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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梦中，我们也不是处身于虚无或天空之中，而是仍旧在地上，仍旧在现实世界之中;只是在梦中，我们不是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事物，而是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现实事物。” ①这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的一句话，可借以阐释路魆超现实写作的特征。路魆是一位文坛新锐，2016年至今，已在《花城》《西湖》《青年作家》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近30篇。他的文字，始终是一个敏感的灵魂往自我意识深处的探照与表达，具有极强的自我指涉性，常含原始、神秘、死亡、颓废、癫狂、悬疑、超自然等元素，又充满形而上的思考，可谓别具一格。短篇小说《窃声》便是其中的典型。
死亡是路魆构筑自己文学国度的核心主题。加缪《局外人》的故事从默尔索收到养老院关于妈妈死讯的电报开始，类似的，《窃声》的故事也以“我”和妈妈接到神秘乐园告知舅舅死讯的电话为发端。由此，“我”前往神秘乐园，本欲处理舅舅的后事，顺便暂住撰稿，殊不知竟被卷入一团理不清辩不明的迷雾中。舅舅的尸体被小区居民擅自火化，死因成谜;不明的“咚咚”怪声开始在墙壁里不时响起，且不断移动;“我”与小区居民对立，一意孤行追查真相，却栽入桃色陷阱、被被诬为强奸犯，进而被囚困在神秘乐园中……几近崩溃的“我”开始疯狂窃听，最终砸开了墙壁，发现里面是战时逃生的过道，舅舅的头颅从中飘出……原来，墙体内的秘声，是舅舅的头颅撞击墙壁的声音。小说于此，进入魔幻的高潮：生死之间丧失明确的界限，这些头颅（还有永光、王伯、虾叔以及阳台对面的女人的）成为超越肉体的存在。与此同时，母亲的死讯传来，神秘小区的居民在撞门，纠缠“我”的女人在哭诉，新生婴儿在凄厉地哭泣，荒野上的冷却塔在坍塌、粉碎，“我”的世界摇摇欲坠。于是，“我”坚定地往漆黑的墙洞深处走去。渐渐地，“我”开始听见外部世界的细微声响，并想起故乡与亲人。一切恍如大梦，“我”或将醒来，迎接重生……
路魆自言：“虚构的目的在于投射内部不可捉摸的真实……我所坚持由内而外的凝视，只是为了更加逼近主体跟世界的关系。”（《文艺报》2018年8月6日第7版）《窃声》的故事，是非人的、颠倒的，看似“满纸荒唐言”，仿佛只是一场谬误、幻觉、梦呓，却又不止于此。它可能是舅舅年轻时的往事变形、戏谑和寓言化所构成的“我”的一场大梦。路魆以不俗的文字表现力，在他所惯常设定的封闭空间里导了一场超现实的戏。往事由此断裂成碎片，却又以奇异的方式重组起来，读来虚幻却有着现实根源——许是现代生活对人的磨蚀与意义的虚无，许是人性的卑劣与微光，许是城市边缘人的困境与呼救……这是“我”的内心投射，也是作者的艺术加工与思考内置，可谓“故事新编”，颇具先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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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魆在不少小说中写及城市，其中不乏现实中的都市——广州的西关大屋（《西鸟》），香港离岛区的棚屋和港岛区的重庆大厦（《离开离岛区》），澳门的圣保禄教堂、纳骨堂与黑沙海滩（《圣保禄教堂的夜神》）等，但更多的是虚构或不具名的城镇或城区——《隐士》中圣治岛上的遗迹古城、《瞿如》中待拆迁的旧城区、《两夜》中的工厂和派出所……在他看来，地点大概只是虚构的概念，写作表达的终究只是作者本人对世界的见识——哪怕是偏见。因此，他笔下的城市往往缺乏写实性，偏于古怪、冰冷、陈旧，充斥着消极诡异的人事，却与挣扎其中的边缘人那颓唐病态的心境十分契合。路魆以奇异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意念揉入城市风景的装置中，从而形成极为个人化的文学世界。
《拯救我的叔叔卫无》（《青年作家》2016年第9期）中的城市是个令人绝望的废墟：世界已然崩坏，马路在下陷，地洞接连出现，蟑螂、垃圾遍地，猛禽、群鸦满天;易怒的狱卒、古怪冷漠的列车乘务员、渴望得到回应的老邮差、猥琐八卦的邻居、在大部分人眼里与死人无异的流浪汉、寂寥的囚犯卫无、烦躁的“我”，汇成令人或厌或怜的城市众生相;“我实在受够了城里废墟般的生活”，主人公之语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典型怨言。
《圆神》（《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虚拟的城市空间恍若社会底层版的“楚门的世界”：“圆神工业，是一个现代化的地狱”，厂区空气腌臜，垃圾果皮盈道，饮料与农药同时生产，在烂尾楼里进行生肉表演……“这里让他们有一种身心分离的绝望”，无休止、无缘由的劳作使现代工人沦为行尸走肉，被异化得“人间失格”。在城市挣扎求存的艰难令人们被剥蚀得丧失信念、习惯失忆，以至于“总有种躁动，要我离开这里”。尽管这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影视世界——野兽乱撞、场景纷繁，却能够剥离出世界的真實——存在与虚无之间界限模糊。
而《窃声》中的城市景观则散发着浓烈的工业感与末世感：“我”身陷其中的诡异小区是“城市里最后一个‘神秘乐园’”，位于城市中心迁移后被抛弃的老城区王家园中，被云烟混合的飘浮物所笼罩，以孤傲的姿态独立着。它的周遭是密集的工厂和荒山，还有青黑色的破楼群、为数众多的冷却塔、高耸的电线架和烟囱、无边的灰霾……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了，如同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被废弃的普里皮亚季城。不同的是，“神秘乐园”里仍活着一群古怪病态的居民：和《瞿如》（《滇池》2019年第7期）中“我”的父亲是“无法阻挡的旧时代守护者”类似，他们固执地将从新城区涌来的房地产传单拒之门外，堪比城中村的钉子户，却又多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憧憬——他们“企图恢复这个破城区的旧日辉煌”，故而狂热地参加城区的重建事业，“机器一样投入工作”。这并非文艺复兴式的寻求再生，而是在抱残守缺中注定无果的幻梦。住在“我”对面的女人却与“神秘乐园”的绝大多数居民不同。她向往新城区，但真正抵达时却迷失其中，惶惑不适，觉得自己与新城区格格不入，那里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嘲笑她是“来自旧城区的臭猪”。她没有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由，最终失魂落魄地被警察送回王家园。“神秘乐园”的居民和“我”乃至作者自己的那种游离于繁华都市的边缘感，渗透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路魆赋予他所构造的城与人以相通的精神气质，这同时也是他个人意念的外化。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论及“风景之发现”时，其所谓的“风景”并非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之类人们惯常所见之物，而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在他看来，风景的发现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它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相连。只有不关心外部世界的“内在的人”（inner man）才能发现它。“现实”已然成为内在化的风景，即“自我意识”。②在这个意义上，路魆的小说也是写实的，他也坚信自我意识的真实。 3
“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③路魆的小说，基调常是虚无荒诞的，却又内蕴不同程度的批判色彩与反抗力度。“梦境”与“幻觉”二词频见于他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小说“跟现实生活有90%是脱节的”。④在他的笔下，人物多具漫画式的夸张感与丑态，情节则颇为离奇悲哀，纷繁并置的意象弥漫着陌生、模糊、矛盾、消沉又不乏锐利的气息，张扬着他独特的颓唐、荒诞又尖锐的风格。不过，爱与诚、慈悲与怜悯亦或多或少地蕴蓄于路魆的小说中，为人物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与顽抗的动力，从而使他的小说不至于堕入彻底的颓丧。
独立存在的头颅是《窃声》中荒诞气息浓厚又颇具象征色彩的意象。无独有偶，在路魆的另一篇小说《圆神》中，也出现人身踢头、头在逃跑的类似设计。这并非无谓的闹剧。如果说鲁迅小说《铸剑》尾声中三头厮杀、众人辨头、三头合葬的情节具有以荒谬消解复仇的意义，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汤婆婆身边以日本妖怪“舞首”为原型的三个绿色人头隐喻着贪、嗔、痴，那么《窃声》中那叩击墙壁如有所求、排成纵列翻腾摆尾的数颗头颅，或许是作者在现实中经历灵肉矛盾的痛苦后自制的“解药”：在他所架构的文学世界里，他能够摒弃如异物般存在的肉身，将代表着精神、能思想的头颅分离出来，形成超越性的存在，从而摆脱庸常的世俗生活所带来的空虚与绝望，泳往自由的彼岸。他的另一篇具有科幻性的小说《胶状母星》（《青春》2017年第5期）有着类似的设定：人类的创造者多莱姆人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肉身、以一种胶状形态存在，是“脱离肉体的纯灵魂态”。从他“以魂灵思考，以人形写作”的自定义中，便可一窥他关于灵肉分立的愿望。
这种荒诞中的反抗，更显见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中。《窃声》通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犹如一个奇异梦境的自述。“我”叫小乐，却并不快乐;“神秘乐园”足够神秘，却并非乐土，反而成为囚困“我”的监牢，令“我”抓狂。“乐”字于此，极具有意为之的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文字工作者，“我”既有“狂人”式的清醒，又有“局外人”式的反抗，是携带着作者影子与遐想的意念产物。对于“神秘乐园”居民的重建城区运动，“我”的认识是理性的：城市潮流早已远去，此处只是一片永恒的废墟，他们的蓝图只能是妄想。这种病态狂热发展到一定地步，会反噬乃至内向坍塌。然而，由于个人思想与占多数的“话语掌握者”相悖，“我”成为异类。加上“我”对寻找舅舅死亡真相的执着以及对城区重建的不甚配合，似乎触犯了小区居民的禁区，也着实触怒了他们。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描述的赵贵翁等乡人一样，“神秘乐园”里以居委会副主任丁河为代表的居民，有着窃窃交流的秘密，也有鱼肉无辜的残酷。他们先是试图游说“我”，也在奇怪地躲避“我”，再是设计陷害、威胁、监禁乃至意图抓走“我”，致使“我”如患迫害狂般焦灼难耐、几近崩溃。《狂人日记》的结尾，“狂人”变回“常人”，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清醒认知被永远地留在他的日记里，悲哀至极故而尽显批判锋芒;《窃声》中的“我”却并没有被“神秘乐园”的居民同化，而是以表面的妥协为策略，坚持留在小区，追寻墙壁里声音的秘密，寄望于由此通往真相并得救。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反抗，则颇有几分默尔索挑战社会成规、捍卫内心真实而不惜身死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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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魆生长于广东肇庆的乡村，其后学习、工作、生活于广州，因此兼具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经验。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家人的生活需要他来改善，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站稳脚跟也需要他十分努力。著名学者孟繁华认为，大批涌入城市的移民，由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他们最鲜明的心理特征。⑤更何况，路魆生来敏感，常感到灵肉分离撕扯的痛感，还有如影随形的孤独和迷茫。因此，他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可谓煎熬于Little Hunger与Great Hunger这双重“饥饿”中（韩国电影《燃烧》之词）。一方面，他须为生存而奔忙;另一方面，他也为找寻生活意义而沉思。他渴望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自由。于是他写作，因为这能带来一点稿费与内心的安顿。然而，往事令人痛苦，现实催人焦虑。虽然路魆并不缺乏为现实写生的能力，但他似乎从心底里抗拒将自己对生活那浓稠的失望写实。这大概是由于他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写作路数，那便是超现实的言说方式。在生活中沉默内敛的路魆，在自己的小说王国里却有着极强的表达欲与肆意的姿态。理科出身又具写作天赋的路魆在创作探索中发现，通过思维和想象将生活模糊处理，能够快意地一吐自身的伤痛，也能让自己在喧嚣浮华的都市中发出一些有重量的声音，从而获得不同程度的解放与成就。路魆自言：“自从进入超现实，就再也不需要烟和酒。”（《作品》2016年第10期第44页）这也正契合杜布莱西斯（Duplessis，Y.）在《超现实主义》一书中的结论：“对于人来说，重新获得自己自由的唯一机会，就是时刻准备走向那被理性的范畴所掩盖着的真正实在。” ⑥对生活的失望愈烈，对自由的渴望愈浓，他的艺术创造力就越旺盛。在文学创作中，他执意遵循内部真实，将自己“肉体上的疤与痕”和“灵魂上的恶与痛” ⑦变形、重构为一系列阴郁的怪人怪事，并赋之以极具个体性的精神结构。他是复杂的个体，他的小说也是复杂的文本，其中融进了不少希求理解的自我阐释。一如苏轼所言，“其文如其为人”，他认为他的小说拥有与他自身绝对统一的气质和内在品格， ⑧不可谓不恰当。
在一场90后作家的问答中，谈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作家时，路魆提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和残雪。⑨他们的作品往往显现“非现实”“非理性”“变形”“先锋”等特征。此外，他在写作时也点到波德莱尔、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里尔克、博尔赫斯、萨特、加缪、草间弥生、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杨·史云梅耶（Jan Svankmajer）、史铁生、阎连科、王家卫等艺术家或其作品。他们的风格或颓废，或超自然，或反叛，或神秘，或荒诞，或超现实，或魔幻，或思辨，或諷刺……以上所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与路魆本人的经历或思想或多或少有着相通之处，从中可感知路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吸取的艺术养分与生成的文学趣味。这无疑会对他的文学创作与风格形成产生具体的影响。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一句授奖词，或可概括路魆现阶段的创作趋向：“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谬，来概括人在宇宙里处境的特征。”现实生活在路魆的笔下断裂成多义、反逻辑的碎片，人事的种种可能性恒久存在，没有明确的结局。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处处闪现着他内省与个人思考的痕迹。他在作品中曾点到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事实上，他常在小说中融入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关乎生死，关乎理想，关乎人的自欺与自洽，关乎自身与他人、世界的关系，诸如此类。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自身对如何在俗世中自处、向何处安身立命的困惑，并试图借小说人物的挣扎与反抗来不断逼近那似乎遥不可及的真相。抵达彼岸道阻且长。在那条黑漆漆的道路上，他艰难地摸索前行，也在痛苦的思考中逐渐变得强大。这使他的小说融文学想象与哲学意味于一体。总而言之，路魆的《窃声》等小说，以诡谲又充满张力的意象与无厘头人事的密集，构成了他笔下多义且充满不确定的文学世界。这既是当代人精神困境的艺术反映，又为读者提供了反思自身与反观世界的独特路径。
注释：
①[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20页。
②[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24页。
③[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4页。
④王十月等：《90后作家：我们携带着不一样的时代基因》，载《江南》2018年第1期，第174页。
⑤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载《文艺研究》2014第2期，第6页。
⑥[法]杜布莱西斯：《超现实主义》，老高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第176页。
⑦路魆：《双生》，载《作品》2016年第10期，第48页。
⑧路魆：《动物，异物，及反哺模式（创作谈）》，载《西湖》2018年第3期，第29页。
⑨同④，第168页。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林丽锜，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即使在梦中，我们也不是处身于虚无或天空之中，而是仍旧在地上，仍旧在现实世界之中;只是在梦中，我们不是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事物，而是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现实事物。” ①这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的一句话，可借以阐释路魆超现实写作的特征。路魆是一位文坛新锐，2016年至今，已在《花城》《西湖》《青年作家》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近30篇。他的文字，始终是一个敏感的灵魂往自我意识深处的探照与表达，具有极强的自我指涉性，常含原始、神秘、死亡、颓废、癫狂、悬疑、超自然等元素，又充满形而上的思考，可谓别具一格。短篇小说《窃声》便是其中的典型。
死亡是路魆构筑自己文学国度的核心主题。加缪《局外人》的故事从默尔索收到养老院关于妈妈死讯的电报开始，类似的，《窃声》的故事也以“我”和妈妈接到神秘乐园告知舅舅死讯的电话为发端。由此，“我”前往神秘乐园，本欲处理舅舅的后事，顺便暂住撰稿，殊不知竟被卷入一团理不清辩不明的迷雾中。舅舅的尸体被小区居民擅自火化，死因成谜;不明的“咚咚”怪声开始在墙壁里不时响起，且不断移动;“我”与小区居民对立，一意孤行追查真相，却栽入桃色陷阱、被被诬为强奸犯，进而被囚困在神秘乐园中……几近崩溃的“我”开始疯狂窃听，最终砸开了墙壁，发现里面是战时逃生的过道，舅舅的头颅从中飘出……原来，墙体内的秘声，是舅舅的头颅撞击墙壁的声音。小说于此，进入魔幻的高潮：生死之间丧失明确的界限，这些头颅（还有永光、王伯、虾叔以及阳台对面的女人的）成为超越肉体的存在。与此同时，母亲的死讯传来，神秘小区的居民在撞门，纠缠“我”的女人在哭诉，新生婴儿在凄厉地哭泣，荒野上的冷却塔在坍塌、粉碎，“我”的世界摇摇欲坠。于是，“我”坚定地往漆黑的墙洞深处走去。渐渐地，“我”开始听见外部世界的细微声响，并想起故乡与亲人。一切恍如大梦，“我”或将醒来，迎接重生……
路魆自言：“虚构的目的在于投射内部不可捉摸的真实……我所坚持由内而外的凝视，只是为了更加逼近主体跟世界的关系。”（《文艺报》2018年8月6日第7版）《窃声》的故事，是非人的、颠倒的，看似“满纸荒唐言”，仿佛只是一场谬误、幻觉、梦呓，却又不止于此。它可能是舅舅年轻时的往事变形、戏谑和寓言化所构成的“我”的一场大梦。路魆以不俗的文字表现力，在他所惯常设定的封闭空间里导了一场超现实的戏。往事由此断裂成碎片，却又以奇异的方式重组起来，读来虚幻却有着现实根源——许是现代生活对人的磨蚀与意义的虚无，许是人性的卑劣与微光，许是城市边缘人的困境与呼救……这是“我”的内心投射，也是作者的艺术加工与思考内置，可谓“故事新编”，颇具先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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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魆在不少小说中写及城市，其中不乏现实中的都市——广州的西关大屋（《西鸟》），香港离岛区的棚屋和港岛区的重庆大厦（《离开离岛区》），澳门的圣保禄教堂、纳骨堂与黑沙海滩（《圣保禄教堂的夜神》）等，但更多的是虚构或不具名的城镇或城区——《隐士》中圣治岛上的遗迹古城、《瞿如》中待拆迁的旧城区、《两夜》中的工厂和派出所……在他看来，地点大概只是虚构的概念，写作表达的终究只是作者本人对世界的见识——哪怕是偏见。因此，他笔下的城市往往缺乏写实性，偏于古怪、冰冷、陈旧，充斥着消极诡异的人事，却与挣扎其中的边缘人那颓唐病态的心境十分契合。路魆以奇异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意念揉入城市风景的装置中，从而形成极为个人化的文学世界。
《拯救我的叔叔卫无》（《青年作家》2016年第9期）中的城市是个令人绝望的废墟：世界已然崩坏，马路在下陷，地洞接连出现，蟑螂、垃圾遍地，猛禽、群鸦满天;易怒的狱卒、古怪冷漠的列车乘务员、渴望得到回应的老邮差、猥琐八卦的邻居、在大部分人眼里与死人无异的流浪汉、寂寥的囚犯卫无、烦躁的“我”，汇成令人或厌或怜的城市众生相;“我实在受够了城里废墟般的生活”，主人公之语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典型怨言。
《圆神》（《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虚拟的城市空间恍若社会底层版的“楚门的世界”：“圆神工业，是一个现代化的地狱”，厂区空气腌臜，垃圾果皮盈道，饮料与农药同时生产，在烂尾楼里进行生肉表演……“这里让他们有一种身心分离的绝望”，无休止、无缘由的劳作使现代工人沦为行尸走肉，被异化得“人间失格”。在城市挣扎求存的艰难令人们被剥蚀得丧失信念、习惯失忆，以至于“总有种躁动，要我离开这里”。尽管这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影视世界——野兽乱撞、场景纷繁，却能够剥离出世界的真實——存在与虚无之间界限模糊。
而《窃声》中的城市景观则散发着浓烈的工业感与末世感：“我”身陷其中的诡异小区是“城市里最后一个‘神秘乐园’”，位于城市中心迁移后被抛弃的老城区王家园中，被云烟混合的飘浮物所笼罩，以孤傲的姿态独立着。它的周遭是密集的工厂和荒山，还有青黑色的破楼群、为数众多的冷却塔、高耸的电线架和烟囱、无边的灰霾……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了，如同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被废弃的普里皮亚季城。不同的是，“神秘乐园”里仍活着一群古怪病态的居民：和《瞿如》（《滇池》2019年第7期）中“我”的父亲是“无法阻挡的旧时代守护者”类似，他们固执地将从新城区涌来的房地产传单拒之门外，堪比城中村的钉子户，却又多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憧憬——他们“企图恢复这个破城区的旧日辉煌”，故而狂热地参加城区的重建事业，“机器一样投入工作”。这并非文艺复兴式的寻求再生，而是在抱残守缺中注定无果的幻梦。住在“我”对面的女人却与“神秘乐园”的绝大多数居民不同。她向往新城区，但真正抵达时却迷失其中，惶惑不适，觉得自己与新城区格格不入，那里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嘲笑她是“来自旧城区的臭猪”。她没有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由，最终失魂落魄地被警察送回王家园。“神秘乐园”的居民和“我”乃至作者自己的那种游离于繁华都市的边缘感，渗透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路魆赋予他所构造的城与人以相通的精神气质，这同时也是他个人意念的外化。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论及“风景之发现”时，其所谓的“风景”并非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之类人们惯常所见之物，而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在他看来，风景的发现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它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相连。只有不关心外部世界的“内在的人”（inner man）才能发现它。“现实”已然成为内在化的风景，即“自我意识”。②在这个意义上，路魆的小说也是写实的，他也坚信自我意识的真实。 3
“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③路魆的小说，基调常是虚无荒诞的，却又内蕴不同程度的批判色彩与反抗力度。“梦境”与“幻觉”二词频见于他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小说“跟现实生活有90%是脱节的”。④在他的笔下，人物多具漫画式的夸张感与丑态，情节则颇为离奇悲哀，纷繁并置的意象弥漫着陌生、模糊、矛盾、消沉又不乏锐利的气息，张扬着他独特的颓唐、荒诞又尖锐的风格。不过，爱与诚、慈悲与怜悯亦或多或少地蕴蓄于路魆的小说中，为人物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与顽抗的动力，从而使他的小说不至于堕入彻底的颓丧。
独立存在的头颅是《窃声》中荒诞气息浓厚又颇具象征色彩的意象。无独有偶，在路魆的另一篇小说《圆神》中，也出现人身踢头、头在逃跑的类似设计。这并非无谓的闹剧。如果说鲁迅小说《铸剑》尾声中三头厮杀、众人辨头、三头合葬的情节具有以荒谬消解复仇的意义，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汤婆婆身边以日本妖怪“舞首”为原型的三个绿色人头隐喻着贪、嗔、痴，那么《窃声》中那叩击墙壁如有所求、排成纵列翻腾摆尾的数颗头颅，或许是作者在现实中经历灵肉矛盾的痛苦后自制的“解药”：在他所架构的文学世界里，他能够摒弃如异物般存在的肉身，将代表着精神、能思想的头颅分离出来，形成超越性的存在，从而摆脱庸常的世俗生活所带来的空虚与绝望，泳往自由的彼岸。他的另一篇具有科幻性的小说《胶状母星》（《青春》2017年第5期）有着类似的设定：人类的创造者多莱姆人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肉身、以一种胶状形态存在，是“脱离肉体的纯灵魂态”。从他“以魂灵思考，以人形写作”的自定义中，便可一窥他关于灵肉分立的愿望。
这种荒诞中的反抗，更显见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中。《窃声》通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犹如一个奇异梦境的自述。“我”叫小乐，却并不快乐;“神秘乐园”足够神秘，却并非乐土，反而成为囚困“我”的监牢，令“我”抓狂。“乐”字于此，极具有意为之的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文字工作者，“我”既有“狂人”式的清醒，又有“局外人”式的反抗，是携带着作者影子与遐想的意念产物。对于“神秘乐园”居民的重建城区运动，“我”的认识是理性的：城市潮流早已远去，此处只是一片永恒的废墟，他们的蓝图只能是妄想。这种病态狂热发展到一定地步，会反噬乃至内向坍塌。然而，由于个人思想与占多数的“话语掌握者”相悖，“我”成为异类。加上“我”对寻找舅舅死亡真相的执着以及对城区重建的不甚配合，似乎触犯了小区居民的禁区，也着实触怒了他们。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描述的赵贵翁等乡人一样，“神秘乐园”里以居委会副主任丁河为代表的居民，有着窃窃交流的秘密，也有鱼肉无辜的残酷。他们先是试图游说“我”，也在奇怪地躲避“我”，再是设计陷害、威胁、监禁乃至意图抓走“我”，致使“我”如患迫害狂般焦灼难耐、几近崩溃。《狂人日记》的结尾，“狂人”变回“常人”，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清醒认知被永远地留在他的日记里，悲哀至极故而尽显批判锋芒;《窃声》中的“我”却并没有被“神秘乐园”的居民同化，而是以表面的妥协为策略，坚持留在小区，追寻墙壁里声音的秘密，寄望于由此通往真相并得救。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反抗，则颇有几分默尔索挑战社会成规、捍卫内心真实而不惜身死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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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魆生长于广东肇庆的乡村，其后学习、工作、生活于广州，因此兼具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经验。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家人的生活需要他来改善，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站稳脚跟也需要他十分努力。著名学者孟繁华认为，大批涌入城市的移民，由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他们最鲜明的心理特征。⑤更何况，路魆生来敏感，常感到灵肉分离撕扯的痛感，还有如影随形的孤独和迷茫。因此，他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可谓煎熬于Little Hunger与Great Hunger这双重“饥饿”中（韩国电影《燃烧》之词）。一方面，他须为生存而奔忙;另一方面，他也为找寻生活意义而沉思。他渴望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自由。于是他写作，因为这能带来一点稿费与内心的安顿。然而，往事令人痛苦，现实催人焦虑。虽然路魆并不缺乏为现实写生的能力，但他似乎从心底里抗拒将自己对生活那浓稠的失望写实。这大概是由于他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写作路数，那便是超现实的言说方式。在生活中沉默内敛的路魆，在自己的小说王国里却有着极强的表达欲与肆意的姿态。理科出身又具写作天赋的路魆在创作探索中发现，通过思维和想象将生活模糊处理，能够快意地一吐自身的伤痛，也能让自己在喧嚣浮华的都市中发出一些有重量的声音，从而获得不同程度的解放与成就。路魆自言：“自从进入超现实，就再也不需要烟和酒。”（《作品》2016年第10期第44页）这也正契合杜布莱西斯（Duplessis，Y.）在《超现实主义》一书中的结论：“对于人来说，重新获得自己自由的唯一机会，就是时刻准备走向那被理性的范畴所掩盖着的真正实在。” ⑥对生活的失望愈烈，对自由的渴望愈浓，他的艺术创造力就越旺盛。在文学创作中，他执意遵循内部真实，将自己“肉体上的疤与痕”和“灵魂上的恶与痛” ⑦变形、重构为一系列阴郁的怪人怪事，并赋之以极具个体性的精神结构。他是复杂的个体，他的小说也是复杂的文本，其中融进了不少希求理解的自我阐释。一如苏轼所言，“其文如其为人”，他认为他的小说拥有与他自身绝对统一的气质和内在品格， ⑧不可谓不恰当。
在一场90后作家的问答中，谈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作家时，路魆提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和残雪。⑨他们的作品往往显现“非现实”“非理性”“变形”“先锋”等特征。此外，他在写作时也点到波德莱尔、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里尔克、博尔赫斯、萨特、加缪、草间弥生、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杨·史云梅耶（Jan Svankmajer）、史铁生、阎连科、王家卫等艺术家或其作品。他们的风格或颓废，或超自然，或反叛，或神秘，或荒诞，或超现实，或魔幻，或思辨，或諷刺……以上所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与路魆本人的经历或思想或多或少有着相通之处，从中可感知路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吸取的艺术养分与生成的文学趣味。这无疑会对他的文学创作与风格形成产生具体的影响。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一句授奖词，或可概括路魆现阶段的创作趋向：“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谬，来概括人在宇宙里处境的特征。”现实生活在路魆的笔下断裂成多义、反逻辑的碎片，人事的种种可能性恒久存在，没有明确的结局。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处处闪现着他内省与个人思考的痕迹。他在作品中曾点到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事实上，他常在小说中融入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关乎生死，关乎理想，关乎人的自欺与自洽，关乎自身与他人、世界的关系，诸如此类。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自身对如何在俗世中自处、向何处安身立命的困惑，并试图借小说人物的挣扎与反抗来不断逼近那似乎遥不可及的真相。抵达彼岸道阻且长。在那条黑漆漆的道路上，他艰难地摸索前行，也在痛苦的思考中逐渐变得强大。这使他的小说融文学想象与哲学意味于一体。总而言之，路魆的《窃声》等小说，以诡谲又充满张力的意象与无厘头人事的密集，构成了他笔下多义且充满不确定的文学世界。这既是当代人精神困境的艺术反映，又为读者提供了反思自身与反观世界的独特路径。
注释：
①[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20页。
②[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24页。
③[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4页。
④王十月等：《90后作家：我们携带着不一样的时代基因》，载《江南》2018年第1期，第174页。
⑤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载《文艺研究》2014第2期，第6页。
⑥[法]杜布莱西斯：《超现实主义》，老高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第176页。
⑦路魆：《双生》，载《作品》2016年第10期，第48页。
⑧路魆：《动物，异物，及反哺模式（创作谈）》，载《西湖》2018年第3期，第29页。
⑨同④，第168页。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林丽锜，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