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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国民党装甲兵元老 刘奎斗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群贤毕至，少长咸集。2006年5月15日，黄埔机械化学校建校70周年同学聚会，在六朝古都南京举行。五十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耄耋老人在亲人的陪同下，齐集紫金山麓，感念师恩，倾诉衷肠，真情喷涌，催人泪下。
尤为难得的是年逾九旬的瓦鲁班之战英雄——刘奎斗老先生也在夫人刘陈安美和女儿刘壁嘉的照顾下，专程从台北抵宁共襄盛举，从而也使记者有了零距离接触这位传奇老人的机会………。
坐在记者面前的刘奎斗老人衣着极为朴素，但他却捐资280万美元为浙江大学修建了设施一流的“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设立了张伯苓奖学金和徐庭瑶奖学金（与徐将军的二位公子共同筹集），并且多次接济生活拮据的岛内外学友师生。
“他就是这样，自己花钱却分斤掰两，浙大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时，他的毛衣都捉襟见肘了，可还舍不得换下来。我象样一点的衣服都是女儿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女儿东吴大学毕业后，自己去美国寻求发展，他没有在金钱上资助一点。”老夫人刘陈安美私下和记者“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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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黑龙江绥化，外祖母家是辽宁大连金州，“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关内。1934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学习机电专业。那时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先后任浙大抗敌后援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杭州市大、中学校抗敌后援会主席。并和十一位同学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后与倭寇斗争，由于这些原因，受到了竺可桢校长的关注和好感。后来，我投笔从戎，报考了徐庭瑶将军创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第三期技术学员队，毕业时全班第一。徐将军特地召见我，询问以后的打算，我决心要上阵杀敌。他非常高兴，破格晋升我为上尉（一般学员毕业时都是中尉），把我派到当时我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军——杜聿明将军指挥的第五军任职，并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战后我致信竺可桢校长，请求回校复读，蒙竺先生恩准，我修完未竟学业。1942年底，我在重庆被举荐参加驻印战车训练班。
1943年初，参加驻印战车训练第一期的学员在贵阳集结。共有160余人，都是即将毕业和往届的机校毕业生，在机械化部队工作多年，技术军官约占四分之一。我们从贵阳乘美造道奇十轮大卡车至曲靖，然后再乘火车到昆明，最后从昆明巫家坝机场乘美军飞机到印度。
临行之前要进行严格的体检，先由中国军医初检，然后美国医生再复查一遍，在每人的胳膊上都盖一个半寸宽一寸长的印记，凭此登机。本来体检预防传染病是件大好事，但盖上标记实在有伤中国军人的自尊心，可又没办法。那时的飞机不如现代客机载的人多，而且也没有密封舱。我们乘坐的C-46运输机只能载30多个人，帆布座椅都排列在机窗两旁，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固定的帆布带，可用手拉住保证安全。我们从昆明起飞时，已是五月艳阳天，但上升到几千米以后，气温骤降，冷风从缝隙中钻进来，像小刀子一样，大有“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感觉，手脚都冻麻木了。又碰上气流扰动，飞机上下颠簸，我们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临上飞机时每人发一个牛皮纸袋供呕吐之用），初次乘飞机的新鲜感觉早已丢却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坐的飞机很顺利（没有碰到日本飞机）地到达了印度的汀江机场，洗澡、消毒、换新军装，过了两天以后，就乘火车和汽车到了兰姆伽。
2
兰姆伽是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一战时期英军曾在这里修了一个战俘营，关押意大利战俘。它的面积很大，汽车训练场、轻重武器靶场、丛林战营地、运动场及各种后勤设施应有尽有。战训班的武器装备由美方提供，我们每人一支手枪，什么牌子的我忘了，一支汤姆式冲锋枪，都是刚从库里领的新家伙。子弹有的是，打完了随便领。后勤供应由英国人负责，新鲜的蔬菜、肉食、乃至罐头，充足供应，而且还有香烟、肥皂、手纸。我们的军服和驻印英军的一样，每月还有磨损换补。这一切与国内军队缺吃少穿、有枪无弹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时我对国富兵强的道理有了切肤之痛的理解。
我们受训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汽车驾驶，由于学员都是机校毕业生和技术军官，早都开过汽车。再加上场地空旷，教练车多，汽油供应充沛（以致有的学员也和老美一样剩半桶油就倒了，再领新的）。如此种种，美国教官（大都是军士）也乐得清闲，任由我们驾车在场地上纵横驰骋，两周时间下来我们的技术都有了飞速的提高。
战车保养也是必修课，训练器材是一辆美制M3A3轻型战车，教官也是两位美国军士。翻译是一位刚从国内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机械一窍不通，经常张冠李戴，弄得学员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主动帮他解释纠正，那个大学生也自觉无光，就申请调到别的班去了。由于我在浙大时专门学习过M3A3的空冷星形引擎，所以对教官教学时帮助很大，这样第一期战车保养班学完之后，他们主动向战训班蔡宗濂少将提出，要留我教第二期，蔡主任欣然同意，并认为这也是班集体的荣誉。在二期开课的第一天，主讲教官宣布：“我们知道的，刘少校都知道，而且学理结合方面比我们知道得还多，这一期由他主讲。”这下子可累苦了我，两个教官轮流画图，我不停地讲，又没有屋子只能在酷热的太阳下晒着。一个礼拜下来，搞得我筋疲力尽，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正规的教室。
战车通信学习的教材就是部队和战车间短程通话机的操作和简单维修。一次那位美军中尉教官在黑板上画图时，把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位置搞错了，我发现后指出来，他仔细核对一番后就改正过来，并对我表示感谢。
不过美国教官中也有一些瞧不起中国人的。在上汽车保养课时，三人一组，教具是一台“奇姆西”引擎。教官是美军的一位中士，非常傲慢，我很生气，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教训”他一下。于是我就利用他向学员提问的机会，反问一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搞得他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这时我就讲给他听，他也只有点头称是了。以后他怕我再“为难”他，索性不提问我们这一组了，临走时还向我瞪眼挥拳地发泄他的不满。他可能回去之后向上级“诉了苦”，所以有一天下课后，一位少校就对我们讲：“我知道你们都是懂汽车的，这很好，但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为难教官了。”我们全班同学听了以后，都觉着扬眉吐气。以后美方又派来了一个技术和态度都很好的上尉教官，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总的讲美国教官大多数还都是很优秀的，他们有很强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严肃认真，不徇私情。虽然我原来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但在战训班我还是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在受训期间，我还和蒋纬国将军有过一段交往，他人很随和，丝毫没有架子，学习非常认真，英语很出色。
兰姆伽是个很美丽的亚热带小镇，街面上有几家华侨和当地人开设的饭馆和商店。有时我们就凑钱去中国人开的饭店改善一下，不过菜还是很贵的。我是东北人，爱吃肉，买一份就要四五个卢比，而我们当时每月才一百多卢比。镇上还有一家由当地的土邦主开的电影院，我们轮流去看电影，有一部国产电影叫《白云故乡》轰动一时。凤子姑娘的演技倾倒军营，到处都可以听到“天苍苍，地茫茫”的歌声。
从兰姆伽往东120英里，有一处佛教圣地伽雅，那里有座金刚塔，据说是释迦牟尼成佛的地方。塔前有棵菩提树，为佛门至宝，我们抽空都到那里去瞻仰，带回几片由僧侣们在金黄色的菩提叶上印制的佛像，寄送亲友珍藏。金刚塔附近有雷音寺，西去30英里还有灵山，看来吴承恩写得蛮对的。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我们战训班副主任王铁城少将，在朝圣地途中车毁人亡，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英国战车学校毕业，在同学们中口碑极好，他也是葬在驻印军公墓中军衔最高的中国军人。
战车训练班结业以后（共办了两期，第二期人多）。受训学员共组成了两个战车营，我被任命为一营补给连连长。每营900人，拥有各种车辆300辆，平均3人一辆车，即使按现在的标准看，水平也是蛮高的。其中M3A3轻型战车74辆（加预备战车）。M3A3轻型战车全重14.2吨，乘员4人，每人长短枪各1枝、37毫米平射炮1门、重机枪2挺、高射机枪1挺、还有1具火焰喷射器。风冷7缸星形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250匹马力，最高时速53千米，正面装甲厚30毫米。除了汽油发动机安全性差一点之外（二战时期绝大部分坦克都是汽油发动机），M3A3在各方面都比日本的战车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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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营在营长赵振华上校和美军布朗上校的指挥下，于1944年1月从兰姆伽出发，到达加尔各答，配齐装备后登上火车，开往缅北的雷多休整待命。望着兵强马壮的队伍，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消灭倭寇报仇雪恨，是一营每个弟兄的共同心声。
3月3日清晨，一营开始向日军第十八师团司令部瓦鲁班发起攻击。战车纵队在先遣队刚刚在热带密林中开辟出的小路上，成单列队形前进。
我率领战车三连的搜索排（保护补给连的），插在车队中间行进，到中午时分，先头部队的战车已经和日军交上了火。日本鬼子为了阻断我军进攻，不断地向我们车队前行的方向打炮，为了躲避敌人的火力，车队时走时停，速度很慢。为了减小伤亡，我向全连的弟兄们发出命令：“当鬼子打炮时（指炮弹在附近爆炸，如果是听到咻咻声则证明炮弹会飞到远处，绝对炸不着），要下车卧倒，避免车毁人亡，同时注意警戒防备鬼子对车队的偷袭。前车移动，后车要迅速跟进”。下午3点左右，前方的炮声非常猛烈。我正指挥车队冒着鬼子的炮火前进时，突然看见油料班班长毛成有斜背着两支“伽兰德”步枪，抱着自己的汤姆枪，浑身是血，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我急忙紧走几步迎上前扶住了他，然后命令指挥车上的通讯军士去拿急救包。但他的左前胸被弹片炸出了个大洞，急救包堵上也没有用。成有推开我的手说：“报告连长，我车上的两个弟兄都死了，我也不行了，这是我们3个人的枪，你快派人去把油料车开走，要让鬼子炸了就全完了”。说完身子一软就倒在我的怀里，多好的弟兄啊，身负致命伤，还带着3枝枪前来报告。六十多年过去了，毛成有烈士殉国的情形一直在我心里。
讲到这里，刘奎斗老人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战斗越来越猛烈，战车掩护着步兵冲锋陷阵。由于敌人的远射程火炮还未被完全摧毁，所以不时有大口径炮弹落在补给车队附近，我连又有两名弟兄阵亡，两人重伤，其中的一个弟兄看见我哭喊着说：“连长，我的腿断了，可家里还有老娘和孩子呀！”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法对他讲更多安慰的话，只是命令卫生兵赶紧把他抬下去。由于负责保卫我们的战车也奉命超越投入战斗。所以只剩下我们这些毫无防护能力，载满了弹药、汽油的运输卡车暴露在敌人的间接火力之下，长此下去必凶多吉少。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传来了赵营长的命令，立刻转移隐蔽待命。我指挥车队刚离开不远，鬼子的火炮就盖了过来，谢天谢地，要不及时转移，我们就全报销了。
这时天色已暗，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又不能开灯，只能摸黑前进，又走了几百米，车就陷进泥潭，轮子打滑怎么也开不出来，我只好下令就地休息，等天亮了再说。为了防备敌人晚上偷袭，我让弟兄们都挖好散兵坑，架起机枪轮流警戒。这一夜我觉着太长了，耳边听着断断续续的爆炸声，真替弟兄们担心，但愿不是“夜来炮弹声，死伤知多少”吧！
孟浩然的《春晓》诗被刘老改用到了这里，使记者真有了身历其境的感觉。
天明之后，弄出了陷在泥中的车辆，我奉命去晋见美军布朗上校。我向他报告了车辆物资无损失，但五死二伤的情况。他听了以后，也一脸愁容地对我说：“我们也死了三个，重伤二个”。我一听好奇怪，美军士兵都待在战车里，有装甲防护，流弹怎么会碰着他们呢？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敌炮暂停时，美军走出战车轻松一下，然后点起火来煮咖啡，结果暴露了目标，让鬼子的大炮打了个正着。我听了以后，直觉得好笑，这些洋大兵也太图享受了，战场上生死转瞬之间，还惦记着喝咖啡！
奉上司的命令，我赶回补给连集结地，率领保养排，辎重排和拖车，到昨天发生战斗的地域紧急抢修被损战车。我们在半径约两千米的地方一共发现了十七辆坏车，我迅速安排好抢修和警戒。就急速向前赶，看望先行出发的由油料组长伍济武带领的先遣组。我刚开车进入森林，突然前面传来一声闷响，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伍组长的车触雷了。这时油料车都拥堵在树林里，前面又有鬼子的雷区，情况很危险。我试着向在附近的美军求援，请他们一块儿去查看情况并协助解决，谁知那个军官肩膀一耸双手一摊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了。”接着跳上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我是又气又急，没办法自己动手吧。弟兄们都当起了工兵，老天保佑没有伤亡，一共挖出来一百多个地雷。他们把地雷都装在帆布桶里，献宝似的提来让我“观赏”。我真高兴，弟兄们在这样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还有孩童似的天真。清除了地雷，顺利地为前方部队补足了油料和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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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下午，赵营长接到命令，于八日拂晓率战车一、二连向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发动总攻。我和他坐在指挥车内，共同研究敌情，关键是如何渡过南比河，一来不知河水深浅，二来根据美军情报，敌人在对岸设置了多门战车防御炮（反坦克炮）。因此任务是很危险的。为了表示对赵营长的深情，我把自己戴了多年心爱的“天梭表”送给了他，当时的情景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
三月八日，战车三连迂回渡过南比河，展开攻击。敌人战防炮只顾正面我军，没料想，三连从侧后杀来，敌炮还未及调整就全被消灭。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赵营长他们从正面渡河的压力。只是由于河滩沼泽松软，战车不少都陷进泥沼之中，到了下午，还没有彻底解决战斗。赵营长急了，因为他知道黑夜战车就是瞎老虎（当时的坦克没有一点夜战装备），只有挨打的份儿。没有步兵支援就完了，于是他要步兵营派出一个连乘坐补给连的运输车前去增援。可这些步兵弟兄都有怕死畏难情绪（讲到这里，刘老加重了口气，在战场上谁要说不怕死，那是撒谎吹牛）。步兵营长看到此情，恳切地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们的背包摆在车后和两侧，枪弹决打不穿，前面有驾驶楼挡着，你们保证没事的”。我也对开车的弟兄们讲：“前面有赵营长战车开路，后面有步兵挡着，两边有挡泥板保护（我曾作过试验，把运输车的挡泥板拆下来，两张重叠，放在驾驶楼两旁，20米以外步枪子弹打不穿），可以放心开车”。话是这么说，我内心还是默默地祈祷上天，保佑弟兄们平安归来。
到了九日清晨七点钟左右，前去支援的我连弟兄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回来了，其中有的还拖着缴获日军的战防炮。接着又传来了战车三连缴获了自抗战以来最光荣的战利品，日军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此物现收藏台湾装甲兵学校）。
三月九日上午，我发现了两辆被遗弃树林中的日军装甲车，外形很完整，也很美观。一念之间，我想起补给连没自卫车辆的困难和求助美军时遭到的白眼，于是下决心要把它们修好为我所用。两车损坏不是很严重，电瓶也有电，但发动不起来，这证明是电路出了毛病（被日本人撤退时给破坏了）。于是我让同来的孙组长和技工持枪警戒，我和技术员李先生钻进车内全力检修电路。刚摸到点头绪，敌人残余火炮就打过来了，我们卧倒在车下躲避，这样炮停了再修。最后终于修好了第一辆，我心里真是高兴。这时其他的同事认为修好一辆就很不错了，赶紧开走见好就收吧。但我坚持都修好，因为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如果现在不修好开走，敌人完全有可能修好再来打我们（因为我们没带炸药所以不能破坏它）。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辆不到十分钟就修好了。我开一辆带路，孙组长开另一辆，往回返。在一条密林中开辟的小路上，突然发现横倒着几个肥壮的鬼子尸体，路两边都是粗壮的大树，根本过不去，再退回去费时又危险，只能压尸而过，说来有些不仁义。但我一想到日本人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无辜同胞，比起他们的暴行，我一点也不过份。于是我猛踩油门碾尸而过，那一瞬间，我有了“马踏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的豪迈。
在瓦鲁班之战中，由于我率队修好了十七辆战车，及时为攻击部队补充了油料，弹药，而且缴获了两辆日军装甲车，所以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六等云麾勋章。
回国之后，我先后在壁山机械化兵监部，沈阳504厂等处任职，1948年底蒙老教育长徐庭瑶将军提携任装甲兵司令部技术处长。1949年我来到台湾后遭人陷害，受拘押52天。解脱后我愤而辞去军职，办企业和公司，再加上内人经营有方，有了些积蓄。我遵从古训“受之点水，报以涌泉”，尽我所能为大陆的文教事业做点贡献。我平生最敬佩三个人，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浙大校长竺可桢、机校老教育长徐庭瑶将军……
题后记：回到自己的房间，记者整理着采访笔记，回味着刘老的讲述，联想到南宋大诗人陆游当年面对国难频仍回天无力时发出的无奈感叹“宁作百夫长，不为一书生”。而我们的刘奎斗老先生呢？“学养精深，战功卓著，福荫后学，泽被四海”。如果陆放翁九泉有知的话，肯定会自叹弗如了。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群贤毕至，少长咸集。2006年5月15日，黄埔机械化学校建校70周年同学聚会，在六朝古都南京举行。五十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耄耋老人在亲人的陪同下，齐集紫金山麓，感念师恩，倾诉衷肠，真情喷涌，催人泪下。
尤为难得的是年逾九旬的瓦鲁班之战英雄——刘奎斗老先生也在夫人刘陈安美和女儿刘壁嘉的照顾下，专程从台北抵宁共襄盛举，从而也使记者有了零距离接触这位传奇老人的机会………。
坐在记者面前的刘奎斗老人衣着极为朴素，但他却捐资280万美元为浙江大学修建了设施一流的“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设立了张伯苓奖学金和徐庭瑶奖学金（与徐将军的二位公子共同筹集），并且多次接济生活拮据的岛内外学友师生。
“他就是这样，自己花钱却分斤掰两，浙大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时，他的毛衣都捉襟见肘了，可还舍不得换下来。我象样一点的衣服都是女儿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女儿东吴大学毕业后，自己去美国寻求发展，他没有在金钱上资助一点。”老夫人刘陈安美私下和记者“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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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黑龙江绥化，外祖母家是辽宁大连金州，“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关内。1934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学习机电专业。那时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先后任浙大抗敌后援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杭州市大、中学校抗敌后援会主席。并和十一位同学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后与倭寇斗争，由于这些原因，受到了竺可桢校长的关注和好感。后来，我投笔从戎，报考了徐庭瑶将军创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第三期技术学员队，毕业时全班第一。徐将军特地召见我，询问以后的打算，我决心要上阵杀敌。他非常高兴，破格晋升我为上尉（一般学员毕业时都是中尉），把我派到当时我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军——杜聿明将军指挥的第五军任职，并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战后我致信竺可桢校长，请求回校复读，蒙竺先生恩准，我修完未竟学业。1942年底，我在重庆被举荐参加驻印战车训练班。
1943年初，参加驻印战车训练第一期的学员在贵阳集结。共有160余人，都是即将毕业和往届的机校毕业生，在机械化部队工作多年，技术军官约占四分之一。我们从贵阳乘美造道奇十轮大卡车至曲靖，然后再乘火车到昆明，最后从昆明巫家坝机场乘美军飞机到印度。
临行之前要进行严格的体检，先由中国军医初检，然后美国医生再复查一遍，在每人的胳膊上都盖一个半寸宽一寸长的印记，凭此登机。本来体检预防传染病是件大好事，但盖上标记实在有伤中国军人的自尊心，可又没办法。那时的飞机不如现代客机载的人多，而且也没有密封舱。我们乘坐的C-46运输机只能载30多个人，帆布座椅都排列在机窗两旁，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固定的帆布带，可用手拉住保证安全。我们从昆明起飞时，已是五月艳阳天，但上升到几千米以后，气温骤降，冷风从缝隙中钻进来，像小刀子一样，大有“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感觉，手脚都冻麻木了。又碰上气流扰动，飞机上下颠簸，我们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临上飞机时每人发一个牛皮纸袋供呕吐之用），初次乘飞机的新鲜感觉早已丢却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坐的飞机很顺利（没有碰到日本飞机）地到达了印度的汀江机场，洗澡、消毒、换新军装，过了两天以后，就乘火车和汽车到了兰姆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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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伽是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一战时期英军曾在这里修了一个战俘营，关押意大利战俘。它的面积很大，汽车训练场、轻重武器靶场、丛林战营地、运动场及各种后勤设施应有尽有。战训班的武器装备由美方提供，我们每人一支手枪，什么牌子的我忘了，一支汤姆式冲锋枪，都是刚从库里领的新家伙。子弹有的是，打完了随便领。后勤供应由英国人负责，新鲜的蔬菜、肉食、乃至罐头，充足供应，而且还有香烟、肥皂、手纸。我们的军服和驻印英军的一样，每月还有磨损换补。这一切与国内军队缺吃少穿、有枪无弹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时我对国富兵强的道理有了切肤之痛的理解。
我们受训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汽车驾驶，由于学员都是机校毕业生和技术军官，早都开过汽车。再加上场地空旷，教练车多，汽油供应充沛（以致有的学员也和老美一样剩半桶油就倒了，再领新的）。如此种种，美国教官（大都是军士）也乐得清闲，任由我们驾车在场地上纵横驰骋，两周时间下来我们的技术都有了飞速的提高。
战车保养也是必修课，训练器材是一辆美制M3A3轻型战车，教官也是两位美国军士。翻译是一位刚从国内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机械一窍不通，经常张冠李戴，弄得学员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主动帮他解释纠正，那个大学生也自觉无光，就申请调到别的班去了。由于我在浙大时专门学习过M3A3的空冷星形引擎，所以对教官教学时帮助很大，这样第一期战车保养班学完之后，他们主动向战训班蔡宗濂少将提出，要留我教第二期，蔡主任欣然同意，并认为这也是班集体的荣誉。在二期开课的第一天，主讲教官宣布：“我们知道的，刘少校都知道，而且学理结合方面比我们知道得还多，这一期由他主讲。”这下子可累苦了我，两个教官轮流画图，我不停地讲，又没有屋子只能在酷热的太阳下晒着。一个礼拜下来，搞得我筋疲力尽，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正规的教室。
战车通信学习的教材就是部队和战车间短程通话机的操作和简单维修。一次那位美军中尉教官在黑板上画图时，把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位置搞错了，我发现后指出来，他仔细核对一番后就改正过来，并对我表示感谢。
不过美国教官中也有一些瞧不起中国人的。在上汽车保养课时，三人一组，教具是一台“奇姆西”引擎。教官是美军的一位中士，非常傲慢，我很生气，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教训”他一下。于是我就利用他向学员提问的机会，反问一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搞得他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这时我就讲给他听，他也只有点头称是了。以后他怕我再“为难”他，索性不提问我们这一组了，临走时还向我瞪眼挥拳地发泄他的不满。他可能回去之后向上级“诉了苦”，所以有一天下课后，一位少校就对我们讲：“我知道你们都是懂汽车的，这很好，但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为难教官了。”我们全班同学听了以后，都觉着扬眉吐气。以后美方又派来了一个技术和态度都很好的上尉教官，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总的讲美国教官大多数还都是很优秀的，他们有很强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严肃认真，不徇私情。虽然我原来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但在战训班我还是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在受训期间，我还和蒋纬国将军有过一段交往，他人很随和，丝毫没有架子，学习非常认真，英语很出色。
兰姆伽是个很美丽的亚热带小镇，街面上有几家华侨和当地人开设的饭馆和商店。有时我们就凑钱去中国人开的饭店改善一下，不过菜还是很贵的。我是东北人，爱吃肉，买一份就要四五个卢比，而我们当时每月才一百多卢比。镇上还有一家由当地的土邦主开的电影院，我们轮流去看电影，有一部国产电影叫《白云故乡》轰动一时。凤子姑娘的演技倾倒军营，到处都可以听到“天苍苍，地茫茫”的歌声。
从兰姆伽往东120英里，有一处佛教圣地伽雅，那里有座金刚塔，据说是释迦牟尼成佛的地方。塔前有棵菩提树，为佛门至宝，我们抽空都到那里去瞻仰，带回几片由僧侣们在金黄色的菩提叶上印制的佛像，寄送亲友珍藏。金刚塔附近有雷音寺，西去30英里还有灵山，看来吴承恩写得蛮对的。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我们战训班副主任王铁城少将，在朝圣地途中车毁人亡，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英国战车学校毕业，在同学们中口碑极好，他也是葬在驻印军公墓中军衔最高的中国军人。
战车训练班结业以后（共办了两期，第二期人多）。受训学员共组成了两个战车营，我被任命为一营补给连连长。每营900人，拥有各种车辆300辆，平均3人一辆车，即使按现在的标准看，水平也是蛮高的。其中M3A3轻型战车74辆（加预备战车）。M3A3轻型战车全重14.2吨，乘员4人，每人长短枪各1枝、37毫米平射炮1门、重机枪2挺、高射机枪1挺、还有1具火焰喷射器。风冷7缸星形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250匹马力，最高时速53千米，正面装甲厚30毫米。除了汽油发动机安全性差一点之外（二战时期绝大部分坦克都是汽油发动机），M3A3在各方面都比日本的战车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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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营在营长赵振华上校和美军布朗上校的指挥下，于1944年1月从兰姆伽出发，到达加尔各答，配齐装备后登上火车，开往缅北的雷多休整待命。望着兵强马壮的队伍，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消灭倭寇报仇雪恨，是一营每个弟兄的共同心声。
3月3日清晨，一营开始向日军第十八师团司令部瓦鲁班发起攻击。战车纵队在先遣队刚刚在热带密林中开辟出的小路上，成单列队形前进。
我率领战车三连的搜索排（保护补给连的），插在车队中间行进，到中午时分，先头部队的战车已经和日军交上了火。日本鬼子为了阻断我军进攻，不断地向我们车队前行的方向打炮，为了躲避敌人的火力，车队时走时停，速度很慢。为了减小伤亡，我向全连的弟兄们发出命令：“当鬼子打炮时（指炮弹在附近爆炸，如果是听到咻咻声则证明炮弹会飞到远处，绝对炸不着），要下车卧倒，避免车毁人亡，同时注意警戒防备鬼子对车队的偷袭。前车移动，后车要迅速跟进”。下午3点左右，前方的炮声非常猛烈。我正指挥车队冒着鬼子的炮火前进时，突然看见油料班班长毛成有斜背着两支“伽兰德”步枪，抱着自己的汤姆枪，浑身是血，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我急忙紧走几步迎上前扶住了他，然后命令指挥车上的通讯军士去拿急救包。但他的左前胸被弹片炸出了个大洞，急救包堵上也没有用。成有推开我的手说：“报告连长，我车上的两个弟兄都死了，我也不行了，这是我们3个人的枪，你快派人去把油料车开走，要让鬼子炸了就全完了”。说完身子一软就倒在我的怀里，多好的弟兄啊，身负致命伤，还带着3枝枪前来报告。六十多年过去了，毛成有烈士殉国的情形一直在我心里。
讲到这里，刘奎斗老人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战斗越来越猛烈，战车掩护着步兵冲锋陷阵。由于敌人的远射程火炮还未被完全摧毁，所以不时有大口径炮弹落在补给车队附近，我连又有两名弟兄阵亡，两人重伤，其中的一个弟兄看见我哭喊着说：“连长，我的腿断了，可家里还有老娘和孩子呀！”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法对他讲更多安慰的话，只是命令卫生兵赶紧把他抬下去。由于负责保卫我们的战车也奉命超越投入战斗。所以只剩下我们这些毫无防护能力，载满了弹药、汽油的运输卡车暴露在敌人的间接火力之下，长此下去必凶多吉少。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传来了赵营长的命令，立刻转移隐蔽待命。我指挥车队刚离开不远，鬼子的火炮就盖了过来，谢天谢地，要不及时转移，我们就全报销了。
这时天色已暗，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又不能开灯，只能摸黑前进，又走了几百米，车就陷进泥潭，轮子打滑怎么也开不出来，我只好下令就地休息，等天亮了再说。为了防备敌人晚上偷袭，我让弟兄们都挖好散兵坑，架起机枪轮流警戒。这一夜我觉着太长了，耳边听着断断续续的爆炸声，真替弟兄们担心，但愿不是“夜来炮弹声，死伤知多少”吧！
孟浩然的《春晓》诗被刘老改用到了这里，使记者真有了身历其境的感觉。
天明之后，弄出了陷在泥中的车辆，我奉命去晋见美军布朗上校。我向他报告了车辆物资无损失，但五死二伤的情况。他听了以后，也一脸愁容地对我说：“我们也死了三个，重伤二个”。我一听好奇怪，美军士兵都待在战车里，有装甲防护，流弹怎么会碰着他们呢？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敌炮暂停时，美军走出战车轻松一下，然后点起火来煮咖啡，结果暴露了目标，让鬼子的大炮打了个正着。我听了以后，直觉得好笑，这些洋大兵也太图享受了，战场上生死转瞬之间，还惦记着喝咖啡！
奉上司的命令，我赶回补给连集结地，率领保养排，辎重排和拖车，到昨天发生战斗的地域紧急抢修被损战车。我们在半径约两千米的地方一共发现了十七辆坏车，我迅速安排好抢修和警戒。就急速向前赶，看望先行出发的由油料组长伍济武带领的先遣组。我刚开车进入森林，突然前面传来一声闷响，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伍组长的车触雷了。这时油料车都拥堵在树林里，前面又有鬼子的雷区，情况很危险。我试着向在附近的美军求援，请他们一块儿去查看情况并协助解决，谁知那个军官肩膀一耸双手一摊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了。”接着跳上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我是又气又急，没办法自己动手吧。弟兄们都当起了工兵，老天保佑没有伤亡，一共挖出来一百多个地雷。他们把地雷都装在帆布桶里，献宝似的提来让我“观赏”。我真高兴，弟兄们在这样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还有孩童似的天真。清除了地雷，顺利地为前方部队补足了油料和弹药。
4
三月七日下午，赵营长接到命令，于八日拂晓率战车一、二连向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发动总攻。我和他坐在指挥车内，共同研究敌情，关键是如何渡过南比河，一来不知河水深浅，二来根据美军情报，敌人在对岸设置了多门战车防御炮（反坦克炮）。因此任务是很危险的。为了表示对赵营长的深情，我把自己戴了多年心爱的“天梭表”送给了他，当时的情景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
三月八日，战车三连迂回渡过南比河，展开攻击。敌人战防炮只顾正面我军，没料想，三连从侧后杀来，敌炮还未及调整就全被消灭。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赵营长他们从正面渡河的压力。只是由于河滩沼泽松软，战车不少都陷进泥沼之中，到了下午，还没有彻底解决战斗。赵营长急了，因为他知道黑夜战车就是瞎老虎（当时的坦克没有一点夜战装备），只有挨打的份儿。没有步兵支援就完了，于是他要步兵营派出一个连乘坐补给连的运输车前去增援。可这些步兵弟兄都有怕死畏难情绪（讲到这里，刘老加重了口气，在战场上谁要说不怕死，那是撒谎吹牛）。步兵营长看到此情，恳切地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们的背包摆在车后和两侧，枪弹决打不穿，前面有驾驶楼挡着，你们保证没事的”。我也对开车的弟兄们讲：“前面有赵营长战车开路，后面有步兵挡着，两边有挡泥板保护（我曾作过试验，把运输车的挡泥板拆下来，两张重叠，放在驾驶楼两旁，20米以外步枪子弹打不穿），可以放心开车”。话是这么说，我内心还是默默地祈祷上天，保佑弟兄们平安归来。
到了九日清晨七点钟左右，前去支援的我连弟兄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回来了，其中有的还拖着缴获日军的战防炮。接着又传来了战车三连缴获了自抗战以来最光荣的战利品，日军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此物现收藏台湾装甲兵学校）。
三月九日上午，我发现了两辆被遗弃树林中的日军装甲车，外形很完整，也很美观。一念之间，我想起补给连没自卫车辆的困难和求助美军时遭到的白眼，于是下决心要把它们修好为我所用。两车损坏不是很严重，电瓶也有电，但发动不起来，这证明是电路出了毛病（被日本人撤退时给破坏了）。于是我让同来的孙组长和技工持枪警戒，我和技术员李先生钻进车内全力检修电路。刚摸到点头绪，敌人残余火炮就打过来了，我们卧倒在车下躲避，这样炮停了再修。最后终于修好了第一辆，我心里真是高兴。这时其他的同事认为修好一辆就很不错了，赶紧开走见好就收吧。但我坚持都修好，因为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如果现在不修好开走，敌人完全有可能修好再来打我们（因为我们没带炸药所以不能破坏它）。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辆不到十分钟就修好了。我开一辆带路，孙组长开另一辆，往回返。在一条密林中开辟的小路上，突然发现横倒着几个肥壮的鬼子尸体，路两边都是粗壮的大树，根本过不去，再退回去费时又危险，只能压尸而过，说来有些不仁义。但我一想到日本人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无辜同胞，比起他们的暴行，我一点也不过份。于是我猛踩油门碾尸而过，那一瞬间，我有了“马踏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的豪迈。
在瓦鲁班之战中，由于我率队修好了十七辆战车，及时为攻击部队补充了油料，弹药，而且缴获了两辆日军装甲车，所以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六等云麾勋章。
回国之后，我先后在壁山机械化兵监部，沈阳504厂等处任职，1948年底蒙老教育长徐庭瑶将军提携任装甲兵司令部技术处长。1949年我来到台湾后遭人陷害，受拘押52天。解脱后我愤而辞去军职，办企业和公司，再加上内人经营有方，有了些积蓄。我遵从古训“受之点水，报以涌泉”，尽我所能为大陆的文教事业做点贡献。我平生最敬佩三个人，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浙大校长竺可桢、机校老教育长徐庭瑶将军……
题后记：回到自己的房间，记者整理着采访笔记，回味着刘老的讲述，联想到南宋大诗人陆游当年面对国难频仍回天无力时发出的无奈感叹“宁作百夫长，不为一书生”。而我们的刘奎斗老先生呢？“学养精深，战功卓著，福荫后学，泽被四海”。如果陆放翁九泉有知的话，肯定会自叹弗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