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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6，整整10年台海关系的风云变幻，仿佛是中华民族又经历了一次宿命的轮回。
一个民族隔海分治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局究竟是兄弟阋墙，骨肉相残，抑或是否极泰来，皆大欢喜？
10年对台的政策牵引
过去10年台海关系的迭宕起伏，于1995年除夕夜揭开了序幕。
1995年1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陆涉台系统共同举办的迎新茶话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江八点），4月初，李登辉相应发表了“六点立场宣示”（李六条），对“江八点”进行了“积极敷衍”。
同年的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5月9日参议院又以97票对1票的优势，通过李登辉访美决议案。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压力，改弦更张，改变当初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承诺，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 6月9日，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文章，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等鼓吹分裂的言论和主张。
大陆随即作出强烈反应。1995年仲夏之后， 大陆相继在台海发射6枚导弹，紧接着，亦在闽粤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就是著名的九五、九六台海危机。危机震撼了国际社会，震动了台湾海峡，美国也作出反应，向台湾海峡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0年前的台海危机尽管最终获得了暂时和权宜性的化解，但那一场危机直接和间接的诱因，至今仍未排除，还在酝酿、发酵、蓄势待发。
10年之后的2005年，“江八点”发表10周年之际，中央对台决策系统出现了新的人事和政策传承。“江八点”和历史上所有对台政策 一样，备受尊崇，进入了历史性文献殿堂，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政策纲领，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胡锦涛有关对台工作的四点原则意见（胡四点），已成为北京承前启后，因应新形势之下两岸关系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具有无法取代的牵引性功能。其中，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已成为两岸关系新一轮政治互动，以及力图有效遏制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利令致昏的“利器”，成为遏制国际政治势力公然介入台海局势，支持台独势力坐大的“利器”。在北京立法者的立场上，《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款中，对于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三项前提和定义，似乎已成为“最后一道防火墙”。
没有人愿意看到两岸最终走上兵戎相见，尤其是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崛起，其决策层早已经多次在国际重大场合作出承诺和宣示，也已经被北京的政策智库归纳为“对外寻求和平，对内寻求和谐，对台寻求和解”。
2005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以及无党籍人士李敖相继访问大陆，被视为是大陆对台寻求和解、广结善缘、争取台湾民心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尝试。人们将胡锦涛主导的对台政策归纳为“水到渠成，循序渐进”、“积极进取、不疾不徐、力求主动”。实践表明，《反分裂国家法》的推出，不仅夺回了两岸政治互动和博弈的主导权，在给台独势力划定清晰红线的同时，也夺回了“维持台海现状”的话语权和诠释权。连战、宋楚瑜等人的大陆之旅，构建了两岸新的对话沟通平台，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一种争取台湾社会主流民意认同的努力，更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战略合围。
对台寻求和解，首先是寻求台湾民众与大陆当局和主流民意的和解，其次是寻求和台湾主张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政治势力的和解，再次才是在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极端台独势力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做好矛盾转化的工作，争取现阶段赞同分裂和分离理念的人最终放弃既定的立场，改变对两岸政治整合前景的认识。
这种寻求两岸和解的新思维，是一种气量、气度和宽大为怀的胸襟，以往虽然也有，但不像近些年那样明显，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进步。而中共中央对台决策高层，在发表“胡四点”之前，曾亲自登门向当时依然在世的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请益国是”，被视为具有丰富政治意涵。汪道涵先生是“一个中国”86字意涵的创意者，胡四点以及中共对台政策近年来的正式表述中，86字意涵已纳入决策基础，成为现行对台政策不可分割的内容，更被视为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台海关系”的美国因素
北京去年以来对台政策的付诸实践，初见成效。其中两个值得一提的亮点是：去年年底台湾“三合一选举”，民进党遭遇到历史上最大的挫败；而最近陈水扁抛出“废统论”，刻意冲撞北京和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容忍极限，企图制造新一波台海危机，实际上也是台独焦虑症的一次情绪性宣泄。
某种意义上这也表明，去年以来中共对台政策的策略性改变，以及至为关键的决策思路和指导思维的转换，开始符合和接近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展示了难得一见的自信和从容。因此陈水扁急独步伐日益加速，谋独心态愈趋焦躁，只能左冲右突，寻找新的突破以求自保。
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博弈，主要是与美国的博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改变其对台战略思路，公然介入台海局势，对蒋氏父子改遗弃为利用。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才作出了必须的战略修正，“中国必将统一，但不是现在”，是1978年美国检讨分析对台政策之后的结论，这个结论至今不仅影响着白宫和五角大楼对华政策的决策思维，同时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台湾朝野政治势力思考和阐述两岸关系政策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思维。最新的例证是，马英九的“终极统一论”，民进党的务实派近年来的思考出发点和阶段性结论的获取，其实也或多或少折射出类似的思考痕迹。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无时不在，只能正视，无需回避。九五、九六台海危机逐渐平复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以及13亿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有进一步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今年开春，当陈水扁提出“废统论”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恰恰在华盛顿访问，中美双方就此危机问题进行过协商，启动预防发生危机的协调机制。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分析家认为，中美双方显然已经扮演了协合又分工的角色，一前一后分头进击，颇有默契。
国际观察家指出，目前，中美两国拥有前所未见的高度战略默契。首先，在于进入21世纪后，美中双方具有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国务卿赖斯说，美中关系目前是后冷战以来最好的时期，故处理美中重大利益具高度共识；这个结论和她的前任鲍威尔是一致的。胡锦涛主席去年在美国与布什会晤时，呼吁中美两国共同维护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次围绕陈水扁“废统论”诱发的危机，以及危机的管控和危机的处理过程，美国的表现并不尽人意，关键点不在于他对陈水扁没有足够的制约和管束能力，而在于美国不可能在此时完全放弃台湾，或者完全放弃继续借用和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这就是美国留有的一手，而这样的留有一手，就给陈水扁频频要价的可乘之机。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观察台海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一是美国一再坚持国统会和纲领没有被废，只是中止运作与适用；二是美国要求陈水扁亲口说出“陈七点”，再度向美重申过去的承诺，华府甚至要台北“改正记录”；三是陈水扁承诺不改变现状，不排除两岸未来发展任何形式的关系（即包含统一选项），以及遵守宪法规定的宪政程序。这些都是北京现阶段所需要看到的，对于美国在牵制陈水扁的能力评估，相信北京还需要作出更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估，毕竟这还只是第一次。
争取岛内民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始，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局势至今，北京对台政策的基调，始终把握和平方式解决的方向，60年代的“一纲四目“，70年代末期对“一纲四目”的重申，“叶九条”的发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确定，80年代的“邓六条”、90年代的“江八点”、及至2005年胡锦涛四点意见的问世，《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中轴线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这一点在“胡四点”中的表达是：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至今北京依然不为所动，不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矢志不移。
80年代以前，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诉求，建基于内战状态的延续，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机率和主观期待，这一点甚至影响到80年代前后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要决策指导思路。1995年之后的两岸关系，之所以出现多次重大的起伏，甚至出现若干人为因素驱使之下的重大失误，除了一以贯之的美国因素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变因是：台湾内部政治生态已经出现近似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基本上改变了80年代之前中共对台政策的决策前提。促使它的政策标的，不再是追求和实践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即使是实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也必须受到台湾政治民主化新情境和氛围的约束，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价值取向的驱动。比如说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成为在野政治势力，能否重新获得执政权目前还是未定之数。实时重新获得执政，台湾社会政治版图，仍有政治势力坚持和支持台独立场，这也是客观现实。这意味着今后台湾和大陆的任何一种政治整合过程，都必须充分顾及这个现实。
经过将近20年的政治民主化洗礼，台湾告别了军事威权体制，长期执政的国民党也在失去执政权力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体制的蜕变和政党转型。台湾民众在多年来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选举过程中，已经习惯于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个人的民主选择意志，这种民意的变迁以及公民社会、民众自主自觉意识的高涨和提升，也是中共对台政策不断重申和重视争取台湾民心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50多年来的台海关系互动，其症结点除了国共内战的延续、中国内政的性质之外，其实早已经注入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以及对于大国外交，区域安全稳定的复杂内容，而台湾内部政治生态的具有本质性意义的蜕变，台湾多数民意尽管希望维持现状、拥有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的台湾海峡，但却没有尽快实现两岸政治整合的迫切性，也是客观事实。
北京近年来在对台政策作为上最大的战略调整，就是不再刻意强调统一时间表，而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在争取台湾民心，促进两岸交流，增加往来，化解敌意，消弭误解，划定红线，遏制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等方面不遗余力。决策的思考点就是对台海关系的本质、以及目前两岸关系互动的现实有了清晰的认知，并因此作出重大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和转变，而这些调整和转变，服从于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急功近利。
将渐进式统一进行到底
由是观之，2006年早春，因陈水扁的“废统论”引发的台海危机，迄今为止，北京的危机管控和应对，依然秉持“不随扁起舞”的原则，在冷处理过程中也呈现逐步增压的力度。
除了极个别学者言论外，决策以及执行当局未有情绪性反应；在陈水扁“2·28”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之后不到24小时内，中台办，国台办发表第三份声明，对陈水扁个人作出了政治定性，对“终统”风波也作出了实时的反应，亦动用到胡锦涛以军委主席名义公开批评陈水扁，但始终严格将陈水扁与民进党，陈水扁与台湾民众区隔开来。显见北京的危机处理和危机管控能力已有明显的进步。这种临危不乱、掌握节奏、把握分寸、不急不躁的应对，显示北京高层并无意因为陈水扁的刻意挑衅，而改变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主导原则。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用“盘马弯弓欲不发”来形容中共对台政策的特征，及处理台湾问题的决策风格。“盘马弯弓”的前提是拥有足够威慑和打击对方的能力和实力，引而不发的关键在于分寸的拿捏、力度的把握、含威而不怒的坚持，动辄横眉怒言，并不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和范畴。
和平既然还是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并没有因为陈水扁的屡次挑逗而出现杂音，那我们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台海关系的发展前景会产生怎样的期待？
没有一个大国，或者说一个拥有第二次核反击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国土会被强行分割或者被列强巧取豪夺，或者眼睁睁看着它渐行渐远。如作此想，至少是缺乏对自己足够的自信。老一辈革命家说过，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就是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的“台湾问题，求其在我”的深刻意涵。
1995、1996年的剑拔弩张，台海战火弥漫的历史是否会在10年之后重演，端看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对台独势力的刻意寻衅冷眼旁观，展示出难得一见的自信从容，任何时候不偏离和平崛起的战略轨道，面对台独势力的走火入魔，北京“不随扁起舞，我自岿然不动”，已经给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形象加分。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拙文中指出，迄今为止，北京对台政策的思维逻辑和框架，仍以“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轻易动武”为主调。而中共高层内部并没有所谓急统或缓统的问题，主流思考方向还是“适统”。所谓适统，是指统一的行动依形势发展、条件、时机来决定。现阶段的台海两岸似乎还处于“独不得统不得”的境地，这可能是决战前夜的短暂间歇，也可能是对峙过程的延续。
以渐进式统一对应渐进式台独，继续创造“适统”水到渠成的条件，排除一切来自内部和外界的干扰，将渐进式统一进行到底，或许是化解目前以及未来台海危机的最佳选项。
台海无战事，并不意味台海互动以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告一段落。还会有新的考验、新的课题、新的困扰、新的麻烦。
即将出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柯庆生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如果加快民主化进程，对美国而言是件好事，但却也是台独的最大梦魇。中国当然不会按照美国人的主观意愿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但人们前瞻两岸关系未来愿景的思考点，似乎有必要超越简单遏制台独的层面。
一个民族隔海分治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局究竟是兄弟阋墙，骨肉相残，抑或是否极泰来，皆大欢喜？
10年对台的政策牵引
过去10年台海关系的迭宕起伏，于1995年除夕夜揭开了序幕。
1995年1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陆涉台系统共同举办的迎新茶话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江八点），4月初，李登辉相应发表了“六点立场宣示”（李六条），对“江八点”进行了“积极敷衍”。
同年的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5月9日参议院又以97票对1票的优势，通过李登辉访美决议案。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压力，改弦更张，改变当初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承诺，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 6月9日，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文章，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等鼓吹分裂的言论和主张。
大陆随即作出强烈反应。1995年仲夏之后， 大陆相继在台海发射6枚导弹，紧接着，亦在闽粤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就是著名的九五、九六台海危机。危机震撼了国际社会，震动了台湾海峡，美国也作出反应，向台湾海峡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0年前的台海危机尽管最终获得了暂时和权宜性的化解，但那一场危机直接和间接的诱因，至今仍未排除，还在酝酿、发酵、蓄势待发。
10年之后的2005年，“江八点”发表10周年之际，中央对台决策系统出现了新的人事和政策传承。“江八点”和历史上所有对台政策 一样，备受尊崇，进入了历史性文献殿堂，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政策纲领，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胡锦涛有关对台工作的四点原则意见（胡四点），已成为北京承前启后，因应新形势之下两岸关系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具有无法取代的牵引性功能。其中，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已成为两岸关系新一轮政治互动，以及力图有效遏制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利令致昏的“利器”，成为遏制国际政治势力公然介入台海局势，支持台独势力坐大的“利器”。在北京立法者的立场上，《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款中，对于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三项前提和定义，似乎已成为“最后一道防火墙”。
没有人愿意看到两岸最终走上兵戎相见，尤其是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崛起，其决策层早已经多次在国际重大场合作出承诺和宣示，也已经被北京的政策智库归纳为“对外寻求和平，对内寻求和谐，对台寻求和解”。
2005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以及无党籍人士李敖相继访问大陆，被视为是大陆对台寻求和解、广结善缘、争取台湾民心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尝试。人们将胡锦涛主导的对台政策归纳为“水到渠成，循序渐进”、“积极进取、不疾不徐、力求主动”。实践表明，《反分裂国家法》的推出，不仅夺回了两岸政治互动和博弈的主导权，在给台独势力划定清晰红线的同时，也夺回了“维持台海现状”的话语权和诠释权。连战、宋楚瑜等人的大陆之旅，构建了两岸新的对话沟通平台，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一种争取台湾社会主流民意认同的努力，更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战略合围。
对台寻求和解，首先是寻求台湾民众与大陆当局和主流民意的和解，其次是寻求和台湾主张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政治势力的和解，再次才是在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极端台独势力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做好矛盾转化的工作，争取现阶段赞同分裂和分离理念的人最终放弃既定的立场，改变对两岸政治整合前景的认识。
这种寻求两岸和解的新思维，是一种气量、气度和宽大为怀的胸襟，以往虽然也有，但不像近些年那样明显，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进步。而中共中央对台决策高层，在发表“胡四点”之前，曾亲自登门向当时依然在世的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请益国是”，被视为具有丰富政治意涵。汪道涵先生是“一个中国”86字意涵的创意者，胡四点以及中共对台政策近年来的正式表述中，86字意涵已纳入决策基础，成为现行对台政策不可分割的内容，更被视为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台海关系”的美国因素
北京去年以来对台政策的付诸实践，初见成效。其中两个值得一提的亮点是：去年年底台湾“三合一选举”，民进党遭遇到历史上最大的挫败；而最近陈水扁抛出“废统论”，刻意冲撞北京和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容忍极限，企图制造新一波台海危机，实际上也是台独焦虑症的一次情绪性宣泄。
某种意义上这也表明，去年以来中共对台政策的策略性改变，以及至为关键的决策思路和指导思维的转换，开始符合和接近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展示了难得一见的自信和从容。因此陈水扁急独步伐日益加速，谋独心态愈趋焦躁，只能左冲右突，寻找新的突破以求自保。
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博弈，主要是与美国的博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改变其对台战略思路，公然介入台海局势，对蒋氏父子改遗弃为利用。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才作出了必须的战略修正，“中国必将统一，但不是现在”，是1978年美国检讨分析对台政策之后的结论，这个结论至今不仅影响着白宫和五角大楼对华政策的决策思维，同时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台湾朝野政治势力思考和阐述两岸关系政策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思维。最新的例证是，马英九的“终极统一论”，民进党的务实派近年来的思考出发点和阶段性结论的获取，其实也或多或少折射出类似的思考痕迹。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无时不在，只能正视，无需回避。九五、九六台海危机逐渐平复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以及13亿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有进一步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今年开春，当陈水扁提出“废统论”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恰恰在华盛顿访问，中美双方就此危机问题进行过协商，启动预防发生危机的协调机制。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分析家认为，中美双方显然已经扮演了协合又分工的角色，一前一后分头进击，颇有默契。
国际观察家指出，目前，中美两国拥有前所未见的高度战略默契。首先，在于进入21世纪后，美中双方具有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国务卿赖斯说，美中关系目前是后冷战以来最好的时期，故处理美中重大利益具高度共识；这个结论和她的前任鲍威尔是一致的。胡锦涛主席去年在美国与布什会晤时，呼吁中美两国共同维护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次围绕陈水扁“废统论”诱发的危机，以及危机的管控和危机的处理过程，美国的表现并不尽人意，关键点不在于他对陈水扁没有足够的制约和管束能力，而在于美国不可能在此时完全放弃台湾，或者完全放弃继续借用和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这就是美国留有的一手，而这样的留有一手，就给陈水扁频频要价的可乘之机。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观察台海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一是美国一再坚持国统会和纲领没有被废，只是中止运作与适用；二是美国要求陈水扁亲口说出“陈七点”，再度向美重申过去的承诺，华府甚至要台北“改正记录”；三是陈水扁承诺不改变现状，不排除两岸未来发展任何形式的关系（即包含统一选项），以及遵守宪法规定的宪政程序。这些都是北京现阶段所需要看到的，对于美国在牵制陈水扁的能力评估，相信北京还需要作出更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估，毕竟这还只是第一次。
争取岛内民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始，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局势至今，北京对台政策的基调，始终把握和平方式解决的方向，60年代的“一纲四目“，70年代末期对“一纲四目”的重申，“叶九条”的发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确定，80年代的“邓六条”、90年代的“江八点”、及至2005年胡锦涛四点意见的问世，《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中轴线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这一点在“胡四点”中的表达是：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至今北京依然不为所动，不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矢志不移。
80年代以前，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诉求，建基于内战状态的延续，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机率和主观期待，这一点甚至影响到80年代前后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要决策指导思路。1995年之后的两岸关系，之所以出现多次重大的起伏，甚至出现若干人为因素驱使之下的重大失误，除了一以贯之的美国因素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变因是：台湾内部政治生态已经出现近似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基本上改变了80年代之前中共对台政策的决策前提。促使它的政策标的，不再是追求和实践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即使是实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也必须受到台湾政治民主化新情境和氛围的约束，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价值取向的驱动。比如说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成为在野政治势力，能否重新获得执政权目前还是未定之数。实时重新获得执政，台湾社会政治版图，仍有政治势力坚持和支持台独立场，这也是客观现实。这意味着今后台湾和大陆的任何一种政治整合过程，都必须充分顾及这个现实。
经过将近20年的政治民主化洗礼，台湾告别了军事威权体制，长期执政的国民党也在失去执政权力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体制的蜕变和政党转型。台湾民众在多年来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选举过程中，已经习惯于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个人的民主选择意志，这种民意的变迁以及公民社会、民众自主自觉意识的高涨和提升，也是中共对台政策不断重申和重视争取台湾民心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50多年来的台海关系互动，其症结点除了国共内战的延续、中国内政的性质之外，其实早已经注入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以及对于大国外交，区域安全稳定的复杂内容，而台湾内部政治生态的具有本质性意义的蜕变，台湾多数民意尽管希望维持现状、拥有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的台湾海峡，但却没有尽快实现两岸政治整合的迫切性，也是客观事实。
北京近年来在对台政策作为上最大的战略调整，就是不再刻意强调统一时间表，而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在争取台湾民心，促进两岸交流，增加往来，化解敌意，消弭误解，划定红线，遏制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等方面不遗余力。决策的思考点就是对台海关系的本质、以及目前两岸关系互动的现实有了清晰的认知，并因此作出重大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和转变，而这些调整和转变，服从于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急功近利。
将渐进式统一进行到底
由是观之，2006年早春，因陈水扁的“废统论”引发的台海危机，迄今为止，北京的危机管控和应对，依然秉持“不随扁起舞”的原则，在冷处理过程中也呈现逐步增压的力度。
除了极个别学者言论外，决策以及执行当局未有情绪性反应；在陈水扁“2·28”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之后不到24小时内，中台办，国台办发表第三份声明，对陈水扁个人作出了政治定性，对“终统”风波也作出了实时的反应，亦动用到胡锦涛以军委主席名义公开批评陈水扁，但始终严格将陈水扁与民进党，陈水扁与台湾民众区隔开来。显见北京的危机处理和危机管控能力已有明显的进步。这种临危不乱、掌握节奏、把握分寸、不急不躁的应对，显示北京高层并无意因为陈水扁的刻意挑衅，而改变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主导原则。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用“盘马弯弓欲不发”来形容中共对台政策的特征，及处理台湾问题的决策风格。“盘马弯弓”的前提是拥有足够威慑和打击对方的能力和实力，引而不发的关键在于分寸的拿捏、力度的把握、含威而不怒的坚持，动辄横眉怒言，并不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和范畴。
和平既然还是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并没有因为陈水扁的屡次挑逗而出现杂音，那我们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台海关系的发展前景会产生怎样的期待？
没有一个大国，或者说一个拥有第二次核反击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国土会被强行分割或者被列强巧取豪夺，或者眼睁睁看着它渐行渐远。如作此想，至少是缺乏对自己足够的自信。老一辈革命家说过，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就是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的“台湾问题，求其在我”的深刻意涵。
1995、1996年的剑拔弩张，台海战火弥漫的历史是否会在10年之后重演，端看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对台独势力的刻意寻衅冷眼旁观，展示出难得一见的自信从容，任何时候不偏离和平崛起的战略轨道，面对台独势力的走火入魔，北京“不随扁起舞，我自岿然不动”，已经给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形象加分。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拙文中指出，迄今为止，北京对台政策的思维逻辑和框架，仍以“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轻易动武”为主调。而中共高层内部并没有所谓急统或缓统的问题，主流思考方向还是“适统”。所谓适统，是指统一的行动依形势发展、条件、时机来决定。现阶段的台海两岸似乎还处于“独不得统不得”的境地，这可能是决战前夜的短暂间歇，也可能是对峙过程的延续。
以渐进式统一对应渐进式台独，继续创造“适统”水到渠成的条件，排除一切来自内部和外界的干扰，将渐进式统一进行到底，或许是化解目前以及未来台海危机的最佳选项。
台海无战事，并不意味台海互动以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告一段落。还会有新的考验、新的课题、新的困扰、新的麻烦。
即将出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柯庆生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如果加快民主化进程，对美国而言是件好事，但却也是台独的最大梦魇。中国当然不会按照美国人的主观意愿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但人们前瞻两岸关系未来愿景的思考点，似乎有必要超越简单遏制台独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