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共和国的每一个领域都在述说今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作为关系到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中国就业，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为了纪念这段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和在领导、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和一些亲身参与、亲眼见证这段历程的同志共同提笔，合力编写了《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一书。该书从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建立劳动服务公司，改革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确立市场就业主体地位，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从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就业促进法》等六个方面勾勒了我国就业改革 30年的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就业具有特色的道路，探索其科学发展的规律。编写过程中，我们亲身经历的一幕幕难忘的场景再现眼前，着实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已经完稿付梓，但那种激情仍在胸中激荡，仍觉意犹未尽，一些未能在书中描述的事情仍想继续倾诉。在此，仅以我经历的中国就业改革 30年中的几个片断来为《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一书做个脚注和补充。
　　
　　我与共和国同时成长，“文化大革命”中下乡，10年后回到北京。20世纪70年代末，恰逢上山下乡政策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急需补充一批身为知青、了解知青的干部，我有幸被推荐到那里。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从事知青来信来访接待工作，每天上百封来信，一年几百个接访，我直接面对众多信访者，耳闻目睹了“要回城，要工作”的社会大潮和百姓呼声。二是从事就业和失业统计工作，我和同事们共同设计构建了我国就业走向市场的第一个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从统计数字中，直接了解到共和国正在承受的沉重就业压力，也逐季逐年地见证了就业改革带来巨大变化。1983年，当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胡耀邦同志“光彩的事业”那热情洋溢的讲话时，置身在几百名集体、个体经济劳动者代表欢呼雀跃的热烈场面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三结合”就业方针释放的巨大能量。1985年，当我负责全国劳动服务公司展销会的宣传工作时，面对着全国劳动服务公司的丰硕成果，融会在各地上千名就业工作者的意气风发之中，我也更切实地感受到劳动服务公司这面大旗的号召力。回首往事，在中国就业改革起步的年代，我为自己有机会加入这一改革，成为新一代的就业工作者，备感荣幸。而康永和总局长、何光副部长、华荫昌局长为代表的老一代就业工作者对“三结合”就业方针和劳动服务公司的贡献，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我任劳动力管理和就业司的处长，在时任司长的张左己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在阮崇武、李伯勇部长和时任副部长的令狐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和于法鸣、党晓捷等同志组成了劳动部就业工作研究小组，由于代表着业务、科研、政策三个单位，当时被称为部里研究就业工作的“铁三角”，在 3年时间里，拿出了4个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劳动就业发展战略研究》是我们首次对中国就业现状和中长期发展进行的研究，这个报告的内容直接用于劳动部重组后 1989年的第一次全国就业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战略思考、工作思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培育和发展我国劳务市场机制》研究报告，厘清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改革思路，用理论支持了就业战线同志的改革实践，也拨开了当时的众说纷纭，使市场导向的改革得以坚持。《论劳动制度的深化改革》总结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实践，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坚定了劳动合同制改革的方向，为国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试点和推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研究》是劳动部第一次从参与和支持角度研究农村就业问题，促使劳动部门同志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和发展规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更积极地参与其中，也促成了以后劳动部、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回顾那段时光，在中国就业改革的前进道路上，我们能有机会作为改革的思考者和探索者，承担思路设计和实践先行的双重任务，倍感光荣。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我任劳动部就业司司长。时逢就业改革继续向前迈进，遇到国企改革带来的富余人员安置这一最大难题和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导致的“民工潮”，我和我的同事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创新愿望，就是在全国举起一面鲜亮的旗帜，统一调动全系统之力，运用政策和多种服务手段的集合来解决就业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这一想法得到了李伯勇部长和时任副部长的李沛瑶、朱家甄、林用三同志的大力支持，再就业工程和有序化工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993年我去英国考察，受其“就业重振计划”启发，回来后，在全国就业服务局长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且简明易懂的“再就业工程”，不仅使“再就业”工作在中国确立了历史性的定位，并且运用经济建设中“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来推动社会工作，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首开先河。直至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将实施再就业工程作为解决国企改革下岗失业人员安置的重要举措，从而使再就业工程成为我国就业工作史上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而与此同时启动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则是根据中央领导关于将民工潮导入有序化轨道的要求，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调控有手段，应急有措施”的工作目标，这也成为一个时期引导和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基本要求，由此开启了劳动部门统筹城乡就业的新篇章，并为后来农民工工作方针政策的确定提供了实践准备。回想这段历程，在中国就业改革行进到纵深阶段，我们能用策划和实施两个“工程”来克难攻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城乡就业工作，而且为以后的就业事业发展铺垫了基础，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在新世纪，我们进行的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提出的打造中国一流的公共就业服务，我们全力推进的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计划和工程，我们开展的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并大力推行开发就业、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的目标，都体现出创新在深化改革中的活力和动力。
　　
　　1998年，我在新成立的劳动保障部任培训就业司司长，2001年起任劳动保障部副部长。这一时期，在张左己部长、林用三副部长直接指导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参与了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保生活转到再就业工作的全过程，特别是服务于国家的重大决策，投身到政策措施的研究制定和实际工作的组织实施中，度过了最艰苦但也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共和国经历着改革的阵痛，3000万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在那几年中，多少次下到基层，多少次面对下岗职工，我们感同身受，心急如焚；多少天加班加点，多少个不眠之夜，为的就是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办法。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一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英明决策。继 1998年 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之后，2002年 9月又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有幸直接聆听了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重要讲话。“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定要把就业再就业工作始终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务必抓紧、抓实、抓好”。这些指示，使我们备受鼓舞。在那一段时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带着我们深入工矿企业、街道社区，他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 “两个确保，一个也不能少 ”；“保生活只能管一时，再就业才能保根本”；“必须适时将保生活转到再就业上来”。中央领导的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和决心意志，指引共和国的就业度过 5年的下岗大潮，走出困境，迎来一片光明。在实现这一重大转折中，我们不仅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充分发挥了部门的作用：再就业门路的开拓、再就业政策的制定、再就业措施的落实、再就业培训的组织、再就业服务的提升、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建立和转轨并轨的推进，等等。那些过去工作中从未碰到的难题，在我们手中一个一个地破解开来；那些面向未来需要构建的机制体系，也在我们手中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有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巨大困难的考验，锤炼了我们的坚强意志。在完成共和国重大转折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令人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