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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民问题对国际伦理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移民伦理是国际伦理的重要内容，深受关注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观是全球移民正义的主要学理基础。道德排斥和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之间的应然关系是移民伦理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具有多种不同的思考面向和阐释方式：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无论是常规移民还是非常规移民通常都在后果主义层面上增进福祉总量；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共同体的边界并非道德鸿沟，不具备道德排斥意义。欧洲移民危机引发人们对移民伦理的多元思考和对重大移民事件的伦理探究。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适当承认边界的道德排斥意义，主张在移民问题上利益与道义的同步实现，是欧洲移民危机得以充分缓解和最终化解的重要选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加了可供镜鉴的理论素材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移民伦理；国际伦理；世界主义；欧洲移民危机；人类命运共同體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092-06
移民日益成为平常而重要的国际现象，移民问题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如果将移民问题仅仅停留在政策或评论层面，则难以深入探寻其内在本质与生成机理。同其他多种国内或国际焦点议题一样，移民问题应该被优先置于国际伦理学的语境下加以探讨，以便人们审视和省思其应有的和基本的道德叙事，移民伦理由此进入人们的关注视域。与其他相关文献对移民一词的使用情形相似，在未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语境中的移民一词指跨越国境的、以移入而非移出为目的的迁徙行为（或移民行为）与迁徙行为者（或移民行为者）。依据移民行为者希望获取的移民目标及其所能达到的移民程度，移入既可能意味着入境居留并成为居民，也可能意味着之后的入籍归化并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移民可能是常规的、合法的、主动的或者已被惯例许可的，例如常规的经济移民、技术移民、劳工移民或家庭团聚缘由的移民等；也可能是非常规的、“非法的”、被动的或者尚未被惯例许可的移民，例如难民或庇护寻求者等。
一、国际伦理中的移民：问题的生成与核心
移民伦理与全球移民正义直接关联，是国际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被视为国际伦理学和国际政治哲学的学科范畴。移民伦理旨在探究多种类型的跨境移民行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移民管控理论和实践应有的道德叙事与伦理内涵。厘清这些移民行为及其管控中的道德责任划分和伦理义务界定，可为基于移民问题而衍生的法律或政策制定提供必需的道德论证与道义解释，而作为移民伦理之逻辑预期的移民正义本身则是国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移民问题关乎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情感与价值，更涉及人权与主权、政治与民粹，在某些情势之下也同时兼具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宗教与信仰的抵触、财政与福利的博弈等多种极具争议性的特征。在国际社会，移民问题一向是最棘手的国际事务之一，很少有其他议题或事务像移民问题这样具有如此高度的道德复杂性，数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的移民危机即为明显之例。严峻的移民危机和难民问题不仅持续地冲击着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欧盟，也深刻地改变了现今时代的国际伦理议程，并在未来可以预见的长周期内，关于移民危机的化解和移民伦理的考察都将持续进行。无论是地中海上连绵不绝而又条件恶劣的偷渡船只，还是2015年那张传遍世界的叙利亚3岁难民幼童陈尸海滩的照片，都让人自然想到：伦理学应该如何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应该提供何种道德逻辑与学理思考？由于“公正的世界主义立场主张人们有权在地球表面自由流动”①，所以相对而言，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观一直是一个更受广泛关注的道德立场，是全球化之下全球伦理的产物，也是全球移民正义的主要学理基础。
一个作为移民伦理论证之重要变量的基本事实是，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和主权国家时代以来，对国家领土的有效掌握一直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主题之一，对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许可或不许可以及相应的控制与管理一直是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基础性的主权行为。因此，无论秉持何种观点，人们通常都不会断然否认领土排斥权或领土拒绝权在主权国家时代是一种由国家主权必然派生而来的基本特权。在为数不少的情况下，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对这种特权的反思、解构或修正。这就引发了人们对长期以来存在于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移民事件中的道德逻辑的深入思考，而思考的核心问题则主要包括：普遍的自由迁徙权是否是并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项应该被共同体广泛承认的基本人权，领土排斥权的道德理由及其逻辑依据何在，共同体是否应该并在何种程度上应该拥有和行使领土排斥权？简言之，移民伦理需要面对和阐释的是在移民与迁徙问题上的道德排斥问题。这个极具复合意义的问题直接指向的是：就入境和入籍或获得公民身份而言，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之间是何种性质的关系，共同体既有成员是否应该并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尊重和承认移民者的自由迁徙权和幸福追求权？毫无疑问的是，迄今为止，在非常规移民的入境和入籍问题上，就总体而言，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在大多数的情势中都呈现出持续紧张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移入地或者移民目标地而言，移民者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增加财政支出、稀释公共福利、威胁传统文化或信仰、影响既有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冲击共同体现有成员的就业状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恶化社会治安状况等。对此，常规性的观念是：移民者的入境或入籍不应以共同体及其既有成员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精神或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不可接受的损失为前提。
但是每位个体都毋庸置疑地拥有幸福追求权和至少是名义上的自由迁徙权，这在部分程度上出自个体的本能与人性，其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进入有组织社会的时间，更远远早于民族国家时代和主权国家时代的形成时间。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幸福追求权和自由迁徙权是在契约社会之前就久远且天然存在的基本人权。在进入有组织社会和契约社会的过程中，幸福追求权当然不仅不应该受到限缩，反而应该因契约社会的形成而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和保证。但是，自由迁徙权却在有组织社会和契约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缩，成为一种非自由的迁徙权，共同体的地理边界也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其中之一便为：它同时也是自由迁徙的边界，是受限迁徙的边界，甚至有时是被禁止迁徙的边界。这就意味着在共同体的地理边界面前一同受限的必然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权，因为它同时也阻隔了个体对某个边界之内或之外的自主选择的生活想象与幸福想象。这种与自由迁徙权一同受限的幸福追求权，越是在未发展时代越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不是一个值得付诸思考的问题。遑论事实上越是在未发展时代，客观上自由迁徙权的受限程度原本就越少，因为共同体的控制力越是在未发展时代越相对弱化。 而在发展中时代或者后发展时代，伴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与确立，特别是现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各种经济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配置和个体价值需求缺口的全球化呈现，幸福追求权与自由迁徙权之间的关联空前紧密。在很多情况下，自由迁徙权的可实现程度能够直接决定某位个体或某些群体的命运与未来及其追求幸福的能力与机会，非自由迁徙权的非合宜性及其对幸福追求权所带来的巨大障碍就会越发显现，也日益成为国际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且，应该指出和承认的是，移民问题与移民伦理牵涉的情景通常都是在国际领域，因为这些情景中的移民行为是跨越国境的并以移入为目的的迁徙行为。本文语境或者类似本文语境中的移民与迁徙行为皆发生于共同体之间，非某一共同体独自面对的现象，通常涉及移出国、移入国和第三国，例如，欧洲难民潮主要来源于中东国家，首先抵达的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等欧盟边境国家，而迁徙目标国大多是德、法等国。“入境決定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移民和难民政策都发生于全球人员流动或全球难民危机的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决策。”②当然，出于对道德排斥的不同理解，某些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移民伦理或许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必要存在的，因为移民所涉的入境和入籍问题都“应该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③。如果沿袭这种看法，移民问题就不存在道德讨论与伦理辨析的空间。但事实上，政治问题不仅涉及权力博弈和利益取舍，更涉及道德判断。
二、世界主义的考量：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路
各种世界主义视角的移民伦理观对自由迁徙权和移民管制权的看法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即主张较少限制或不限制自由迁徙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各种世界主义视角的移民伦理观对待自由迁徙权和移民管制权的具体程度及其各自的论述进路或侧重又有所不同。因此，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观具有多种不同的思考面向和阐释方式，主要包含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个体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平等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道德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契约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和民主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来自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和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交集，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论述重心，具有不尽相同的价值立场和出发点。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强调的是世界主义这一颇具包容性的思想的某一特定面向。
在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论者看来，通常而言，无论是常规移民还是非常规移民，都在后果主义层面上增进了福祉总量。无论是基于改善生活、家庭团聚，还是基于自我价值的更大实现，主动移民或者常规移民通常都会为移民目标地的共同体创造更多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科技创新在内的社会价值；而被动移民或者大多数情况下的非常规移民则通过分享制度性的公共益品而获得自身状况的显著改善和良好的未来预期，从而也实现了社会福祉总量的显著增加。因此，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一直试图从后果主义视角来推进和完成其移民伦理的道德论证。可以说，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提供的是一个相对直观的功利权衡方式。对于某个共同体而言，如果许可移民者入境或入籍而导致的代价或成本明显小于移民者获得的——往往也是迫切需要的——收益的话，那么许可入境或入籍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道德正当性，严苛的入境或入籍人员管制就不再是必需的；如果许可移民者入境或入籍而导致的公共益品付出不比移民获得的收益明显小，甚至可能使该共同体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财政与福利支出危机、使既有文化与价值观受到威胁抑或公民成员的安全状况恶化，那么该共同体就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严格实施入境或入籍限制政策。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观不会必然导致后者情形的出现，因为“出于躲避迫害而寻求庇护或避难的人所获福祉的收益通常显著超过那些必须提供庇护的人所作的牺牲或者福祉损失”④。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功利主义的权衡方式对移民伦理视域中的难民或庇护寻求者更为适用，其原因在于：难民庇护对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移民正义具有至关重要性。基于此，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论者认为，对于那些应该受到庇护的难民群体的界定需要更加广泛，应该包括因饥荒和灾害等原因而受害的人，其成本最低的办法是主要由邻国提供充分的庇护。⑤
全球移民正义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全球分配正义的一种体现形式，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与全球分配正义在论证进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说全球分配正义的目标阐述路径既可以是功利主义的也可以是义务论的，那么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对移民伦理的道德论证与全球分配正义的道德论证就有所相似，它们都涉及若干数量福祉的转移与分配。但是，移民伦理或全球移民正义的情形比全球分配正义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全球分配正义语境下的财富价值边际递减效应与贫困者的财富价值高回报效应之间的功利对比更加显著。在移民伦理语境下，虽然财富价值的边际递减效应依然存在，福祉总量的明显增加依然存在，但是移民目标地既有人群内部原本就存在着相对富裕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之间的差别。虽然移民目标地的既有生活状况与某些非常规移民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对比非常显著，但是对于移民目标地既有的相对贫困人群而言，某些非常规移民的到来，就可能意味着原本应该转移或分配给自己的福祉被剥离一部分给新到来的非常规移民，这就影响了作为公共意志和权力之体现的政府善待非常规移民的决心、方式以及可以投放的资源。这种情形显然比富国民众将对其仅具很小意义的边际递减性的财富价值转移给穷国民众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其面临的道德争议也大得多。尽管如此，这仍然不会改变移民伦理的功利主义考量和促进福祉均衡的目标，况且，即便是非常规移民也并非总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支付对象，通常而言这仅仅是阶段性现象，因为在经历一个过渡期之后，非常规移民也将成为新居住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公共益品的提供者。
在基本出发点上，与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并不着眼于个体的自由迁徙权和共同体的道德排斥所带来的功利性后果，而是主要从应然的视角来思考和诠释移民问题。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强调世界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基因，“最绝对地主张不限制人口流动”⑥，主张共同体解除针对人口迁徙的边界管制政策，并认为入境之后的居民和共同体的既有公民对于该共同体而言具有同等的道德主体地位，对二者实施的各种政策性区分在道德上无法得到辩护。一直以来，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都强调整个人类都具有相同、相通的人性本质，当然也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和伦理集合体，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这一论断适用于整个人类之下的每一个共同体或亚群体和个体。因此，在类似移民这样的关涉道德的重大事项上，共同体的边界并不包含强烈的道德意义，当然也不意味着道德鸿沟，因此不具备道德排斥意义，自然也不能影响个体的自由迁徙权和幸福追求权。 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关于移民问题的道德论证可能导致其理论进路通向一种“开放边界”⑦的诉求。在这一诉求中，共同体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任意或偶然形成的，不具备道德上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当然也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出生地并不是自己的理性选择，而是随机的，因此不同共同体的公民权不能被视为各自的某种特权，“人们没有理由认定出生于某些特定地方的人或者具有公民身份之父母所生的子女就一定比出生于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比异域的不具备公民身份之父母所生的子女更有资格或特权享受公民身份带来的权益”⑧。由于自由主义声称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而严苛的共同体边界管制及其引发的人权情势或人道主义事件则与这些道德诉求相违背，因此，“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连贯地证明这些（对移民）予以排斥的做法是正当的……而自由主义理论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涉及国家归属问题和政治成员资格问题，只是假设这个问题已经以一种满足自由主义原则的方式得到了回答，然而这一假设是值得怀疑的”⑨。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共同体的某些专属权，如移民管制权和领土排斥权，与共同体的重大相关理念之间为何持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张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共同体内部广泛存在关于移民问题之道德争议的原因。但是，在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移民问题仍然可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重要分水岭之一：自由主义是务实的理想主义，世界主义是世界化的自由主义，前者承认共同体边界的道德意义，“除了一些世界主义者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由民族主义者”⑩，而移民伦理语境中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则不再持有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三、欧洲移民危机的道德叙事：有限世界主义
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以及其他多种类型的移民如经济移民，持续拥入欧洲寻求居留，形成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影响甚巨，至今仍未得到完全、妥善的解决。欧洲移民危机引发了人们在更深层次上对移民伦理的多元思考和对重大移民事件的伦理探究。
每一个移民事件中都存在着多样性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因此，每一个移民事件在本质上都既是政治问题，又是道德问题。道德牵制是每一位面临移民危机主要包括非常规移民危机如难民危机的政治决策者的主要顾虑之一，寻求道德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平衡是处理移民事件的永恒主题，欧洲移民危机亦不例外。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围绕欧洲移民危机的各种争辩中，充满了大量的道德评论和政治折中。一般意义上，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收容或接纳庇护寻求者或适当数量的难民，这一政策本身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无论是世界主义者还是非世界主义者都认可这一典型的基于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执行的政策。但是，面对深涉国际伦理的种种纷繁复杂的移民问题，纯粹而强硬的共同体边界管制或理想而浪漫的自由迁徙权想象，都难以成为移民问题所涉各方皆乐意接受的伦理应用方案，在此背景下，一种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呼之欲出。从欧洲移民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的两個主旨观点。
第一，在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看来，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这是国际伦理视域中移民问题的一个核心要件——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应该被尊重和确认，边界的道德拒斥意义需要被有限或适当地承认。这是进行国际移民伦理探究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有组织社会的必然的衍生结果，对国际移民问题的世界主义或非世界主义视角的道德叙事都应该在此背景下展开。欧盟长期以来实行宽松的边界管制，强调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政策，在道德价值上对边界排斥权有着相对较多的否认，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则接受康德关于世界主义化的地球表面被国际体系化的观点。因为在原初意义上，康德认为“地球表面是整个人类的共有财产，每位个体都对地球表面拥有一种基础性的权利”B11，人类——当然包括其中的每位个体——拥有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加拥有对地球表面某一特定区域的垄断独享权。但是作为基础性权利的自由流动权，可以在程度和性质上有多种体现，这些体现主要包括旅行访问权、入境居留权或者入籍归化权。而康德式的友好与接纳并未触及庇护情形之外的入境居留权或入籍归化权，人类社会已经不再处于原初状态，地球表面已经被人为碎片化，人们的自由流动权需要得到各个主权国家的许可和保证。因此，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演变成了一种“从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获得行走在地球表面的权利”B12。这一演变的结果是，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虽然没有湮灭，但是受到限缩，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就是对这个限缩结果的客观承认，这说明，即使作为近代世界主义思想重要来源的康德，也尊重和确认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共同体边界的道德排斥意义。而欧洲移民危机就是欧盟在共同体边界排斥权方面长期的道德模糊的结果或效应，这是欧洲移民危机发生并持续的道德诱因。
第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是一种利益与道义相结合的国际移民伦理。利益与福祉的权衡是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的核心考量，普遍道义原则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的基本主旨，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则将二者关注的核心结合起来，主张在移民问题上利益与道义的同步实现。而且从深层意义上看，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也在部分程度上兼顾着作为非世界主义视角的社群主义移民伦理和现实主义移民伦理的基本忧虑。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在认可作为伦理共同体之成员的每位个体皆享有平等的全球性或世界性道德地位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国际移民问题上为确保这种地位而必须支付的成本与代价对于国际社会的既有能力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是每一位务实的移民伦理论者都应该确认的预期。因此，为了避免完全的正义导致完全的灾难，就必须采取以部分正义实现部分福祉的方式，来推进国际移民问题上福祉总量的增长，同时使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所关注的个体的全球性道德地位在部分程度上得到实现。“分配难民负担的政策必须在全球分配正义的框架内予以概念化”B13，在国际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以部分正义实现部分福祉的情形，既是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也是其他多种全球分配正义实现方式的再现。 在欧洲移民危机这个具体案例上，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应该重新被确认与尊重，虽然这与欧盟多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和开放边界政策有所违和，但这是基于国际体系现实的必要选择。毕竟，无论欧盟的内部融合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展，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处在这个国际体系现实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共同体而存在的欧盟，其本身也是多种功能性价值的集合体，不仅是一定程度上的安全共同体，欧盟更多的还是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差异性道德观念”在欧洲移民危机中的存在。这种“差异性道德观念”既不可能让欧盟将各类移民完全阻隔在边界之外，从而使其成为聚集在家门口的陌生人，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接纳全部的各类移民，遑论其中多数是需要耗费移民目标国巨资的难民。因此，欧洲移民危机的应对，更加需要采取一种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将各方的利益关切与道义考量结合起来，以符合公认为合理的国际伦理标准的移民评估体系来确定在欧洲移民危机解决方案中公平的责任分担。这需要在结合移入地就业需求和责任能力的基础上，对各类移民进行确切的身份甄别和背景考察，也需要对各类移民在入境接纳之后的意愿进行深入调查，以便确定在何种程度上给予移民者何种性质的庇护或安置，比如自愿返回家园、期待在移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以便长期居留乃至未来入籍归化，或者前往第三国。在此种情形之下，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将会成为欧洲移民危机得以充分缓解和最终化解的重要选择。
四、结语：移民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人类是利益与共、安危相系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但在风险社会特征日益显现的当前时代，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问题愈加突出，加之移民行为本身所固有的跨境属性及其兼具的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情感与价值、人權与主权、政治与民粹、文化与文明、宗教与信仰、财政与福利等多重领域的复杂特质，致使移民问题远非单一国家所能面对和解决的，必须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期望的那样，各国合作共赢。因此，对主要作为国际伦理之重要内容的移民伦理的研究，比以往更加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意义，亦是全球移民正义的实现前提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助力。然而，在道德排斥和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的应然关系上，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都尚未实现其论述进路上的逻辑目标。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能够满足正义实现目标与正义实现方式的多重需求，不仅为欧洲移民危机提供了缓解与化解的重要选择，而且在此意义上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加了可供镜鉴的理论素材和思想资源。
注释
①②⑥B13Richard Shapcott. International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olity Press， 2010， p.93， p.89， p.89， p.113.
③Kay Hailbronn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Germany.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ed.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German Marshall Fund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68.
④⑤Peter Penz.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 of Asylum. Refuge： Canada’s Journal on Refugees， 2001， 19（3）， p.49， p.51.
⑦Joseph H. Carens. An Overview of 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4， 17（5）， pp.555-558.
⑧Joseph H. Carens.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87， 46（2）， p.261.
⑨Phillip Cole. Philosophies of Exclusion：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and Immigr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⑩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9.
B11B12Ronald Stade. Citizens of Everything： the Aporetics of Cosmopolitanism. Lisette Josephides and Alexandra Hall. eds. We the Cosmopolitans： Moral and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Being Human. Berghahn Books， 2014， p.32， p.36.
责任编辑：思 齐
关键词：移民伦理；国际伦理；世界主义；欧洲移民危机；人类命运共同體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092-06
移民日益成为平常而重要的国际现象，移民问题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如果将移民问题仅仅停留在政策或评论层面，则难以深入探寻其内在本质与生成机理。同其他多种国内或国际焦点议题一样，移民问题应该被优先置于国际伦理学的语境下加以探讨，以便人们审视和省思其应有的和基本的道德叙事，移民伦理由此进入人们的关注视域。与其他相关文献对移民一词的使用情形相似，在未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语境中的移民一词指跨越国境的、以移入而非移出为目的的迁徙行为（或移民行为）与迁徙行为者（或移民行为者）。依据移民行为者希望获取的移民目标及其所能达到的移民程度，移入既可能意味着入境居留并成为居民，也可能意味着之后的入籍归化并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移民可能是常规的、合法的、主动的或者已被惯例许可的，例如常规的经济移民、技术移民、劳工移民或家庭团聚缘由的移民等；也可能是非常规的、“非法的”、被动的或者尚未被惯例许可的移民，例如难民或庇护寻求者等。
一、国际伦理中的移民：问题的生成与核心
移民伦理与全球移民正义直接关联，是国际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被视为国际伦理学和国际政治哲学的学科范畴。移民伦理旨在探究多种类型的跨境移民行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移民管控理论和实践应有的道德叙事与伦理内涵。厘清这些移民行为及其管控中的道德责任划分和伦理义务界定，可为基于移民问题而衍生的法律或政策制定提供必需的道德论证与道义解释，而作为移民伦理之逻辑预期的移民正义本身则是国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移民问题关乎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情感与价值，更涉及人权与主权、政治与民粹，在某些情势之下也同时兼具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宗教与信仰的抵触、财政与福利的博弈等多种极具争议性的特征。在国际社会，移民问题一向是最棘手的国际事务之一，很少有其他议题或事务像移民问题这样具有如此高度的道德复杂性，数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的移民危机即为明显之例。严峻的移民危机和难民问题不仅持续地冲击着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欧盟，也深刻地改变了现今时代的国际伦理议程，并在未来可以预见的长周期内，关于移民危机的化解和移民伦理的考察都将持续进行。无论是地中海上连绵不绝而又条件恶劣的偷渡船只，还是2015年那张传遍世界的叙利亚3岁难民幼童陈尸海滩的照片，都让人自然想到：伦理学应该如何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应该提供何种道德逻辑与学理思考？由于“公正的世界主义立场主张人们有权在地球表面自由流动”①，所以相对而言，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观一直是一个更受广泛关注的道德立场，是全球化之下全球伦理的产物，也是全球移民正义的主要学理基础。
一个作为移民伦理论证之重要变量的基本事实是，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和主权国家时代以来，对国家领土的有效掌握一直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主题之一，对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许可或不许可以及相应的控制与管理一直是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基础性的主权行为。因此，无论秉持何种观点，人们通常都不会断然否认领土排斥权或领土拒绝权在主权国家时代是一种由国家主权必然派生而来的基本特权。在为数不少的情况下，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对这种特权的反思、解构或修正。这就引发了人们对长期以来存在于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移民事件中的道德逻辑的深入思考，而思考的核心问题则主要包括：普遍的自由迁徙权是否是并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项应该被共同体广泛承认的基本人权，领土排斥权的道德理由及其逻辑依据何在，共同体是否应该并在何种程度上应该拥有和行使领土排斥权？简言之，移民伦理需要面对和阐释的是在移民与迁徙问题上的道德排斥问题。这个极具复合意义的问题直接指向的是：就入境和入籍或获得公民身份而言，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之间是何种性质的关系，共同体既有成员是否应该并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尊重和承认移民者的自由迁徙权和幸福追求权？毫无疑问的是，迄今为止，在非常规移民的入境和入籍问题上，就总体而言，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在大多数的情势中都呈现出持续紧张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移入地或者移民目标地而言，移民者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增加财政支出、稀释公共福利、威胁传统文化或信仰、影响既有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冲击共同体现有成员的就业状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恶化社会治安状况等。对此，常规性的观念是：移民者的入境或入籍不应以共同体及其既有成员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精神或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不可接受的损失为前提。
但是每位个体都毋庸置疑地拥有幸福追求权和至少是名义上的自由迁徙权，这在部分程度上出自个体的本能与人性，其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进入有组织社会的时间，更远远早于民族国家时代和主权国家时代的形成时间。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幸福追求权和自由迁徙权是在契约社会之前就久远且天然存在的基本人权。在进入有组织社会和契约社会的过程中，幸福追求权当然不仅不应该受到限缩，反而应该因契约社会的形成而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和保证。但是，自由迁徙权却在有组织社会和契约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缩，成为一种非自由的迁徙权，共同体的地理边界也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其中之一便为：它同时也是自由迁徙的边界，是受限迁徙的边界，甚至有时是被禁止迁徙的边界。这就意味着在共同体的地理边界面前一同受限的必然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权，因为它同时也阻隔了个体对某个边界之内或之外的自主选择的生活想象与幸福想象。这种与自由迁徙权一同受限的幸福追求权，越是在未发展时代越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不是一个值得付诸思考的问题。遑论事实上越是在未发展时代，客观上自由迁徙权的受限程度原本就越少，因为共同体的控制力越是在未发展时代越相对弱化。 而在发展中时代或者后发展时代，伴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与确立，特别是现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各种经济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配置和个体价值需求缺口的全球化呈现，幸福追求权与自由迁徙权之间的关联空前紧密。在很多情况下，自由迁徙权的可实现程度能够直接决定某位个体或某些群体的命运与未来及其追求幸福的能力与机会，非自由迁徙权的非合宜性及其对幸福追求权所带来的巨大障碍就会越发显现，也日益成为国际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且，应该指出和承认的是，移民问题与移民伦理牵涉的情景通常都是在国际领域，因为这些情景中的移民行为是跨越国境的并以移入为目的的迁徙行为。本文语境或者类似本文语境中的移民与迁徙行为皆发生于共同体之间，非某一共同体独自面对的现象，通常涉及移出国、移入国和第三国，例如，欧洲难民潮主要来源于中东国家，首先抵达的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等欧盟边境国家，而迁徙目标国大多是德、法等国。“入境決定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移民和难民政策都发生于全球人员流动或全球难民危机的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决策。”②当然，出于对道德排斥的不同理解，某些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移民伦理或许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必要存在的，因为移民所涉的入境和入籍问题都“应该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③。如果沿袭这种看法，移民问题就不存在道德讨论与伦理辨析的空间。但事实上，政治问题不仅涉及权力博弈和利益取舍，更涉及道德判断。
二、世界主义的考量：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路
各种世界主义视角的移民伦理观对自由迁徙权和移民管制权的看法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即主张较少限制或不限制自由迁徙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各种世界主义视角的移民伦理观对待自由迁徙权和移民管制权的具体程度及其各自的论述进路或侧重又有所不同。因此，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观具有多种不同的思考面向和阐释方式，主要包含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个体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平等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道德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契约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和民主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来自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和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交集，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论述重心，具有不尽相同的价值立场和出发点。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强调的是世界主义这一颇具包容性的思想的某一特定面向。
在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论者看来，通常而言，无论是常规移民还是非常规移民，都在后果主义层面上增进了福祉总量。无论是基于改善生活、家庭团聚，还是基于自我价值的更大实现，主动移民或者常规移民通常都会为移民目标地的共同体创造更多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科技创新在内的社会价值；而被动移民或者大多数情况下的非常规移民则通过分享制度性的公共益品而获得自身状况的显著改善和良好的未来预期，从而也实现了社会福祉总量的显著增加。因此，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一直试图从后果主义视角来推进和完成其移民伦理的道德论证。可以说，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提供的是一个相对直观的功利权衡方式。对于某个共同体而言，如果许可移民者入境或入籍而导致的代价或成本明显小于移民者获得的——往往也是迫切需要的——收益的话，那么许可入境或入籍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道德正当性，严苛的入境或入籍人员管制就不再是必需的；如果许可移民者入境或入籍而导致的公共益品付出不比移民获得的收益明显小，甚至可能使该共同体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财政与福利支出危机、使既有文化与价值观受到威胁抑或公民成员的安全状况恶化，那么该共同体就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严格实施入境或入籍限制政策。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观不会必然导致后者情形的出现，因为“出于躲避迫害而寻求庇护或避难的人所获福祉的收益通常显著超过那些必须提供庇护的人所作的牺牲或者福祉损失”④。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功利主义的权衡方式对移民伦理视域中的难民或庇护寻求者更为适用，其原因在于：难民庇护对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移民正义具有至关重要性。基于此，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论者认为，对于那些应该受到庇护的难民群体的界定需要更加广泛，应该包括因饥荒和灾害等原因而受害的人，其成本最低的办法是主要由邻国提供充分的庇护。⑤
全球移民正义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全球分配正义的一种体现形式，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与全球分配正义在论证进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说全球分配正义的目标阐述路径既可以是功利主义的也可以是义务论的，那么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对移民伦理的道德论证与全球分配正义的道德论证就有所相似，它们都涉及若干数量福祉的转移与分配。但是，移民伦理或全球移民正义的情形比全球分配正义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全球分配正义语境下的财富价值边际递减效应与贫困者的财富价值高回报效应之间的功利对比更加显著。在移民伦理语境下，虽然财富价值的边际递减效应依然存在，福祉总量的明显增加依然存在，但是移民目标地既有人群内部原本就存在着相对富裕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之间的差别。虽然移民目标地的既有生活状况与某些非常规移民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对比非常显著，但是对于移民目标地既有的相对贫困人群而言，某些非常规移民的到来，就可能意味着原本应该转移或分配给自己的福祉被剥离一部分给新到来的非常规移民，这就影响了作为公共意志和权力之体现的政府善待非常规移民的决心、方式以及可以投放的资源。这种情形显然比富国民众将对其仅具很小意义的边际递减性的财富价值转移给穷国民众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其面临的道德争议也大得多。尽管如此，这仍然不会改变移民伦理的功利主义考量和促进福祉均衡的目标，况且，即便是非常规移民也并非总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支付对象，通常而言这仅仅是阶段性现象，因为在经历一个过渡期之后，非常规移民也将成为新居住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公共益品的提供者。
在基本出发点上，与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并不着眼于个体的自由迁徙权和共同体的道德排斥所带来的功利性后果，而是主要从应然的视角来思考和诠释移民问题。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强调世界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基因，“最绝对地主张不限制人口流动”⑥，主张共同体解除针对人口迁徙的边界管制政策，并认为入境之后的居民和共同体的既有公民对于该共同体而言具有同等的道德主体地位，对二者实施的各种政策性区分在道德上无法得到辩护。一直以来，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都强调整个人类都具有相同、相通的人性本质，当然也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和伦理集合体，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这一论断适用于整个人类之下的每一个共同体或亚群体和个体。因此，在类似移民这样的关涉道德的重大事项上，共同体的边界并不包含强烈的道德意义，当然也不意味着道德鸿沟，因此不具备道德排斥意义，自然也不能影响个体的自由迁徙权和幸福追求权。 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关于移民问题的道德论证可能导致其理论进路通向一种“开放边界”⑦的诉求。在这一诉求中，共同体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任意或偶然形成的，不具备道德上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当然也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出生地并不是自己的理性选择，而是随机的，因此不同共同体的公民权不能被视为各自的某种特权，“人们没有理由认定出生于某些特定地方的人或者具有公民身份之父母所生的子女就一定比出生于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比异域的不具备公民身份之父母所生的子女更有资格或特权享受公民身份带来的权益”⑧。由于自由主义声称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而严苛的共同体边界管制及其引发的人权情势或人道主义事件则与这些道德诉求相违背，因此，“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连贯地证明这些（对移民）予以排斥的做法是正当的……而自由主义理论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涉及国家归属问题和政治成员资格问题，只是假设这个问题已经以一种满足自由主义原则的方式得到了回答，然而这一假设是值得怀疑的”⑨。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共同体的某些专属权，如移民管制权和领土排斥权，与共同体的重大相关理念之间为何持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张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共同体内部广泛存在关于移民问题之道德争议的原因。但是，在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移民问题仍然可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重要分水岭之一：自由主义是务实的理想主义，世界主义是世界化的自由主义，前者承认共同体边界的道德意义，“除了一些世界主义者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由民族主义者”⑩，而移民伦理语境中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则不再持有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三、欧洲移民危机的道德叙事：有限世界主义
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以及其他多种类型的移民如经济移民，持续拥入欧洲寻求居留，形成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影响甚巨，至今仍未得到完全、妥善的解决。欧洲移民危机引发了人们在更深层次上对移民伦理的多元思考和对重大移民事件的伦理探究。
每一个移民事件中都存在着多样性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因此，每一个移民事件在本质上都既是政治问题，又是道德问题。道德牵制是每一位面临移民危机主要包括非常规移民危机如难民危机的政治决策者的主要顾虑之一，寻求道德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平衡是处理移民事件的永恒主题，欧洲移民危机亦不例外。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围绕欧洲移民危机的各种争辩中，充满了大量的道德评论和政治折中。一般意义上，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收容或接纳庇护寻求者或适当数量的难民，这一政策本身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无论是世界主义者还是非世界主义者都认可这一典型的基于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执行的政策。但是，面对深涉国际伦理的种种纷繁复杂的移民问题，纯粹而强硬的共同体边界管制或理想而浪漫的自由迁徙权想象，都难以成为移民问题所涉各方皆乐意接受的伦理应用方案，在此背景下，一种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呼之欲出。从欧洲移民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的两個主旨观点。
第一，在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看来，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这是国际伦理视域中移民问题的一个核心要件——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应该被尊重和确认，边界的道德拒斥意义需要被有限或适当地承认。这是进行国际移民伦理探究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有组织社会的必然的衍生结果，对国际移民问题的世界主义或非世界主义视角的道德叙事都应该在此背景下展开。欧盟长期以来实行宽松的边界管制，强调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政策，在道德价值上对边界排斥权有着相对较多的否认，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则接受康德关于世界主义化的地球表面被国际体系化的观点。因为在原初意义上，康德认为“地球表面是整个人类的共有财产，每位个体都对地球表面拥有一种基础性的权利”B11，人类——当然包括其中的每位个体——拥有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加拥有对地球表面某一特定区域的垄断独享权。但是作为基础性权利的自由流动权，可以在程度和性质上有多种体现，这些体现主要包括旅行访问权、入境居留权或者入籍归化权。而康德式的友好与接纳并未触及庇护情形之外的入境居留权或入籍归化权，人类社会已经不再处于原初状态，地球表面已经被人为碎片化，人们的自由流动权需要得到各个主权国家的许可和保证。因此，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演变成了一种“从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获得行走在地球表面的权利”B12。这一演变的结果是，在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权虽然没有湮灭，但是受到限缩，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就是对这个限缩结果的客观承认，这说明，即使作为近代世界主义思想重要来源的康德，也尊重和确认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共同体边界的道德排斥意义。而欧洲移民危机就是欧盟在共同体边界排斥权方面长期的道德模糊的结果或效应，这是欧洲移民危机发生并持续的道德诱因。
第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是一种利益与道义相结合的国际移民伦理。利益与福祉的权衡是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的核心考量，普遍道义原则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的基本主旨，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则将二者关注的核心结合起来，主张在移民问题上利益与道义的同步实现。而且从深层意义上看，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也在部分程度上兼顾着作为非世界主义视角的社群主义移民伦理和现实主义移民伦理的基本忧虑。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在认可作为伦理共同体之成员的每位个体皆享有平等的全球性或世界性道德地位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国际移民问题上为确保这种地位而必须支付的成本与代价对于国际社会的既有能力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是每一位务实的移民伦理论者都应该确认的预期。因此，为了避免完全的正义导致完全的灾难，就必须采取以部分正义实现部分福祉的方式，来推进国际移民问题上福祉总量的增长，同时使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所关注的个体的全球性道德地位在部分程度上得到实现。“分配难民负担的政策必须在全球分配正义的框架内予以概念化”B13，在国际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以部分正义实现部分福祉的情形，既是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也是其他多种全球分配正义实现方式的再现。 在欧洲移民危机这个具体案例上，共同体的领土拒绝权或边界排斥权应该重新被确认与尊重，虽然这与欧盟多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和开放边界政策有所违和，但这是基于国际体系现实的必要选择。毕竟，无论欧盟的内部融合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展，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处在这个国际体系现实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共同体而存在的欧盟，其本身也是多种功能性价值的集合体，不仅是一定程度上的安全共同体，欧盟更多的还是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差异性道德观念”在欧洲移民危机中的存在。这种“差异性道德观念”既不可能让欧盟将各类移民完全阻隔在边界之外，从而使其成为聚集在家门口的陌生人，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接纳全部的各类移民，遑论其中多数是需要耗费移民目标国巨资的难民。因此，欧洲移民危机的应对，更加需要采取一种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将各方的利益关切与道义考量结合起来，以符合公认为合理的国际伦理标准的移民评估体系来确定在欧洲移民危机解决方案中公平的责任分担。这需要在结合移入地就业需求和责任能力的基础上，对各类移民进行确切的身份甄别和背景考察，也需要对各类移民在入境接纳之后的意愿进行深入调查，以便确定在何种程度上给予移民者何种性质的庇护或安置，比如自愿返回家园、期待在移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以便长期居留乃至未来入籍归化，或者前往第三国。在此种情形之下，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将会成为欧洲移民危机得以充分缓解和最终化解的重要选择。
四、结语：移民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人类是利益与共、安危相系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但在风险社会特征日益显现的当前时代，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问题愈加突出，加之移民行为本身所固有的跨境属性及其兼具的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情感与价值、人權与主权、政治与民粹、文化与文明、宗教与信仰、财政与福利等多重领域的复杂特质，致使移民问题远非单一国家所能面对和解决的，必须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期望的那样，各国合作共赢。因此，对主要作为国际伦理之重要内容的移民伦理的研究，比以往更加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意义，亦是全球移民正义的实现前提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助力。然而，在道德排斥和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的应然关系上，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都尚未实现其论述进路上的逻辑目标。而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能够满足正义实现目标与正义实现方式的多重需求，不仅为欧洲移民危机提供了缓解与化解的重要选择，而且在此意义上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加了可供镜鉴的理论素材和思想资源。
注释
①②⑥B13Richard Shapcott. International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olity Press， 2010， p.93， p.89， p.89， p.113.
③Kay Hailbronn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Germany.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ed.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German Marshall Fund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68.
④⑤Peter Penz.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 of Asylum. Refuge： Canada’s Journal on Refugees， 2001， 19（3）， p.49， p.51.
⑦Joseph H. Carens. An Overview of 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4， 17（5）， pp.555-558.
⑧Joseph H. Carens.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87， 46（2）， p.261.
⑨Phillip Cole. Philosophies of Exclusion：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and Immigr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⑩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9.
B11B12Ronald Stade. Citizens of Everything： the Aporetics of Cosmopolitanism. Lisette Josephides and Alexandra Hall. eds. We the Cosmopolitans： Moral and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Being Human. Berghahn Books， 2014， p.32，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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