量价齐跌，1998年房价急剧下跌50%～60%，房屋空置率巨幅上升。
　　在这场楼市崩溃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是人人都在挤兑的泡沫。那些在高位时买入房屋并试图通过举债炒楼的中产阶层，面对腰斩的房价，只有破产一条路可以走。他们把因为金融风暴和畸形结构导致的楼价下跌和经济萧条指向了“八万五计划”，面对错位而至的压力，董建华只能放慢计划实施的脚步（1998年6月起特区政府就不再出售地皮），并且在两年后宣告这个建屋目标“不存在”。
　　但实际上，其有利的一面已经显影—“八万五”期间，批建的公屋逐渐落成，2003-2004年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缩短至2.1年。
　　历史的阴差阳错，让香港遗憾地失去了一次扭转经济结构的重要机会。事后这个计划被一次又一次提及，对应的是香港日益高攀，达到疯狂的楼价。理性的人们分析道，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香港经济正处于发展到相当阶段、福利主义抬头的时期，而那时候的特首正好是有志于解决房屋问题、心系民众的董建华。往后回想，“八万五建屋计划”颇有些“生不逢时”的味道。

　　对底层民众的关怀，是董建华的身上处处体现着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角逐行政长官时，他在阐述政纲过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最朴素的道理：当我们勇往直前时，我深信有必要重新确立和认同一些世代相传的中国人的价值。简而言之，就是孝顺父母、重视家庭、仁爱为怀、诚信为本、谦逊刻苦、自强不息。
　　早在商界历练时经历的种种风浪，逐渐沉淀了董建华寡言内敛的性格，但是父亲从小灌输他的家国意识，“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的情怀，都一一刻印在这位长子的心里。
　　“八万五”没有成功施行到底，但是却时常为人所怀念和提及。被问到“市民当年是否错怪了你”，董建华笑言：“市民怪责是小事， 民主社会系咁（口架）喇（就是这样的）！”

“孤独”的工作

　　特首的工作是一份难做的工作，几乎每一位在任内都会受到来自市民的挑剔。但是对于董建华的人品却无人毁谤。很多人喜欢喊董建华为“董生”，因为他时刻谦逊，在人们心目中是先生、绅士的形象。面对着记者，他也同样愿意敞开心扉，有主持人曾经问及，从商人变成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作最后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就是这样了。”
　　香港坊间喜欢用“热厨房”来形容政治生活，尤其是管治团队的组建过程，几乎注定了会处于一种热气腾腾，并且在民意前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循环状态。对于争议和不解，董建华没有置之身后，他直率地表示，“这实在反映出香港人是在当家做主，对政府的期望和对特首的要求也比较高。”
　　领导这个充满着多元文化和思想、有深厚西方文化扎根的东方土壤，每一项政策的成败都需要经受双重检验，孤独感是萦绕左右的。 　　成长背景和家庭教育所带来的涵养让董建华无论何时都恪守着一份政界少见的内敛与持重，这是他时刻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的根源，也让他或多或少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2005年，时任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在电台采访中提到，董建华的管治风格是“不作秀”，他不像“末代港督”彭定康一样经常巡区去抱抱小朋友，吃蛋挞，喝凉茶，上演亲民作风，董建华时刻都试图以道德、伦理教化去感召身边的人，不厌其烦解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道理。
　　他是在讲述着最朴实的道理，在他任内，“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的确为香港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帮助香港走出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萨斯事件而引起的经济低迷，随后“自由行”开通，香港的各行各业得到实惠。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作最后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就是这样了。”

　　生意场上锻炼出的敏锐目光让董建华能清晰看见香港社会的盘根错节，并且也在实际中触及了根本。他任内的一系列举措，在十年、二十年后回看，还意外地引起怀念和触动。
　　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支撑这颗东方之珠的柱子并不牢固，以房地产为主业的结构难以长远，所以很多场合言必谈“经济转型”。事实上除了“中药港”的计划，董建华还提出了“数码港”的建设方案，推行信息科技工业，那是1999年。只要想想那個年头各家互联网公司的动态就知道这个提法的深谋远虑：谷歌还在私家车车库里创业， Facebook、Twitter还没有影子；腾讯只是一个10人的小创业团队，马云刚刚开始在家中创业。

　　2005年，因为健康原因，董建华宣布辞去行政长官的职务。他没有辜负历史和国家背负在他身上的使命，“一国两制”成功在香港落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内涵保持了社会的活力与生机，“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时隔九年，77岁的董建华在2014年重回大众视线。他牵头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会，希望建立一个与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智库。基金仍然着力在房屋问题的研究上，发布一份又一份研究报告。“团结”两字，在往后的日子里，对于香港社会有金子一样的宝贵意义。
　　那个少言、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前特首，仍然埋头在严肃的政策研究中，每当他在报纸看到房屋建设的可行方案，便会撕下来交给基金的同事研究。
　　这位航行者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责任，在其辞职感言里早就有过动人的描述。如今再度回顾董建华的特首历程，这样的声音言犹在耳：
　　“八载风雨路崎岖，市民的痛苦、忧虑，和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我未有一刻忘怀。为疏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一日懈怠……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