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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前夜
1911年10月9日，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从岳州（今岳阳）赶回了武昌小朝街，并与临时总司令部参议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此前，黄花岗起义失败。一部分革命党人（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四川成都于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保路风潮成都血案，激起骚乱。清廷为扑灭保路风潮，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文学社和共进会于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传说中元朝末年群雄聚会商讨驱除蒙古族统治的日子。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在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于是士兵哗变，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马队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湖广总督瑞澄宣布10月6日（中秋节）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几乎同时，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求延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有勇有谋
蒋翊武回到武昌以后，中午在和革命党的其他人一起吃饭。席间，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军务部长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
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
于是，蒋翊武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起义令被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同时，蒋翊武写了一封信给岳州的驻军，准备响应。然而就在当晚，军警四处搜捕党人，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
经过一阵搏斗，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因为蒋翊武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因此并不起眼。他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容止寒酸委琐，便放松了防范。待警官一走开，蒋翊武立即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刘、彭、杨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清军警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劝谕党人自首。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打算去监利县以待时机。他在脱险以后，不久感觉事态有转机，于是立即派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自此，武昌首义成功。
身后寂寞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内部就开始罅隙丛生了。在清政府的反扑下，汉阳失守，黄兴离开武汉，此时的战时总司令本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与蒋翊武有矛盾，他不愿意让蒋翊武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是共进会的一个分支，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领叫黄申芗，他在起义爆发后担任了革命军第十四标的标统，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去军务部向孙武“谢委”的时候，孙武大大咧咧地坐着，双足不穿鞋，昂然不动，傲气逼人。黄申芗见此状，极为愤慨，随后发生了争执。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黄申芗等人策动下，一些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由于参与暴动的人动机不一，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兵变，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结果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张廷辅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射杀。事变后，孙武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辞职，而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蒋翊武也被解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
到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篡夺了政权。袁世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大力收买人才，他欣赏蒋翊武的才干，想纳为己用，用官爵收买他。蒋翊武一口回绝，并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蒋翊武后来主办了《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
但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中很快失败，革命党人们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蒋翊武也只得逃走。然而，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由于和蒋翊武有隙，黎元洪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于是当初的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共进会会员陈孝芬曾评价文学社，“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1913年（民国二年）以内存在的为数甚微。”因此，蒋翊武身为武昌起义的总指挥，却落得身后寂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11年10月9日，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从岳州（今岳阳）赶回了武昌小朝街，并与临时总司令部参议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此前，黄花岗起义失败。一部分革命党人（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四川成都于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保路风潮成都血案，激起骚乱。清廷为扑灭保路风潮，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文学社和共进会于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传说中元朝末年群雄聚会商讨驱除蒙古族统治的日子。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在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于是士兵哗变，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马队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湖广总督瑞澄宣布10月6日（中秋节）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几乎同时，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求延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有勇有谋
蒋翊武回到武昌以后，中午在和革命党的其他人一起吃饭。席间，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军务部长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
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
于是，蒋翊武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起义令被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同时，蒋翊武写了一封信给岳州的驻军，准备响应。然而就在当晚，军警四处搜捕党人，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
经过一阵搏斗，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因为蒋翊武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因此并不起眼。他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容止寒酸委琐，便放松了防范。待警官一走开，蒋翊武立即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刘、彭、杨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清军警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劝谕党人自首。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打算去监利县以待时机。他在脱险以后，不久感觉事态有转机，于是立即派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自此，武昌首义成功。
身后寂寞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内部就开始罅隙丛生了。在清政府的反扑下，汉阳失守，黄兴离开武汉，此时的战时总司令本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与蒋翊武有矛盾，他不愿意让蒋翊武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是共进会的一个分支，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领叫黄申芗，他在起义爆发后担任了革命军第十四标的标统，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去军务部向孙武“谢委”的时候，孙武大大咧咧地坐着，双足不穿鞋，昂然不动，傲气逼人。黄申芗见此状，极为愤慨，随后发生了争执。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黄申芗等人策动下，一些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由于参与暴动的人动机不一，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兵变，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结果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张廷辅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射杀。事变后，孙武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辞职，而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蒋翊武也被解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
到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篡夺了政权。袁世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大力收买人才，他欣赏蒋翊武的才干，想纳为己用，用官爵收买他。蒋翊武一口回绝，并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蒋翊武后来主办了《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
但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中很快失败，革命党人们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蒋翊武也只得逃走。然而，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由于和蒋翊武有隙，黎元洪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于是当初的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共进会会员陈孝芬曾评价文学社，“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1913年（民国二年）以内存在的为数甚微。”因此，蒋翊武身为武昌起义的总指挥，却落得身后寂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